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五国”机制到“上海合作组织”，几年来各成员国通过友好协商，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相互裁减了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建立和增强了相互信任，保障了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在开展更广泛的安全合作方面也进行了尝试，如共同反对威胁各国安全及地区安全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跨国邪恶势力，联合打击有组织犯罪、偷运武器、非法移民、贩卖毒品和麻醉品以及其他跨国犯罪活动，等等。“上海合作组织”从初始着眼于建立边界信任的单一框架到如今已发展成一种多边、多方位、多层面的合作机制，对预防、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起了重要作用。从“上海五国”机制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所倡导的、并且得到“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赞同的、不同于冷战思维的新安全观及其成功的实践，不仅为维护中亚的稳定与安全、促进中亚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各国在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方面、在促进区域合作方面树立了良好的范例。

　　概括起来，近年来逐渐形成的新安全观有以下几个基本点：1.“互信”。互信就是国与国之间通过对话协商、摒弃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的偏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不人为地以别国为假想敌；不人为地迎合某种势力的需要去刻意制造一个敌人。2.“互利”。互利就是在实现本国安全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和尊重别国的安全利益，让各国的安全利益都得到保障，实现安全利益的共享。

　　3.“平等”。平等就是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各国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都有享受和平与安宁、保护自己安全利益的平等权利。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各国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反对任何国家谋求霸权，推行强权政治，也反对由一个或几个国家主宰世界安全事务。4.“协作”。协作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就是在互信、互利、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以共同维护和平为目的新型安全机制，旨在通过和平对话，消除不安全隐患，预防军事冲突，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1]

　　另外，新安全观还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1.安全不能依赖于增加军事装备；也不能依赖于军事集团。2.安全应当依赖于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结合。3.各国之间平等、友好和稳定的关系应当作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政治基础。4.各国之间经济发展、交流与合作必将加深相互依存，这可以作为地区安全的经济基础。5.运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是保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正确途径。6.对话和合作应当作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的主要框架。[2]

　　新安全观认为，对安全的威胁不是军事实力的差距而是国家的对外政策。中国领导人曾明确指出：“一个国家对于世界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它的国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3]新安全观并不担心国家间军事实力的差距，而是注重一国是否有称霸、扩张、侵略以及干涉他国事务的动机。一国只要有了军事扩张动机，即使军事能力有限，也能对国际安全造成一定威胁。新安全观还认为，国际安全的基础是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信任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实力优势、军事同盟和一致的政治制度。一个国家或集团即使拥有绝对实力优势，但如果与他国没有共同安全利益，其安全仍无绝对保证。相反，一国虽无强大军事力量，但与其他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安全利益，这不但使其自身安全不受到威胁，而且也有助于地区安全。[4]

　　与追求绝对安全和认为国家间的安全可分割的传统安全观不同，新安全观特别强调安全的相对性和相互依赖性。安全的相对性和相互依赖性使得一个国家确实可以通过谋求别国的安全而反过来让自己更安全。从“上海五国”机制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实践表明：各国不追求狭义的自身安全，而是追求共同安全下的自身安全的增加，反而使各成员国的安全都增加了。[5]传统安全观具有封闭性、排外性和对抗性的特点，而新安全观则具有开放性、容纳性和合作性的特点。新安全观追求的是一种双赢和多赢的效应，即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也注意到他国的安全利益，并不以损害他国的安全与稳定来换取自身的安全与稳定。新安全观在本质上既要尊重各国之间的主权平等，又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其重心是各国共同维护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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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卢厚明等：“试论江泽民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科学构想”，《外交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20页。

　　[2]　Shulong chu:"China and Human Security"，《North Pacific Policy Papers》第8辑，第6页。

　　[3]　《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人民日报》1997年4月24日。

　　[4]　阎学通等著《中国与亚太安全》，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页。

　　[5]　唐世平：“国家安全环境的系统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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