1955年亚非会议的召开为中国发展对非洲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此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加强同非洲国家的接触，至改革开放前中非关系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目前学界对这一时期中非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双方的政治关系以及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而对于同属于经济范畴的贸易往来则关注较少。鉴于此，本文拟对1955~1965年中国发展对非洲贸易的缘起、中国促进贸易的方式及双方贸易发展的状况、贸易的援助性质及其政治意义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深化中国对非洲贸易的研究。 

　　一、中国对非洲贸易的缘起 

　　新中国的成立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平衡，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战略部署。由于中国在亚洲乃至全世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其在亚洲面临的最复杂、最严重的挑战。为了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国的影响力，美国政府对华实施遏制政策：政治上，美国继续支持国民党当局拒绝承认新中国，同时在国际场合孤立和排挤中国；经济上，美国伙同其盟友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军事上，美国积极介入朝鲜战争，支持法国扩大越南战争，并在中国周边构筑了一个军事战略包围圈。这一严峻的外部形势使突破封锁、维护独立、获得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而此时正在开展民族独立运动的非洲国家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外交重点争取的对象之一。 

　　然而，尽管中国和非洲在历史上曾有过良好的互动，但新中国发展对非关系却面临诸多不利的因素。首先，进入近代之后，由于非洲和中国相继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双方联系逐渐减少。其次，美国等西方国家大肆抹黑新中国的形象，把中国描述成一个“对内专制独裁、对外输出暴力革命”的国家，使许多尚未与新中国接触的国家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产生了误解，并由此产生担忧和疑虑。例如，西方媒体曾污蔑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会到处毁坏清真寺和教堂，烧毁《古兰经》和《圣经》，教徒也会被当成反革命分子关进监狱。这些攻击造成信奉伊斯兰教的埃及对新中国产生误会，成为埃及发展对华关系的主要障碍之一。［1］再次，中国与非洲国家分属两个不同的文明体系，双方在语言、文化、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在交流过程中容易产生误解。如何克服这些困难，以便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开辟道路，这是当时中国发展对非关系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对于这一问题，周恩来在领导中国开展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清晰有效的解决方案。他将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纳入到中国的整体外交战略之中，认为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是中国外交的两翼。他曾指出：“我们的外交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而且往往是经济、文化打先锋，然后外交跟上来”。［2］在几经尝试之后，1955年，周恩来的“贸易先行”思想，即在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可以与外国特别是亚非拉国家发展贸易往来，可以互设商务代表机构的接触方案趋于成熟。［3］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中国于1955年3月开始与埃及进行贸易接触，当时中国进出口公司驻柏林代表处与埃及工商部部长哈森·马列伊就发展两国政府间的贸易关系问题举行会谈。［4］这是双方贸易代表一次有意义的接触，但对于包括贸易往来在内的中非关系而言，实质性的进展是在亚非会议召开之后。1955年4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作为首次只有亚非国家参加的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会议在促进贸易发展、反对帝国主义对原料的压价和操纵等贸易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代表提出的举办区内贸易博览会、鼓励互派贸易代表团等促进贸易的具体方法，得到与会代表的认可并列入公报内。［5］会议期间，周恩来利用各种场合加强同非洲国家代表团的互动，并向他们发出了访华的邀请。随团出席会议的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与埃及工商部副部长穆罕默德·努赛尔就促进双方贸易发展展开对话，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埃及方面表示：同意五六月间派贸易代表团来中国并欢迎中国派代表团去埃及，同意订立政府间的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并愿考虑将来互设贸易机构。［5］（p.93）会后，在团结和互助等口号的推动下，中埃贸易关系迅速发展。是年5月，埃及首个政府代表团直接从万隆来华访问，商谈贸易和文化合作的相关事宜。8月，中国同埃及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翌年1月，中国政府在埃及首都开罗建立了商务代表处，2月，埃及在北京设立了商务代表处。5月，中埃建交之后，陈家康被任命为中国驻埃及大使，此后，中国以埃及为立足点积极拓展同其他非洲国家的贸易联系。1957年，中国成功地与突尼斯、利比亚、尼日利亚、加纳、埃塞俄比亚等国建立贸易关系。［6］至1965年底，尽管中国只与17个非洲国家建交，但却与当时已独立的37个非洲国家都建立了贸易联系。 

　　二、中国对非贸易的概况 

　　（一）中国促进对非贸易的方式 

　　在与非洲国家的接触中，中国政府有意识地通过三种途径增进双方的贸易往来。首先是加强双方贸易代表团互访。1955年8月埃及首个贸易代表团访华，1956年中国派出多个贸易代表团分别访问了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摩洛哥等国。1958年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了南部非洲的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Federation of Rhodesia and Nyasaland）是一个英国自治领，成立于1953年8月，又名英属中非联邦，由原来英属的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以及尼亚萨兰这三个地区组成。其版图大致包括今日的津巴布韦、赞比亚和马拉维三国。后因上述地区人民的反对而于1963年12月宣告解体。）以及南非联邦。［7］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非洲独立国家数量的增加，中国贸易代表团的足迹遍布非洲大陆。与此同时，每年均有数个非洲贸易代表团来华访问。一般而言，非洲国家贸易代表团的团长为该国负责对外工商业事务的部级官员，而中国贸易代表团的团长则通常为对外贸易部部长或副部长。贸易代表团访问期间除了与对方商务官员会晤，还经常向受访国分发商品宣传手册或者就两国签订贸易协定展开谈判，有时甚至直接达成商品交易。例如，1955年8月埃及工商部部长穆罕默德·努赛尔率团访华时，中埃既签订了贸易协定和第一个协定年度议定书，又签订了埃及从中国进口钢材的协议书和中国从埃及进口棉花的合同。［8］此外，贸易代表团之间的互动还起到传播中国贸易政策和理念的作用。1956年4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率团访问埃及，他在记者招待会的发言中指出，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原则这一基础之上的。1955年8月，中国和埃及签订了贸易协定，两国之间的贸易量在过去一年中有了显著的增加，预计1956年还会有进一步的增加。中国愿意和苏丹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同时也欢迎和利比亚以及其他非洲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9］ 

　　其次是积极举办或参加商品展览会。在亚非会议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商务代表团先后两次在埃及举办商品展览会。1957~1959年间，中国连续三年参加了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国际展览会，20世纪60年代之后中国又多次参加阿尔及利亚的国际展览会。中国在非洲参加展览的产品一般包括茶叶、轻工业和手工业品以及少数能够展现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工业产品。这类展览活动既有助于非洲国家了解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增强其对中国商品的兴趣，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加强与非洲政府高层及普通民众的互动。1956年5月，中国在开罗举办第二次商品展览会，埃及政府领导人、各部部长以及苏丹总理和外交部部长均观看了展览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期间中国代表团和埃及工商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并达成价值近百万英镑的交易和确定近百万英镑的中国商品代理。［10］1957年，中国首次参加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国际展览会时，代表团受到高规格的接待，摩洛哥国王、首相和大臣们都首先参观了中国展览馆，在半个多月的展览中参观者达120万人以上，中国的重工业产品和茶叶大受欢迎。［11］ 

　　再次是签订政府间贸易和支付协定。这类协定的签订意味着双方的贸易往来得到官方法律文本的保障，是双方贸易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同时也被视为双方迈向建交的第一步。1955年8月，中国与埃及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和第一个协定年度议定书，这是新中国与非洲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1956年10月，中国同埃及签订了第二个协定年度议定书以及支付协定。在中埃贸易关系快速发展的带动之下，1958年秋，中国先后同突尼斯和摩洛哥签订了贸易协定。20世纪60年代，中国又相继与几内亚、马里等12国签订贸易和支付协定。至1965年底，中国与当时存在贸易联系的37个非洲国家中的13个国家签订过这类协定。其中，仅1964年中国就与刚果（布）、阿尔及利亚、布隆迪、肯尼亚4国签订了贸易和支付协定。贸易和支付协定为期1~5年不等，通常规定缔约双方每年的贸易额、最惠国待遇、用于交换的商品、贸易过程技术细节问题的处理等。由于非洲国家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独立之后又普遍遭受原宗主国的经济封锁，外汇严重不足，难以进行现汇贸易，因此，这一时期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主要以记账支付的方式进行，即协定规定缔约双方的央行相互以对方名义开立无息无费的账户。出于满足非洲国家实际需要的考虑，贸易结算货币一般为非洲缔约国货币，有时也以英镑代替。此外，与同期中西方贸易协定相比，中非贸易协定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阐明两国间的贸易以进口商品总值和出口商品总值平衡为原则，深刻体现了亚非会议平等互利的合作精神。事实证明，“这种双边贸易方式对许多在为其主要商品寻求价格满意的稳定市场和为其进口提供资金等方面均存在困难的不发达国家具有吸引力。”［12］ 

　　（二）中国对非贸易的发展历程 

　　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就与部分非洲国家存在小规模的民间贸易往来。亚非会议后，中国政府通过上述三种途径有效地推动了中非贸易的发展，促使中非贸易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间的贸易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在该框架下，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在1955~1960年间处于持续增长的发展态势之中。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相关报告表明，这一时期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在中国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中排名第三，仅次于远东和西欧地区。其中，1958年中国自非洲的进口额为4716万美元，出口额为5142万美元，贸易总额（含南非）共计9858万美元，这一数字与1957年相比增长了近10%。［13］1959年，由于受“大跃进”所需物资进口的增长以及可用于出口的商品短缺的影响，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贸易下降将近10%。［12］然而，中非贸易却未受到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继续保持增长态势。美国情报机关的报告认为，尽管1959年上半年中国对摩洛哥的绿茶出口下降了，但1959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仍将上升。［14］ 

　　这一阶段，中国在非洲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为埃及、摩洛哥、苏丹、南非等国。中国与埃及的贸易自双方贸易协议签订之后迅速升温。根据协定的规定，中国对埃及的出口产品除了传统出口货物外还包括工业产品、机械、成套设备等，而进口的产品主要是埃及的棉花，棉花在中埃贸易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到1958年3月，中国在埃及棉花出口国中排名第三，仅次于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至1960年，中国在埃及出口市场的地位仅次于苏联。［15］摩洛哥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它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自中国的进口额通常超过中国出口至非洲大陆（除埃及和苏丹以外）总额的一半，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绿茶是摩洛哥国民的主要饮品。［12］（p.7）中国从摩洛哥进口的产品则主要为磷酸盐、沙丁鱼罐头以及在摩洛哥配装的大卡车，并且常常处于顺差地位。中国与苏丹、南非的贸易关系始于1958年，并于随后两年得到较快的发展，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南非的贸易在1960年7月暂时终止了。 

　　此外，中国还加强了同尼日利亚、加纳、乌干达等南部非洲国家的贸易联系。中国与尼日利亚在1958年以前就有贸易关系，之后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尽管并没有对华出口任何产品，但尼日利亚在1958年和1959年分别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40万英镑和186万英镑的商品。［6］（p.38）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种单向的贸易模式在非洲其他地方也存在，特别是在法语非洲国家。1960年以后情况有所改观，是年中国同尼日利亚和乌干达等国签订了进口棉花的协议。 

　　1960年是亚非会议后中非贸易的第一个高峰期，但是在随后两年中双方的贸易却遭遇了寒流。如下表所示，中非贸易额从1960年1.15亿美元下降至1961年的8500万美元、1962年的8700万美元，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自非洲国家的进口大幅度缩水所致。以埃及为例，在1961~1963年间，其对华出口锐减，甚至下降至1955年的水平。中埃在1961年2月5日签订的协议规定，本年度双方各向对方出口价值3000万英镑的商品，［16］但当年埃及实际对华出口额远未达到预期数额的1/5。到1962年，中国在埃及出口市场中的地位从第二位下降至第五位。［15］ （p.316） 

　　中国自非洲进口数额下滑的原因在于中国将有限的外汇资金转移到食品进口方面，而非洲国家并不处于一个能为中国提供大量所需粮食的位置。［17］1963年以后，中国自非洲的进口额快速复苏，并在1965年迎来了第二个高峰期，从而把中非贸易整体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1955~1965年中国对非洲（南非除外）国家贸易概况 

　　资料来源：Bruce D.Larkin,China and Africa 1949~1970: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91. 

　　推动这一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国民经济逐渐走出低谷，其对外贸的负面影响也在逐渐消除；二是中国积极挖掘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贸易发展潜力。在这方面，中国和坦桑尼亚两国在1964年建交之后的贸易增长格外引人注目。1965年，中国自坦桑尼亚的进口额与1964年相比增长了1倍多，而对坦桑尼亚的出口则比1964年增长了8倍。［18］此后，双方的贸易在坦赞铁路和其他工程项目的带动下持续增长至20世纪70年代前期。 

　　三、中国对非贸易的援助性质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往来以平等互利为指导原则，然而在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经济利益往往让位于基于共同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治利益。在推进对非贸易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紧紧围绕非洲国家革命和建设的现实需要，采取若干明显照顾非洲国家利益的举措，使双方的贸易往来带有浓厚的援助色彩。 

　　首先，中国以贸易积极配合非洲国家的正义斗争。中国与埃及的贸易活动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埃及在纳赛尔上台之后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外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主张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此举引发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英美等国采取冻结资金、贸易制裁以及压低棉花价格等举措进行报复，导致埃及棉花大量积压。为缓解埃及面临的经济压力，中国在棉花自给有余的情况下仍多次进口埃及的棉花。仅1954年和1955年，中国就从埃及进口了价值3637万美元的棉花和棉纱。［19］1956年3月，中国贸易代表团在访问埃及期间宣布，中国将再向埃及购买1亿英镑的棉花，其中现汇支付590万英镑。［1］（p.12）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中断与埃及的贸易往来，中国不但继续履行已有的贸易合同，而且还与埃方达成多宗新的交易，并将包括6000吨豆类、1000多吨冻牛羊肉，以及大批钢材、粮食、矿石等急需物资运往埃及。［20］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向埃及提供贸易援助款，同意将2000万瑞士法郎存入埃及国家银行，作为中国自埃及进口商品的预付款项。［4］另外，为增加埃及的外汇储备使其有能力从苏联进口武器抵御外敌，中国在清算账户框架之外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与埃及进行现汇贸易，这一方式一直持续至20世纪70年代初。所有这些带有援助性质的贸易活动使中国在双方的贸易发展历程中基本上处于逆差状态。 

　　中国断绝同南非进行贸易是以贸易配合非洲国家正义斗争的另一个典型例子。尽管中南的贸易接触较晚，但是到1959年双方的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然而，为了支持南非有色人种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斗争，中国政府宣布自1960年7月起断绝与南非的一切贸易往来，并于次年3月28日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将此事告知南非统一战线。1963年5月，首届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召开，会议谴责了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呼吁各国同南非政府断绝外交和经济上的关系。［21］7月15日，新华社受权发表声明，重申中国政府今后将继续不与南非当局发生任何直接的、间接的经贸关系。［22］对于1964年7月第二届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关于继续抵制南非的呼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中国“将继续对南非殖民当局实行贸易和外交抵制，继续坚决支持南罗得西亚人民，葡属非洲殖民地人民和其他还处于殖民统治下的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23］这些声明彰显了中国政府支持南非人民反抗种族压迫斗争的决心和意志，有力地回应了外界关于中国对南非经济制裁不力的质疑之声。这种以牺牲自身经济利益为前提的间接支援方式也是中国国际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事实上，从当时双方贸易情况来看，中国做出断绝同南非经贸关系的决定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以1959年双方的贸易为例，美国情报机关的相关资料表明，该年中国自非洲国家的进口额为6151.5万美元，出口额为5160.1万美元，贸易总额共计11311.6万美元，其中中国与南非的贸易额为1391.2万美元，约占中国对非贸易总额的12.3%。［12］（p.11） 

　　其次，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非洲国家提供商品援助。由于受殖民主义的长期压迫，非洲国家在经济、财政以及金融等领域严重依赖西方宗主国。独立之后，多数国家遭受原宗主国的经济制裁，普遍面临经济下滑、外汇储备短缺等困难，甚至有些国家连可用于贸易的商品也严重不足。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在推进对非贸易时，以贸易贷款、财政援助贷款、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贷款、无偿赠款等方式为非洲国家提供商品援助。其中仅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中国就通过以上四种方式共为非洲国家提供1.02亿美元商品贷款。［4］（p.346）1955~1965年间，接受中国商品援助的国家有埃及、阿尔及利亚、几内亚、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其中马里和肯尼亚是这一时期接受中国商品援助较多的两个国家。1961年2月，中国与马里签订了货物交换和支付协定，规定中国向马里出口各种机械、农具、仪器和电气用品、化工品、医疗器械、建筑材料、纺织品等16大类产品，而马里则向中国出口花生、大米、果仁及棉花等产品；同时双方相互给予对方账户无息透支2.5亿马里法郎的权利。［24］因后者在实质上类似于贸易贷款，并且在实际的贸易中马里可用于交换的产品种类相当少而且供应量不足，因此有学者认为将该协定描述为援助更为合适。［6］（p.86）1964年5月，肯尼亚与中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承诺为其提供1500万美元的发展贷款，用于购买中国的初级工业品和其他设备。［25］1965年以后，坦桑尼亚逐渐成为撒哈拉以南地区接受中国商品援助最多的国家。 

　　再次，中国积极进口非洲国家的商品，同时向其出口急需的产品。非洲国家在获得独立之后为摆脱原宗主国经济上的新殖民主义，纷纷寻求可代替的贸易市场，而中国则成为非洲国家的重要选择之一。对于非洲国家的贸易诉求，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满足，与苏丹的贸易往来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1958年前后，受国际棉花市场低迷的影响，苏丹棉花大量滞销，中国随后于该年7月与苏丹签订了数量可观的棉花购买协议。1964年，世界食糖市场普遍短缺，每吨价格飞涨至80英镑，苏丹对食糖的需求量很大，而中国向其出口的食糖价格每吨仅为51英镑。［6］（p.151）此外，中国还积极进口摩洛哥的磷酸盐和沙丁鱼罐头，乌干达、尼日利亚等国的棉花，几内亚的咖啡等产品。尽管在以茶叶为主要饮品的中国，咖啡的市场相当有限，但中国依旧根据双方的协议于20世纪60年代初从几内亚进口价格不菲的咖啡。对于茶叶、冻牛羊肉、纺织品等非洲国家急需的物资，中国在自身经济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仍尽量安排出口。 

　　四、中国对非贸易的政治意义 

　　中国发展对非贸易关系除了受联合国对华贸易制裁的制约外，还受双方地理位置相距遥远以及经济互补性欠佳等因素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在工业化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总体而言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这一国情使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农产品和工业原料为主要出口产品，以国内工业化所需的机器设备为主要进口产品。非洲的情况与中国颇为相似，它们对工业设备以及资本商品的需求量很大，而中国为非洲提供的这些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均无法与欧洲的供应者相比拟。这些不利因素导致中非贸易尽管总体上呈增长态势，但却在双方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相当有限。1965年是“文化大革命”前中非贸易的顶峰，是年双方贸易额为1.95亿美元，但这仅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66%。［17］（p.91） 

　　或许是份额较小的缘故，中非贸易关系并未引起历来重视搜集中国信息的美国情报机关的关注。从已经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看，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涉及中非贸易往来的报告尚有若干篇，60年代之后美国情报机关的关注点转移至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技术援助，少数关于中国外贸的报告也重点用于分析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这一情况在学术界也同样得到反映。目前学界关于改革开放前中非经济技术合作的研究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而关于这一时期双方贸易关系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换言之，从某种程度上讲，中非贸易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实际上被忽视了。与非洲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固然对中国在非洲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因此将其锁定为单一主导因素则有失偏颇。1971年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支持下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研究者考察中国对非援助效果时经常加以引用的例子。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虽然不断增长，但是其总量与美国对非援助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由此可见，单一因素决定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非洲国家在面临美国压力的情况下选择支持中国这一现象。事实上，中非关系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对非洲政策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贸易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源。 

　　从实践的结果上看，中国发展对非贸易关系具有三个方面的政治意义：一是贸易往来为建立外交关系铺路。中国与埃及、摩洛哥、突尼斯等国外交关系的确立充分体现了贸易往来的这一意义。埃及在与新中国接触之初仍与台湾当局保持着“外交”关系，随着双方贸易互动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贸易协定的签订以及随后贸易额的迅速增长，中埃关系不断升温。最终埃及冒着美国取消援建阿斯旺大坝的危险于1956年5月宣布同中国建交。1958年中国先后同突尼斯、摩洛哥两国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此后不久，中国和摩洛哥的外交关系得以确立，突尼斯尽管并没有采取任何坚决行动，但是它表示将逐步承认新中国。［7］（p.8）此外，与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国的贸易活动虽未在短期内起到直接促成建交的效果，但持之以恒地接触无疑为日后双边关系的发展架起了一座桥梁。二是贸易往来增进了双方政府的互信，同时巩固了发展双边关系不可或缺的民意基础。中国大量购买埃及滞销棉花的友好举动在埃及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以及埃中友好关系成为当时人们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埃及的《开罗报》、《共和国报》、《消息报》等主要的新闻媒体均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其中《开罗报》社论认为，“非洲和亚洲各国彼此之间已经更加团结和更加合作了，这笔交易也将加强两国人民的友好联系，并且证明，帝国主义国家破坏万隆会议的一切努力都没有成功。”［26］三是贸易的援助性质彰显了中国的国际主义精神，为中国树立了正面的外交形象，从而增强了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作为一个刚摆脱帝国主义束缚的国家，中国通过带有明显援助性质的贸易活动向非洲国家表明，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上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立场是一致的，中非是命运共同体。同时，它也向非洲国家传递了中国对非政策的理念以及患难与共的精神。这种积极践行亚非会议关于团结与互助理念的行为有助于中国树立反帝反殖、热心帮助被压迫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外交形象。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情报机关的报告显示，绝大多数受过教育且有政治意识的非洲人将新中国视为人类事务的一股动力，并且从反对共同敌人——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脱颖而出。［7］（p.2）此形象的形成使非洲国家对中国产生积极的情感，并外化于非洲国家对新中国的友好行为之中。这种由情感因素所驱动的对外行为往往很难用现实主义的利益关系去衡量，它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在对非援助和贸易等方面的投入均无法与西方国家相企及但却获得非洲国家更多支持这一现象。 

　　在经济服务外交的年代里，中国发展对非贸易关系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政治属性，这一属性最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为贸易活动所体现出来的援助性质。换言之，贸易的援助性与政治性是一对表里关系，二者密不可分。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对非贸易的政治属性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谋求国际承认，打破西方国家孤立和封锁的现实需要，在这一方面国内外的研究者达成了共识；二是中国的身份认同和道义诉求，中国认为自身是一个刚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大国，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是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27］这一因素对中非贸易的影响往往为西方研究者和观察家所忽视。例如，有研究者指出，美国情报机构在分析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时，经常将中国对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等活动视为进行经济渗透，回避中国出于道义感而发展与不发达国家经济联系的这一论题。［28］ 

　　这种偏见归根到底在于西方人的冷战思维，事实上，时至今日它仍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非洲经济活动的观感。 

　　中国与非洲国家贸易关系的发展在为中国带来多重积极政治效应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中国损失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以至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非贸易的可持续性面临着挑战（这一挑战在随后的贸易方式改革中得到有效的解决）。尽管如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作为亚非国家冲破旧经济秩序的重要尝试，中非贸易实践为日后南南合作模式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参引文献］ 

　　［1］陈敦德：《探路在1964：周恩来飞往非洲》，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2］宋恩繁、黎家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1949年10月到1956年12月）》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页。 

　　［3］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贸易先行　以民促官——周恩来指导贸促会对外工作的思想和实践》，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29页。 

　　［4］《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55页。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6］Alaba Ogunsanwo, China’s Policy in Africa: 1958~1971,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 p.37. 

　　［7］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Communist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ffensive in Africa, No.8332, August 29, 1960, p.9. 

　　［8］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概况》编写组编：《非洲概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343页。 

　　［9］《我贸易访问团和商品展览团在开罗举行记者招待会》，《人民日报》1956年4月4日。 

　　［10］《中国商品展览会在开罗》，《人民日报》1956年5月13日。 

　　［11］文士桢：《中国展览馆在摩洛哥》，《人民日报》1957年8月4日。 

　　［12］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Relation with Noncommunist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No.8375, November 1,1960, p.4. 

　　［13］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Communist China’s Trade with Non-Bloc Countries in 1958, No.8150, November 10,1959, pp.6~17. 

　　［14］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cent Trends in Communist China’s Foreign Trade, No.8152, November 10,1959, p.5. 

　　［15］Joseph E. Khalili,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United Arab Republic”, Asian Survey, Vol. 10, No. 4 (Apr., 1970), p.315. 

　　［16］U.S.Consulate General Hong Kong,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No. 3021, July 18, 1963, p.38. 

　　［17］Bruce D.Larkin,China and Africa 1949~1970: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90. 

　　［18］George.T.Yu,China and Tanzania:A Study in Cooperative Interacti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0, p.41. 

　　［19］陆庭恩：《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和非洲的关系》，《西亚非洲》1997年第1期。 

　　［20］沐涛：《50年代中叶中国与埃及的贸易往来及其影响》，《阿拉伯世界》1994年第4期。 

　　［21］向培民：《非洲历史上的创举——祝贺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的成就》，《世界知识》1963年第11期。 

　　［22］《新华通讯社受权发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续不同南非殖民当局发生任何经济贸易关系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63年第13期。 

　　［23］《非洲人民团结反帝事业的新胜利——祝贺第二次非洲国家首脑会议胜利闭幕》，《人民日报》1964年7月23日。 

　　［2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里共和国政府货物交换和支付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61年第3期。 

　　［25］Jan S.Prybyla,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Africa 1960~1964”, Asian Survey ,Vol. 4, No. 11(Nov.,1964), p.1139. 

　　［26］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 

　　［27］石林：《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28］姚昱：《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2期。 

　　［责任编辑：叶张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