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账户盈余根在金融体系稚嫩

　　《国际金融报》：一方面是美国的逆差，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则是中国的顺差。其实，中国的感受并不比美国好多少，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腾挪的空间却很有限，国内同样要面临发展与民生的困境。您认为中国怎样才能跳出这个怪圈？

　　胡永泰：中国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经常性账户盈余高。为什么盈余高？很多人说的是因为储蓄太多，也可以说是因为投资太少。第一种说储蓄太多，第二种说投资太少，第三种就是说中国的金融体系有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没有办法把这些储蓄很好地投入到投资中去，这种金融中介的失败在我看来是真正导致不断增长的经常性账户盈余的主要原因。

　　这个听起来可笑吗？如果听起来可笑的话，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这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了。中国台湾省就一直有经常性账户的盈余，而且超过GDP 20%，这种情况一直从上世纪70年代持续到90年代。为什么这样呢？和中国人本身有关系吗？原因是台湾的财政部门那时候百分之百都是国营的，那些坏账都是银行家的个人问题，银行官员就不会把这些带给那些大公司。接下来就会显示为经常性账户盈余。

　　对中国大陆来说，1978年开始是下降的，只有从1994年开始，你才可以看到持续的盈余。上个世纪90年代究竟改变了什么呢？银行的行为发生了变化。以前有段时期借出去的钱都收不回来，银行有很多坏账。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进行银行改革，如果两年一直有坏账的话，行长就得辞职走人，那么钱就进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开始出现持续的经常性账户盈余。那为什么中国有这么高的而且是持续走高的经常性账户盈余呢？这也和中国的金融系统失败有关。

　　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认为，金融体系越成熟，人们的储蓄就越少，因为你可以借钱买房子，你可以借钱给孩子上大学，你可以借钱买消费品，你可以借钱做生意，你还可以买额外的医疗保险。如果金融体系不成熟，你就必须储蓄。你没有办法借钱，惟一的方法就是从微薄的储蓄中得来。

　　我的研究结论是，金融体系没有效，所以人们就去存钱。如果中国有一个和美国一样成熟的金融体系的话，那么中国的储蓄率就会降低8%到10%，如果储蓄率能够比GDP减少8%到10%的话，这件事情就好办了。那么中国现在的经常性账户盈余是多少呢？差不多是GDP的10%，如果中国真的想要有一个奏效的金融体系的话，那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经常性账户盈余了，所以长期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要改善金融体系，储蓄就进来了，然后可以被借贷再转变为投资。

　　一个发展中国家把钱借给其他国家，这其实是很不自然的。并且，这种投资的回报率很低，在中国的投资比国外的回报率还要高。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大概是15%到25%，在美国是2%到16%。正常来说应该是中国从国外借钱然后在本国投资，但事实却相反。这根源还在金融体系不成熟。

　　缓解贸易不平衡需要中美齐用力

　　《国际金融报》：既然找到了根源，您认为如何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又该如何完善中国的金融体系呢？

　　胡永泰：首先看如何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这需要中美做优化调整。具体包括三项：第一，美中双方都要做点事情；第二，他们要做什么呢？美国要采取好几个措施，中国要做的也不仅仅是人民币升值，换句话说，两个国家都要在各个方面采取行动；第三，实施货币政策的时候，不能只看一个目标，比如说经常性账户的平衡，还要看增长率、通货膨胀、失业率等等。比如现在，大家都指中国要改变汇率，这就是大家看到的只是一个目标，就是经常性账户。事实上有好几个目标需要去解决。

　　针对贸易保护主义，解决的办法就是合作，没有合作的话就是灾难。中美要合作做一点事情。首先需要达成一个协议，双方在国内一些领域各自采取措施；其次双方要共同推进多哈回合的进程，近期的事件已说明正在受保护主义的威胁，两个国家都必须发出明确的信号。我认为中国应该在WTO中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同时推动发达国家来解决“多哈回合”的一些问题。整个贸易不平衡的谈判，不能只集中于汇率问题。如果中美不能在“多哈回合”以及汇率方面进行合作，那么在其他问题上要谈合作就更是免谈了。

　　再谈金融体系的完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漫长而缓慢的过程，短期来说，现在能做的就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吸收这些过多的储蓄。中国现在在建的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高速铁路，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比高速公路要好。为什么说建高铁好，是因为中国自己不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钢，自然就要进口，然后就要做投资。可现在中国却选择了从本国钢企购买，错过了一个能够减少经常性账户盈余的机会，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个决定。我认为应该从成本低的地方购买，而不是花很多钱自己造。中国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2009年30%的货币供应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房地产的价格上涨就是其中一个表象，最好的办法不仅仅是要紧缩货币供应，还有很多办法，其中一种就是人民币的升值。

  刚才我提到台湾的问题。当台湾开始有私人银行后，经常性盈余就降低了。要有一个奏效的金融体系，确实要花很长时间，走很长的路。那么中国大陆该怎么做？

　　我认为有两件事是可以做到的：第一，尝试让银行部分私有化，目前国家是银行的法人，作为股东来控制银行，但他们不是私有银行；第二，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中小型银行非常少，金融系统很不发达。但需要投资的公司大部分在中小企业，他们贷款却非常难，要使这些公司能够很容易拿到贷款的话，就必须使中小银行进入市场，要开放这样一个渠道。

　　我们在讨论汇率和贸易的时候就要考虑，如果资本账户放开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上海现在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话又是怎么样。现在采取慢慢升值的方法，如果你开放资本账户的话，人们是不是会把钱拿出去呢？也许等到升值结束之后才会把钱拿出去。所以我们谈汇率变动的话，我们要考虑是否开放中国资本账户，因为这种缓慢升值和上海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紧密相关的。

　　黄泽民：目前放开资本管制的条件已经成熟，要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去年，国务院批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但进行得不顺。原因与交易习惯有关，原来用美元，现在干吗用人民币？其实人家是不知道拿人民币干吗，想买股票还要通过QFII。所以稳步推进资本项开放、人民币在贸易项上的国际化自由化，是破解难题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资本市场开国际板，是资本输出的重要途径，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要考虑用钱来赚钱，让居民在家里就能投资国外优质公司，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这些事要赶紧做了，不做就晚了。要一步一步推，把资本项下的有关管制放开。

　　在管理上，中央政府要全部放开，重点管理。比如房地产就需要管，应该不允许外资到上海、北京等重点城市的中心城区买房。并且，要在金融创新上下功夫，光停留在商品贸易上是低层次的行为。要在国际金融领域来赚钱，这点非常重要。

　 （记者 许凯　录音整理 国际金融报记者 王丽颖　见习记者 刘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