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是一年以前，人们还习惯在关于中国未来的各种美好预测前面，小心翼翼地加上“假如”两个字。金融危机一年后，这些“假如”显得更加贴合实际了。

　　类似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时”的“当”字句，成为提到中国发展时最热门的句式。这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在他的新著《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中，用“冰冷无情的衡量方式”作出判断：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超过美国和印度，而且，也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和军事强国。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公布的报告中，对未来世界新秩序进行了展望：到2025年，世界将跟美国霸权说再见，而中国将成为这一变化的最大受益者。

　　投资银行高盛公司预测，到2027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就在金融危机之前，这个日期是2050年。

　　一年之内，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世界看待中国的眼光已经大有不同。

　　日本《每日新闻》记者笠原敏彦注意到，他与中国外交官接触时，发现他们的言行突然变得非常外向。一位外交官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这一年我们在对外宣传方面更加积极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越来越高，我们也更加自信了。”

　　中国的对外战略原则和行为方式是否真的如笠原敏彦转述的那样，在一年内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呢？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中国在未来将又会奉行什么样的对外战略呢？ 《环球》杂志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一系列国内知名专家，请他们前瞻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十大看点。

　  前瞻一：韬光养晦，更有作为

　　两年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今年初，从GDP总量来看，中国成为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金融危机更进一步地影响了经济强国之间的力量对比，难怪有国外媒体惊呼，“金融危机将中国赶超美国的那一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这一天已经出现在了地平线上。”

　　在这种局势下，从2005年起学界关于是否在新的世纪里中国还要坚持“韬光养晦”的讨论再次被燃起。19年前，在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和解体、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中国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外交的这一基本战略已经失去了它的经济基础。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指出，“韬光养晦”强调不要将自己的实力暴露在外，而金融危机已经使中国全面暴露在世界面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让世界无法认为中国实力较弱，“韬光养晦”政策已经没有实施的基础。

　　而今年年初以来中国在财政领域的表现，似乎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阎学通的观点。3月，温家宝总理提醒美国关心自己的债务状况，“重申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接着中国又提出替换作为全球主导货币的美元，并在4月伦敦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要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获得更多影响力。瑞士《新苏黎士报》在评论中国这一连串的表现后指出，“北京在财政政策事务上明确抛弃了邓小平的克制口号”。

　　“‘韬光养晦’这个政策不落后，也不过时，它是一个非常正确也非常行之有效的政策，这个战略没有改变，我们也不准备有所改变。”中国外交学会秘书长黄星原对《新苏黎士报》评论不以为然。“其实‘韬光养晦’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有所作为。结合起来，表示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基本态度，对自己实力的基本评价，以及在外交政策上的基本定位，它将继续指导我们的外交工作。”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刘建飞肯定了黄星原的看法。“金融危机以来，虽然中国的许多外交行为看起来咄咄逼人，但其实只是阐述自己的主张，希望‘更有作为’，并非谋求当头，‘韬光养晦’并没有丢掉，在可见的未来也不会轻易丢掉。”在他看来，以往所提的“有所作为”是非常低调的表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内容也在扩大，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时，凭借自己的实力，的确更积极更主动，需要“更有作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王在邦进一步指出了这一政策的未来走向。他认为，在金融危机后的新形势里，要进行创造性的“韬光养晦”和创造性的“有所作为”，通过沟通、对话、增加透明度和相互信任来达到前者，通过进一步地融入世界、参与世界事务并进行全球管理来达到后者，这是未来几年中国对外战略应该把握的原则。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一原则在微调之下，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如同前文提到的《新苏黎士报》在文末指出的那样，“尽管今天的中国如此强大和自信，它仍有多个致命的弱点。正是这些脆弱之处会促使更为审慎的中国人重新想起邓小平的原则：不要过于显山露水。”

　  前瞻二：强调“和平”，化解“威胁”

　　1817年夏天，拿破仑在圣海伦岛上会见出使中华帝国的英国勋爵阿美士德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头沉睡中的雄狮。中国一旦惊醒，世界将为之震动。”

　　拿破仑的这段话大家并不陌生，即使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前几年，每次谈到中国的崛起，“沉睡雄狮”的比喻都会被引用。这位200年前的政治军事战略家的预言到了今日，似乎已经成为现实，迅速崛起的中国引起的，已经不仅仅是世界的“震动”，还有震惊及随之而来的焦虑。

　　从拿破仑开始，在过去的200年间，每当一个新崛起的世界大国挑战传统霸主地位时，总会爆发损失惨重的战争。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庞然大物迅速崛起，是否会给未来国际稳定蒙上阴影？这正是国际社会的焦虑所在。

　　这种焦虑甚至会演化成一种竭斯底里：中国的每一次正常、正当的经济行为，都引来一片“威胁”的呼声。不论是中国频频收购外国企业，还是中国在非洲拉美寻找自然资源，不论是GDP直追日本，还是在G20峰会上提出合理要求，“中国威胁论”的喧嚣从来没有远离过。

　　日本秋田国际大学副教授林和立在《远东国际评论》5月号上发表文章，警告一些国家说，以为北京因为渴望促进和平发展、完善自身国际形象就不会诉诸武力是“危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足够火力，对抗据认为是由华盛顿牵头，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支持的‘反华遏制政策’”。在澳大利亚，国防部和国家评估办公室对如何评估中国的崛起而发生分歧，其中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必然会对澳大利亚构成重大威胁，澳大利亚必须开始大规模扩充国防军力量，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种下这样的结论尚早，因为中国的军事能力要在几十年后才能在亚太地区与美军抗衡。

　　这些担心被刘建飞称为“中国崛起综合症”，他认为，这种认识非常正常。伴随中国崛起的是中国利益的扩大，由于国外投资、商品和劳务输出的增加，以往出现的一些比如说不尊重当地风俗的行为会由个体变成群体，自然会引发所在国的猜疑；另一方面，像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在改革开放中一直在帮助中国，给了中国不少援助和贷款，因此可以说是“居高临下”地看中国。金融危机以后，这些国家觉得中国比他们强了，心里肯定会有些不平衡，自然而然地会提高对中国的要求和标准，找中国的毛病，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针对中国的贸易案也越来越多的原因。在他看来，要解除这种想法是不可能的，未来中国只能反复强调“和平发展”和建立“和谐世界”的诉求。

　　黄星原则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对策，他认为除了坚持“和平发展”和建立“和谐世界”外，针对国际社会的猜疑甚至是敌对行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可以针锋相对，有的可以置之不理，有时妥协，有时大度，有时超然，这也是外交的手段。

　  前瞻三：“重头戏”在于增加互信与合作

　　黄星原告诉《环球》杂志，中国的外交排序，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虽然外交无小事，但大国关系无疑是国际关系里的重头戏，大国关系往往决定了国际形势的走向。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一跃而成为一些国际观察家眼中的“准超级大国”，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智库纷纷提醒自己的政府，下一步要应对的将是中国的“准超级大国外交”。7月27日至28日，中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召开，国外媒体热炒的“G2体制”似乎正在形成气候，法国《费加罗报》就在对话之后发表题为《两国集团的崛起》的文章，认为“在这个非正式的两国集团中，当今的超级大国美国和明天的超级大国中国将为规划全球的未来达成一致”。而日本和平安保研究所理事长西原正则把中国的地位进一步抬高，在他眼中，中国已与当年“万邦来朝”的景致无二，随着世界对中国经济依赖的日益严重，“高举自由、民主和人权大旗的大国领导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向中国献媚的世界，即‘媚华世界’正在形成。”

　　西原正引为佐证的例子是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西藏问题”。2008年12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当时法国为欧盟主席国）与达赖在波兰会面，中国采取了推迟中欧首脑会谈等一系列措施进行“报复”。最终，萨科齐不得不以暗示“不再干涉中国内政”的方式来收拾残局。西原正认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已经成为中国处理大国关系的利器，因为“只有与中国保护良好的关系，才是眼下复苏本国经济的唯一命脉”。

　　被无限拔高的中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会否改变往常的思路，像西方少数人恐惧的那样要求他们“俯首称臣”？中国如何对待“G2机制”的提法呢？

　　王在邦对《环球》杂志记者说：“中国与美国目前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超过其他大国，这是客观事实。但为什么一谈到G2，大家就要用冷战思维来看待呢？G2可以没有排它性，它不是像冷战时期那样结盟并对抗的关系，而是与其他大国合作，共同推动和谐世界的建立，中美两国可以是引领的，但绝非统治。”至于如何解决大国之间的问题，他认为还是要通过沟通和对话，要增加透明度和相互信任，“通过对话是可以改变对方的冷战思维的”。

　　刘建飞则把中欧之间出现的些许问题视为“就事论事”，他认为未来中国处理大国关系时并不会与现在有特别多的变化，基本还是寻求合作，不结盟不对抗也不树敌：“谁都是我的朋友，只要你不损害我的利益，我就可以与你合作。即使你损害我的利益，我们也可以就事论事，而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敌人。中国与日本、美国也是有问题的，但该合作还是合作。”在他看来，中国应该搞清楚自己的实力，搞清楚G2的真正含义。在具体问题上，比如说应对金融危机上，中美两国起的作用可能大一些，但不意味着光靠两国就能解决问题；在维护世界安全上，美国还是会靠北约，这是美国与欧盟的G2；在核武器上，美国只与俄罗斯谈关于削减核武器的事情，这是美俄的G2。

　  前瞻四：对邻国更加细腻

　　中国与邻国的关系，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近几年来，中国已与近邻解决了11项边界争端。但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一年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表现出一些复杂的情况：

　　一方面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如期推进，并将在2010年完成，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中的越南、菲律宾在南海出现了诸多争端；

　　一方面中印两国携手参加了首届“金砖四国”峰会，另一方面印度却对中国的崛起颇有微词，前外交部长、现财政部长普拉纳克·慕克吉曾公开宣称，“中国作为印度最大的邻国和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对印度来说是一个挑战”；

　　一方面中韩两国共同参与解决朝鲜核问题，另一方面韩国企划财政部却在其文件中称，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可能加剧两国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出口市场及能源外交领域；

　　一方面中日美三国为首次三方会谈而努力，另一方面日本却认为中国建造航母等将严重威胁甚安全……

　　说到底，一边是中国努力在与周边国家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为和平发展打造一个战略机遇期，尽可能地形成一个良好的周边氛围；另一边却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令周边国家产生不安，更有利用中国需要大局稳定的心理而搞“小动作”的行为。

　　刘建飞表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非常难处理的问题。中国一直努力显示出泱泱大国与周边国家平等互利的姿态，但个别国家却正好抓住这个弱点，在南海纠葛不断。“在未来，我们还是要针对这样的国家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外交部新成立了边界海洋司，是更重视我们海洋利益的表现，也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黄星原则表示，周边可能发生或者是已经出现的敏感问题应该及时得到处理，因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唇亡齿寒”，处理手段要更为讲究，更为细腻。至于周边对中国崛起的恐慌，也应该尽量与他们去沟通。

　　东南亚研究院高级客座研究员迈克尔·理查森在香港《南华早报》上发表的文章这样总结中国在金融危机后对周边国家的态度：“随着中国在该地区贸易、投资及其它活动的不断增加，它对维稳的兴趣最终可能盖过其对推行领土要求的兴趣。”

　  前瞻五：不“嫌贫爱油”

　　“中国不是嫌贫爱油之辈！”在今年两会所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如是回答记者关于中非能源合作的提问。在这个问题上，杨部长非常感性：“非洲朋友们、兄弟们要把他们潜在的优势变成现实的优势已经等了几百年了，还要让他们等下去吗？有人还要劝告他们等下去，这种劝告是道德的吗？中非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我相信，今后这种合作还要发展。”

　　在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问题上，全球经济由于金融危机而带来的衰退考验着每个投资者的胆量。中国最近在哪里投资了呢？6月，中国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收购了赞比亚的卢安夏铜矿；4月，中国同意向尼日尔提供9500万美元优惠贷款，用于阿泽里克铀矿项目；1月，中联公司与利比里亚签署了一份关于开发邦格铁矿的合约，价值26亿美元。正如2月中国胡锦涛访问非洲时表明的立场一样，中国愿意与任何非洲国家做生意。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与非洲兄弟始终站在一起，即使在金融危机中，这种根深蒂固的关系也没有发生改变。在未来，“我们还是要继续强化这种关系”，黄星原这样告诉《环球》杂志，“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我们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基础，或者基础发生动摇的话，我们的外交前景就暗淡了”。

　　前瞻六：提升热点议题话语权

　　在4月G20峰会召开前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央行行长周小川以及财政部长谢旭人密集发表文章或者讲话，阐述中国政府就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完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等方面的原则和立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的此番表态不同寻常。在过去的会议上，发达国家常常批评中国的经济和汇率政策，这一次，中国则采取了主动出击的姿态。

　　与中国一起，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纷纷在会议上对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提出建议，强烈要求国际金融体系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国的表现得到了“抢眼”的评价，更有国外媒体认为中国的“G20外交”是一次漂亮的“亮剑”。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寻求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权？是否要发起对现有国际秩序的“革命”？

　　“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以前中国外交老讲‘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现在不这么说了，我们的表述是‘使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没有必要去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但是中国可以在国际体系中和热点议题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比如说解决气候谈判这样的全球问题，使国际体系向为我有利的方向发展。”刘建飞这样认为。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中国在现有的国际体制中不会谋求主导地位，而是采取“积极推动、修改、完善”的态度，要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从发展的角度来改善中国的环境，也帮助发展中国家谋求共同发展。潘维也认为，目前中国的做法很好，没有理由去改弦更张。60年来中国的发展说明了现在所走的路是成功之路，“我们赢了，没有必要花力气去革命”。　

　  前瞻七：化危为机

　　中国石油公司希望获得能源资源的愿望在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年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现。2009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收购了总部位于瑞士的Addax石油公司，该公司的油气资产集中在尼日利亚和伊拉克。

　　属于西班牙石油巨头雷普索公司的阿根廷YPF石油公司也许会被出售，估价为170亿美元，雷普索公司为了支付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债务，不得不这么做。中国石油公司和印度石油公司都对YPF公司表现了浓厚的兴趣。据俄罗斯《生意人报》的估计，如果中国赢得了这次并购，那么中国在海外的原料资产投资将上升到430亿美元，比去年增加48%。

　　中国企业完全打破了世界主要石油公司关于在危机时期最好不要陷入有风险投资的设想。在危机时期，资产的价格大幅下跌，中国成功利用这个机会，成为能源资产并购市场最积极的参与者，力图以最小的代价摆脱经济危机。

　　这只是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学到的经验之一。

　　“我们的投资更多的是放在亚非拉地区。比如在非洲，我们的投资可以开发当地资源，获得投资权益，又能促进当地发展，在开发时还能解决资源枯竭后城市新的替代产业的发展，这样，我们就探索出一条既造福非洲人民，又造福中国人民的互利双赢战略。这是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学到的东西。”张燕生在讲解中国如何利用“机”方面如是说。他认为金融危机还教会中国，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太过依赖华尔街。中国需要与东亚、与其他国家来共同扩大内需、扩大贸易、扩大投资和货币合作。

　　黄星原则从外交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在危机中，中国及时抓住了‘机’，全球都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形势的好转给他们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跟中国相关的产业都为他们带来了比较快的复苏，让他们感到中国的作用，因此，他们对中国多了一份尊重。”

　　阎学通的想法更为务实。他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很多国家在金融方面需要借助中国的帮助，政治态度就会相对克制，这会对中国获得更多有利条件创造良好的机遇，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机遇，不断改善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前瞻八：全球营销

　　张燕生给记者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金融危机前，中国的出口主要依赖外国大的进口商和采购商，他们在中国下单后，将中国的产品运销到全世界。金融危机来临，大进口商们纷纷将中国的订单砍掉，中国外需萎缩的十分厉害。“以前我们GDP的增长，平均下来有2个百分点要依赖外需，现在这2个百分点不存在了！因此下一步，我们经济上的对外新战略就必须是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营销体系和全球生产体系。”

　　经济危机成为中国调整自己“内需”和“外需”两个市场的良机。“如何把中国的产品从主要依赖欧美市场转化为本地区的投资、本地区的贸易和本地区的消费，是我们下一步要努力去做的工作。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也就是企业经常讲的‘渠道是王’”。

　　“我们过去更多地考虑如何把过剩产能通过‘走出去’，转移到国外，是讲的生产，现在则应该帮企业寻找全球营销网络，建立起企业在不同市场区的渠道。”张燕生说。

　　王在邦把过去20年全球的发展归纳为“粗放式”发展，认为全球化加快发展的过程中，相应的上层建筑，如金融监管严重滞后。金融危机后，所有的国家都在调整产业结构，中国也不例外。在调整中协调内需与外需市场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也指出，中国接下来要做的，是打破国内垄断，释放私人部门的活力，真正地挖掘内需，使中国经济体以内需为主导，使国际上其他中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加深，而非像现在那样主要依赖欧美经济体。“如果中国经济转型成功，成为最终需求的发源地，其他国家对中国需求经济的依赖就能成为一个实质性的东西。”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9月8日刊登了大和综合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肖敏捷的一篇文章，指出金融危机后下一步中国经济体的战略需求：“以此次金融危机为契机，依赖于全球性经济繁荣的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高增长模式正迎来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在此背景下，实现以个人消费为支柱的扩大内需对于中国来说就成为一个吃紧的课题……一个新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前瞻九：软实力战略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近日公布了各国软实力的调查结果。该学会在美国、日本、中国、韩国、印尼和越南进行调查，根据经济、文化、人文资源、政治和外交五个指标，对这6个国家的软实力作出评估。根据综合评估结果，中国的软实力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在国际关系领域，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中国日益崛起的实力，以往大部分研究都是关注中国的“硬实力”，也就是通过军事能力和经济手段威逼或利诱他国执行一项政策或采取某一行动的能力。最近几年，中国的“软实力”成为大量研究关注的焦点。“软实力”是指一国通过吸引力获得它想得到的东西的能力。

　　从2005年起，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讨论出现井喷状态，随便浏览一下学术数据库以及热门网站，你会发现很多关于软实力的文章、领导人讲话稿、民意调查以及博客文章。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评价还是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无论是建设和谐社会还是遵循科学发展观，无论是反驳“中国威胁论”还是倡导建立和谐世界，软实力都贯穿于所有这些问题之中。

　　美国智库之一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2009年3月发表了一篇对中国软实力的报告《具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总结了近年来中国在软实力方面所作的努力：

　　2004年，从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建立起，直到现在全世界共有超过260所孔子学院，分布在75个不同国家；中国为一系列高端文化活动以及国际交流提供资金支持，包括2003年法国中国年、2007年俄罗斯中国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2006年，中国中央财政用于文化事业的支出比2005年增长23.9%，达123亿元，2007年用于软实力活动方面的外交支出将增长37.3%，达230亿元；2006年中国颁布了《文化事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其中一章专门讲中国文化“走向全球”的战略，鼓励媒体和文化相关的企业“加大中国文化的报道和国际影响力”……

　　不过文章在结论部分指出，尽管对软实力有着浓厚的兴趣，中国的软实力政策强调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临时采取的，主要是反应性的，旨在反驳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

　　这个结论赢得了黄星原的赞同。在他看来，在金融危机后，中国更要尽力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文化推广战略，把中国最有魅力、最有特色的东西向国际社会，向世人去展示，使中国的形象更为正面，使世界上有更多的国家能够理解中国。这种展示不仅仅表现在加大对外宣传的声音上，还要表现在加强对外宣传的技巧和效果上。

　　刘建飞认为现在中国没有系统的软实力战略，只有比如针对“中国威胁论”所提出的“和谐世界”和“和平发展”这样的宏观理念，这只是个目标，但具体还没有很成熟的应对战略。在下一个阶段，中国在对外战略方面应该形成自己的软实力战略。

　　潘维则指出了这种战略所应该包含的内容，他认为软实力的关键是中国自己文明的建设，中国应该形成有自信、有自尊的核心价值体系，建构新文化，“只有自己内部坚强了，在国际上才有可能‘畅销’”。

　  前瞻十：塑造中国模式

　　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马丁·雅克断定，中国将越来越多地作为一个替代发展模式的范例，这可能导致西方在每个领域主导的结束：经济、政治和文化。

　　其实早在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就发表了《北京共识》一文，提出中国的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模式。这一提法至今在中外学者当中仍存在争议，中国也极力避免使用这一词汇。但可以肯定的是，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论述已经一大堆，也引起了拉美、非洲、南亚以及前苏联国家的兴趣。经过金融危机，中国模式似乎散发出了更大的魅力，成为新的热门。

　　“中国模式可以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成为中国对外展示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增加它的吸引力，但中国决不会将它强加于人。”黄星原这样告诉记者。潘维也如此认为：“金融危机打破了西方模式优越性的神话，中国是金融危机中的最大赢家，这使中国模式变得诱人起来。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文化体系和政治观念都还不是很成熟，这个时候拿到世界各地去‘卖’是不可能的。当我们的主流价值体系建立起来，坚强起来，自然就能‘卖’得出去了。所以，现阶段可以展示，但不能去输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则十分看好中国模式：“美国模式因为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掠夺式的发展模式，主要靠掠夺他国的财富和资源发展，中国是靠自身创造财富，和其它国家是平等地贸易交流，互通有无，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对象。”

　　新加坡南亚问题研究所高级客座研究员伊夫特卡尔·乔杜里曾从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分析至今，认为中国的世界观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就是“和平发展”，只是在崛起过程中，中国一直在对其战术姿态进行微调。

　　他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中国的对外政策好似一条慢慢且蜿蜒流淌着的河流。因此，它不会突然改变方向。中国巨龙的情绪虽时有变化，但有一条脉络可循。如果世界希望在未来几十年里接纳中国并与之接触的话，就必须清楚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