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巴黎统筹委员会（以下简称巴统）成立后，美国操纵巴统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了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实施了严格的对华贸易管制政策。作为美国的盟国，远东形势的日益紧张和美国强大的压力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追随美国，升级对华贸易管制政策。然而，这一政策严重损害了英国的利益。在这一背景下，英国政府试图在不与美国发生公开对抗的情况下扩大对华贸易，以此突破对华贸易管制政策的不利影响。利用1954年日内瓦会议提供的契机，英国建立了对华贸易的官方与半官方渠道，并恢复和发展了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建立的对华贸易民间渠道。多渠道贸易的扩大为英国政府调整对华贸易管制政策奠定了基础。长期以来，关于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研究，国外学术界主要侧重于关注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以及参会各国的政治博弈，国内学术界多侧重考察中国对日内瓦会议的积极参与以及取得的外交成就，而关于此次会议对中英贸易特别是英国对华贸易政策影响的研究则较少涉及。本文主要借助中、英、美三方已开放的档案，结合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视角，探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与中英贸易的扩大以及英国对华贸易政策调整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日内瓦会议前英国对华贸易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确立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战略。除了军事手段以外，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成为其实施遏制战略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开始加强对华贸易管制。鉴于英美的特殊关系和香港地区的特殊地位，美国多次与英国协商，希望英国在这一问题上密切配合。1950年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后，美国针对新中国出台了严格的全面禁运政策，并加紧推动盟国对新中国全面禁运战略物资。考虑到庞大的中国市场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加之担心过度刺激中共会危及其在香港的利益，英国政府本不愿对华实施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然而，随着远东形势的发展以及杜鲁门政府有意将对华贸易管制与马歇尔计划提供的经济援助直接联系在一起，迫使英国政府出台了严格的对华贸易管制政策。7月10日，英国内阁授权英国贸易委员会停止颁发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许可证。7月14日，英国政府命令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停止向中国内地出口战略物资。9月18日，英国内阁会议又决定将45种物资纳入对华贸易管制范围。

　　严格的对华贸易管制政策极大地损害了英国的利益。根据上海市对外贸易局的估计，“一九五一年因英国追随美帝对我实行禁运，贸易额下降一半”。香港与内地贸易也受到严重影响。从1951年到1952年，内地贸易在香港贸易输出额中的占比从35.96%下降到17.85%。同时，香港的转口港优势受到严重削弱。1951—1952年，香港转口贸易总额从38.83亿港元下降到22.21亿港元。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英国政府开始主动寻求机会，希望在不与美国发生公开对抗的情况下扩大对华贸易，从而突破对华贸易管制政策的不利影响。1952年4月3—12日，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在寻求促进各国间及各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间的和平合作的方法”。在会议期间，英国政府批准英国代表团与中国代表团签订了规定“双方各实现价值1000万英镑的商品贸易”的《中英贸易协议》，促成了双方价值350万英镑的第一批售货合同的签订，以及英国代表团在会议后的访华活动。在此基础上，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部分英国代表团成员自行成立了非营利的对华贸易组织——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中国开展贸易，由此开辟了一条对华贸易的民间渠道。通过这一民间渠道，英中贸易有了较快发展。到1952年8月，英国对华贸易进出口总额一度超过了200万英镑。

　　然而，由于朝鲜战争第一次停战谈判陷入僵局，远东局势再次变得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加紧向盟国施压，并于1952年7月31日操纵巴统出台了更加严格的“中国差别”政策。按照这一政策，西方国家对华禁运的物资种类不仅增加了“巴统IL/Ⅱ中的25种物资，巴统IL/Ⅲ中的63种物资”，而且还包括了“207种根本不属于巴统贸易管制对象的物资”。这一政策直接影响了《中英贸易协议》的实施，破坏了刚刚建立的对华贸易民间渠道。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加之马歇尔计划已经结束，美国失去了敦促英国继续实行严格对华贸易管制政策的借口。在这一背景下，无论英国政府还是工商界都急切希望迅速恢复并扩大对华贸易以缓解国内的经济困境。7月29日，英国驻美大使马金斯向美国表示，国际贸易对英国尤为重要，以此暗示缓和对华贸易管制政策的必要性。与此同时，英国工商界也不断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1954年2月9日，作为产业界与政府部门协商重要渠道的英国工业联合会致电外交部：“不论东西方贸易尤其是英中贸易的机会有多少，我们都应该抓住，如果英国忽视了这种机会，那么我们的竞争对手将会抓住它。”而且，对于英中贸易需要通过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在东柏林刚组建的中国进出口公司代表处的间接贸易方式，英国政府并未感到满意，而是表达了建立英中直接贸易渠道的强烈愿望。4月1日，英国外交部致电驻华临时代办杜维廉：“我们并不鼓励中国通过中国进出口公司柏林代表处与英国展开贸易，我们希望中国能够直接与英国开展贸易”。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开始加快与美国协商缓和贸易管制政策，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构建英中贸易的直接渠道。1954年2月17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要求美国同意将巴统贸易禁运清单的总数从263种减少到134种”。2月2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下院演说时“呼吁‘实质性缓和’对制品、稀有物资和水陆运输的管制，并且承认：‘我们正在审查这些清单，还将同我们的美国盟友讨论这些清单’。3月1日，英国政府正式提出了贸易管制新方案：只对直接性军事物资、原子能和与军事直接相关的新技术和工业产品实行管制；将巴统‘IL/Ⅰ’的种类削减50%，全部取消‘IL/Ⅱ’和‘IL/Ⅲ’”。然而，虽然美国愿意就缓和巴统对苏东国家的贸易管制问题与英国协商，但是在对华贸易管制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政府拒绝做出任何修改。由此，英国政府开始尝试暗中缓和对华贸易管制政策，力图通过恢复与扩大英中贸易以缓解国内的经济困境。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重要契机。

　　二、日内瓦会议与英国对华贸易新渠道的建立

　　1954年2月28日，在苏联的推动下，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由中、苏、美、英、法以及有关国家“派代表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寻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虽然贸易问题并非此次会议的主题，但是，英国政府希望利用此次会议提供的1949年后中英两国领导人首次会晤的良机拓展新的贸易渠道，扩大对华贸易规模，并在此基础上放松对华贸易管制。3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议会下院讨论东西方贸易的辩论中强调了日内瓦会议对于英国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性：“我们希望日内瓦会议能够为重新考虑对华贸易的战略物资禁运问题开辟道路。”3月26日，英国外交部致电驻华临时代办杜维廉，希望其向中方阐明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建立的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尚不足以代表整个英国工商界。因此，为了使更多的英国企业能够与中国开展直接贸易，英国工业联合会、伦敦商会和英商中国协会希望组建新的对华贸易机构。英国外交部主张由这个新机构负责发展两国商业关系，同时从中选派代表访问中国并负责与中国协商签订贸易合同。

　　除此之外，英国工商界也纷纷向政府请愿，要求利用日内瓦会议的良机缓和对华贸易管制政策。4月7日，英商中国协会致信英国外交部官员克罗表示：“如果形势进展顺利的话，我们希望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我们对问题的观点”——缓和对中国的战略物资禁运政策，改变贸易管制对苏联与中国的区别对待。15日，英商中国协会再次致信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进一步要求英国政府利用日内瓦会议拓展与中国的直接贸易渠道：“就未来的贸易而言，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机制，允许英中两国商业人士直接接触，无论是官方的还是个人的，这将使英中贸易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迫切希望通过日内瓦会议进一步改善与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的贸易关系，从而打破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1954年二三月间，周恩来就在《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中提出：“日内瓦会议的议题虽只规定为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但并未排除讨论可能提出的具体问题”，我们“还必须准备其他有关中国、远东及亚洲的和平与安全等问题的材料和意见。尤其是发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和贸易交通往来，更为缓和国际紧张关系、打破美帝封锁禁运的有效步骤。在会议外，中英、中法、中加的相互关系也会触及，我们亦应有所准备”。这使得中英两国在日内瓦会议中就贸易问题的接触成为可能。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对争取同西方国家建立经济贸易关系的工作十分重视，他曾指示中国政府代表团首席顾问雷任民“多找关系同在日内瓦的威尔逊等和英国贸易界人士接触，以英国为突破口，冲破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政策，打开英国市场”。

    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28日，杜维廉受英国工业联合会、英商中国协会和伦敦商会共同委托正式向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转交了关于组建对华贸易新机构的信函。上述三家机构在信中表示：“为了使中国的贸易机构在从英国进口时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我们准备组建一个共同的贸易机构，以与中国的贸易公司建立直接的联系”。30日，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与艾登首次会面，讨论了两国关系问题。在艾登的指示下，杜维廉于当晚宴请雷任民并讨论两国贸易问题。在会谈中，杜维廉表示，英国工商团体仍在急切地等待中国政府对其组建对华贸易新机构的回复。对此，雷任民明确答复，中国政府愿意在日内瓦与这个新机构的代表举行详细会谈。在得到中方的表态后，5月1日，杜维廉致电英国外交部，建议英国工业联合会尽快派出会谈代表。对于会谈代表，克罗认为英国工业联合会理事泰伦脱为最佳人选。英国外交部随后将相关意见转达给英国工业联合会，后者在得到英国贸易委员会批准后决定派泰伦脱于5月5日前往日内瓦。

　　泰伦脱抵达日内瓦后，于5月6日与雷任民举行了会谈。会谈主要围绕英国组建对华贸易新机构的问题展开。泰伦脱首先强调了英国组建对华贸易新机构的目的以及新机构的主要职能：“我们组织这个机构的原因是想扩大英中贸易，使接触的途径更宽，将包括工业、商业以及银行方面”。这个机构可起到两个作用：“一是克服支付上的困难”；“二是互相间沟通消息”。“无论如何，这个机构是有利于发展英中贸易的。例如，中国派贸易代表团或人员到英国去，该机构即可帮助做秘书工作替你们组织访问及联系等事宜”。对此，雷任民表示：“我们注意到英国的政府与工商界都有发展中英贸易的愿望。我们也有同样的意愿。关于贵方所提设置机构或不设置机构问题，我认为应由贵方决定。”在达成上述共识后，双方同意，“技术性的问题由石志昂和泰伦脱先生商谈”。随后，泰伦脱和中国进出口公司副经理石志昂商讨了两国贸易代表团交流访问的具体事宜。在会谈中，石志昂表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中国进出口公司的代表能够得到英国工业联合会的邀请，马上访问英国。同时，他对英国工商界代表秋天访问中国表示欢迎。泰伦脱表示，英国工业联合会非常愿意出面邀请并招待中国进出口公司以及相关贸易专家访问英国。

　　5月7日，杜维廉与雷任民再次举行会谈，双方对5月6日泰伦脱和石志昂会谈涉及的互访事宜达成共识。但是，在会谈中双方依然存在一些分歧。例如，虽然中方代表多次提出签订两国政府间贸易协议的建议，但是英国代表始终以各种理由婉言拒绝，对此，中方本着协商的态度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反对意见。

　　从双方会谈的情况来看，对于英国政府而言，之所以拒绝中国提出签订两国政府间贸易协议的建议以及选择由英国工业联合会出面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的原因，主要还是希望避免公开与美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在与中国接触的过程中，英国的心态十分矛盾，既想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又担心引起美国的不满，因而十分谨慎。这一点在推荐泰伦脱赴日内瓦参加中英贸易会谈的问题上表现得极为明显。英国外交部在支持泰伦脱赴日内瓦参加中英贸易会谈的同时一再强调：“当前唯一的困难可能是日内瓦的谈判形势，我们不想公开支持泰伦脱的访问。”因此，英国外交部要求泰伦脱对外不能公开身份，只能宣称他是以私人商务旅行的名义前往伯尔尼并途经日内瓦做短暂停留。

　　除了在组建对华贸易新机构和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的事宜上达成一致外，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英两国代表还就设立常设商务机构展开会谈。根据6月1日周恩来《关于代表团与英方接触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的电报》所记载：5月29日，英国工党议员、前贸易大臣威尔逊偕保守党议员（该党执委）罗伯逊·布朗“曾来访雷任民，他们于见艾登后共同向雷表示欢迎我们去建立一个常设的商务机构，并说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意见，‘而且是有根据的’（此语似系暗示已得艾登同意）”。

　　5月30日，威尔逊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在谈到两国贸易问题时，威尔逊表示：“中、英贸易的开展，是符合于两国的需要，因而是对两国有利的”。他“昨天曾向雷副部长提到，中国似应在英国设一贸易机构，而英国方面为了推动贸易也有建立一个特别机构的必要”。对此，周恩来答称：“中、英的贸易应该按照两国的需要，以及两国人民的利益来进行。关于威尔逊先生建议中国在英国设立贸易机构，我们将加以考虑”。

　　6月1日，周恩来在《关于代表团与英方接触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的电报》中建议：“利用威尔逊及罗伯逊·布朗的建议向英方正式提出在伦敦设立常设商务代表机构的问题，此机构应享有完全的外交权利和地位，如同苏联早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务代表处一样，实际上是一个外交机构”。“如英方同意设立这种机构即由雷任民同志正式访英一次安排设立商务代表机构的具体事宜并可进行参观”。

　　6月2日，艾登与周恩来再次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商务机构与派驻代表的问题。6月3日，周恩来随即向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发电汇报：“昨日艾登已先我提出请派代表与杜维廉一样驻在伦敦，我根据既定方针已予同意。因此，经再次考虑认为既有谈判代表处可不再派商务代表处，免对方提出同样要求我陷被动，虽然苏友赞成我仿苏例派出商务代表处，但仍以由谈判代表处兼作为好”。对此，6月4日，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同意。

　　6月4日，杜维廉与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宦乡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侨民和商务问题、中英建交问题以及雷任民访英等问题。在会谈中，中方希望得到英国政府的明确表态。在建交问题上，宦乡表示：“前晚由艾登先生提出，并由周外长同意，由中国政府派遣一位和杜维廉先生同样身份的人去伦敦，我们觉得，这样做法很好，从伦敦、北京两方面来推动、改进中英关系，那一定能使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容易改进些”。“关于这个问题，是否需要公开发表一下？”在谈到贸易问题与雷任民访问英国问题时，宦乡提出：“前不久，威尔逊先生和罗伯逊·布朗两先生曾向雷副部长建议去伦敦访问。雷副部长本人很有意思去访问一下，同时顺便参观参观。从促进中英关系的角度来看，这是有好处的，未知杜维廉先生意见如何？”在与宦乡会谈后，杜维廉立即将中方提出的问题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汇报。艾登随即将这一情况向英国内阁做了汇报。6月5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授权艾登与中方代表在伦敦商讨相关事宜，并指示艾登安排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的访英活动。

　　经过会谈，6月17日，中英两国政府发表《关于中国政府派遣代办驻伦敦的协议公报》：“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和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代办所承担的任务不仅“包括建交谈判，但同时却又须代表政府处理我国在英的侨务和商务问题”。正是通过这一途径，英国对华贸易的官方渠道得以正式建立。

　　此外，在杜维廉的帮助下，泰伦脱与中国贸易代表雷任民和石志昂进行了更深入的交流，由此推动了英国对华贸易的半官方渠道迈入正轨。6月7日，中国正式发布了《中国政府应邀派贸易代表团访英的新闻公报》。6月11日，为了接待中国贸易代表团，在英国政府的推动下，英国的五个工商团体——英国工业联合会、英国商会联合会、英商中国协会、伦敦商会和全英制造业联合会联合组建了英中贸易委员会，它名义上是一个民间贸易机构，实际上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由英国外交部海外发展署下属的贸易局领导，主要职能是协助英国厂商与中国有关部门建立联系，促进两国的经贸合作。

　　在英中贸易委员会的安排下，6月28日，中国进出口公司副经理曹中枢和石志昂率领11名代表组成的贸易代表团抵达伦敦。为了防止引发美英两国的矛盾，英国工业联合会一再强调与中国贸易代表团的谈判始终限定“在当下获得许可的商品清单的框架内”。虽然在访问后期，中国贸易代表团在与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及英中贸易委员会会谈时，双方在中英贸易的合同条款、买卖途径、支付方法、发表联合公报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但是，此次访问对促进两国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为期17天的访问中，中国贸易代表团在英中贸易委员会的安排下与英国工商界进行广泛接触，参观了18个工厂，先后同25个工商团体、56家制造商和中间商进行了业务讨论。在此过程中，中国贸易代表团积极向英国工商界宣传中国的贸易政策，以及中国所需的产品类型与种类，大大鼓舞了英国工商界对华贸易的热情，在突破美国“封锁、禁运”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此外，中国贸易代表团的访问得到了英国政界的肯定。7月8日，英国外交部在接受议会下院询问时表示：“英中贸易委员会组织的中国访英代表团活动是得到政府批准的，因为我们的政策就是鼓励战略物资禁运政策限制范围以外的所有商品的对华贸易”。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还对其他西方国家缓和对华贸易禁运政策起到了刺激作用。在此之后，比利时、瑞典、法国等国陆续向中国发出邀请。7月，石志昂率领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了比利时。9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等团体成立。1955年3月，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额由此迅速扩大。

　　日内瓦会议后，中英贸易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在英中贸易委员会的组织下，申请参加访华贸易代表团的英国商人有60人。英中贸易委员会将其分为两批，并计划在第二批人员访华时促成英国政府进一步放松对华贸易管制。1954年11月21日，由33家工商企业机构组成的第一批访华贸易代表团成员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这次访问增强了英国商人扩大对华贸易的信心。通过访问，英国访华贸易代表团与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了价值300万英镑左右的贸易合同。除此之外，双方还围绕中英贸易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和技术问题，如减少中国进口商品的文书、进口商品检验、仲裁以及个体英国公司访问中国等事宜展开磋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所有人都认同访问是非常值得的”。12月21日，杜维廉致电艾登表示：“这次访问的结果使得中国将尽可能减少东欧渠道的对外贸易，因为中国逐渐意识到英国商人无论是作为买家还是卖家，提供的服务都极具价值。”

　　第一批访华贸易代表团成员访华结束后，考虑到中国即将迎来的春节与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访华时间冲突，英中贸易委员会决定延迟第二批人员的访华日期。1955年3月30日，英中贸易委员会组织的第二批访华贸易代表团成员抵达中国，于4月15日离开中国。由于距离上次访问刚刚结束不久，一些商人还忙于落实上次访华的贸易合同，因而，这次访问只签订价值125万英镑的贸易合同。此外，双方还就合同的规范文本、私人贸易商地位、技术专家交流、商标与专利、英商在华刊登广告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会谈。尽管此次访问中英双方达成的贸易合同价值小于第一次访问时达成的贸易合同，但在写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英中贸易委员会坚定地认为：“第二次的访问巩固了1954年11月第一次访问成果”，“代表团大多数成员公认这次访问价值很大”，“出口商们可以首次与中国技术专家讨论他们的产品，并就未来潜在的发展项目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

　　与此同时，随着远东形势的缓和以及日内瓦会议的推动，以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为契机建立的英国对华贸易民间渠道得到恢复并迅速扩大。早在1954年4月，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就组织了48家英国工商企业前往东柏林中国进出口公司代表处，“与中国签订了总额为400万英镑的贸易合同”。同月，这48家英国工商企业自行组建了48集团俱乐部，旨在推动对华民间贸易发展。日内瓦会议结束后，随着中英关系的改善，通过民间渠道进行的中英贸易愈发兴盛。1955年2月5日，在48家集团俱乐部的组织下，来自英国的19家公司的24名贸易代表对中国进行了为期17天的访问。在访问中，英国访华代表团与中国签订了130多份总值400万英镑的贸易合同。

　　三、日内瓦会议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

　　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推动下，中英关系得到改善，两国贸易规模迅速扩大。1954年，中英贸易总额为7068.3万美元，1955年增长到10462.9万美元，其中对华出口总额从4609.4万美元增长到6455.9万美元，对华进口总额从2458.9万美元增长到4007万美元。中国有关部门曾对此做出评价：“一九五四年后，英政府对我贸易态度较为积极。我第一个贸易访问团应英国工业联合会的邀请访问了英国。由英政府支持的，半官方性的，由老手控制的中英贸易协会（英中贸易委员会——笔者注）在伦敦成立，同我开展了贸易往来，他们有企图重新垄断中国的贸易的决心。”与此同时，英国国内经济依然萧条，1955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已被联邦德国超过。由此，庞大的中国市场被英国政府与工商界视为摆脱困境的“救命稻草”。而且，日内瓦会议后，中国政府多次对来访的英国代表团表示英国的对华贸易禁运政策严重影响了两国贸易。例如，1954年11—12月，英中贸易委员会组织的第一批访华贸易代表团访华期间，曹中枢就对英国代表团强调，英国的对华禁运政策已经严重阻碍了中英贸易的发展。如果英国企业无法提供中国所需的产品，中英就无法签署合同，中国将寻求从其他市场获得这些产品。1955年3—4月，英中贸易委员会组织的第二批访华贸易代表团访华过程中，中国进出口公司进一步强调了英国对华禁运政策对中英贸易的严重影响，并向英国代表团成员表示，中国已经从瑞典、瑞士和联邦德国购买了涡轮机、电子设备和柴油发动机等物资，“以此向英国施加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国内要求进一步改善对华贸易、调整对华禁运政策，特别是要求废除“中国差别”的呼声变得更加强烈。1955年5月，第二批访华贸易代表团成员回国后，英国厂商纷纷利用媒体大力宣传缓和对华贸易管制对开拓英中贸易美好未来的重要作用。例如，从事钢铁贸易的亚瑟·巴福雷有限公司代表法西阿图对媒体强调：“由于中国正在进行工业化建设，如果取消贸易管制，英中贸易的前景是非常有利的。这会创造巨大的需求。”来自阿诺德贸易有限公司的津德尔则对媒体指出：“如果世界贸易状况变得正常化，更大规模的贸易前景将会变得有利。国际贸易只有在和平条件下才能得到最佳的发展。”

　　除此之外，这些英国访华贸易代表团成员也力图通过官方渠道影响英国政府对华禁运问题的态度。例如，第二批英国访华贸易代表团团长莱恩在回国后提交给英国外交部的汇报中一再强调中国对贸易禁运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华禁运给英中贸易造成的严重影响。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内部要求进一步缓和对华禁运的呼声愈发强烈。1955年6月13日，英中贸易委员会主席桑尼克罗夫特向英国内阁强调，在东西方贸易管制问题上，即便英国要继续与美国保持合作立场，但也不能无视英国当前窘迫的经济现实。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废除“中国差别”、缓和对华贸易禁运的措施最终被英国政府提上日程。

　　此时，法国缓和对华贸易管制的倡议为英国公开向美国提出废除“中国差别”提供了契机。1955年8月4日，法国政府照会美英两国政府，呼吁召开会议商讨将对华贸易管制置于和苏联同样的水平。对此，英国政界和商界都强烈呼吁英国政府抓住这一机会。9月13日，英国国防大臣劳埃德建议政府把握这个与美国协商修改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的机会。

　　在此前后，中国政府也适时施加压力推进英国政府废除“中国差别”。1955年4月，第二批英国贸易代表团访华后，虽然英中贸易委员会一再提出派遣新的贸易代表团访华，但均遭到中方婉拒。6月13日，曹中枢致电英中贸易委员会明确指出，英国贸易代表团下一次访华的确切日期主要取决于英国商家能否提供中国经济建设所需的物资。中方希望英方改善对华出口现状，出口更多令中方满意的产品。对此，英中贸易委员会直接致信英国外交部强调：“尽管中国商务处代办赞成我会于10月或11月向中国派遣贸易使团的建议，但中国进出口公司的来信清楚表明除非英国修改对华禁运物资清单，否则英国无法向中国派遣贸易代表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0月3日，英国政府正式要求美国重新审查并修改针对中国的禁运清单，废除“中国差别”。然而，在随后的美、英、法三国会谈中，虽然美国同意缓和东西方贸易管制，但依然坚决反对废除“中国差别”。

　　面对美国不妥协的立场，英国政府采取了强硬态度。1955年12月12日，英国发表声明，宣称由于英美两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英国计划于1956年1月15日后单方面调整对华贸易管制政策，以后逐渐对中国实行与苏东国家同等水平的贸易管制政策。为了劝服英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继续与美国保持一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邀请英国首相艾登赴华盛顿协商。1956年1月31日，双方举行会晤。艾登建议对苏联出口的某些物资比如橡胶和机动车等，同样可以对中国出口，意即取消“中国差别”。艾森豪威尔对此做出一定的让步，表示美国可以考虑修改对华禁运清单，并勉强同意巴统成员国可以利用“例外程序”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但坚决不同意取消“中国差别”。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与美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彻底决裂以及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占据优势，英国决定首先利用“例外程序”突破“中国差别”的限制。1956年5月14日，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示，英国将更多地利用“例外程序”向中国出口“中国差别”清单中所包含的物资，以促进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英国利用“例外程序”陆续向中国出口了钢铁、拖拉机、机床、卡车等物资。此外，在英国的许可下，马来亚和新加坡也开始扩大对中国的出口特别是天然橡胶的出口。

    尽管“例外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对华贸易，但废除“中国差别”进而扫除扩大英中贸易的最大障碍，才是英国的目的。而且，英国工商界对此并不满意，他们继续要求英国政府采取单方面行动废除“中国差别”。1956年10月29日，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在这场危机中，为了拉拢刚刚独立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美国并没有站在英国一边，而是打出了“反殖民主义”的旗号。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了抛售英镑、否决英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停止向英国提供经济援助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与联合国大会提交敦促英法撤军的议案等措施向英国施加压力，由此引发英美关系出现严重裂痕，这也进一步促使英国政府下定决心单方面废除“中国差别”。

　　1957年3月1日，英国政府照会美国政府，强调对于英国而言，“继续保留‘中国差别’是不可能的，这不仅造成英国的经济负担，同样也造成英联邦成员的经济负担，因此，英国政府理应废除‘中国差别’”。5月22日，英国外交部向美国政府表示：“由于美国一如既往地坚持保留‘中国差别’，即便对东欧限制出口数量的物资也要对中国实行禁运，因此，英国政府认为英国废除‘中国差别’的时机已经到来”。5月27日，巴统召开会议，英国代表对外宣布，英国将单方面废除“中国差别”，以后对中国只保留最低限度的贸易管制。很快，英国政府废除了属于“中国差别”范畴的207种物资的对华出口管制。

　　废除“中国差别”为中英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此后，除了与军事作战有关的物资外，英国政府大多都同意向中国出口，中英贸易得到迅猛发展。例如，1957年，中英贸易总额为10227.7万美元，1958年增长到20206.7万美元，其中，对华出口总额从5835.1万美元增长到12636.7万美元，对华进口总额从4392.6万美元增长到7570万美元。同时，两国贸易互访活动更加频繁。“1957年5月英国单独放宽‘禁运’，我国际贸易促进会组织了中国经济技术访问团去英作了6星期的访问。10月英贸易部政务次官（现贸易副部长）埃儒耳来华访问，卢副部长并予接见”。英国废止“中国差别”后，英国远东殖民地与中国的贸易增长明显。以新加坡和马来亚为例，“1956年6月新马两地同时宣布解除橡胶对我‘禁运’，同年8月新马两地各派一工商业贸易考察团来我国访问，自此我同新马贸易又有发展，1957年进出口总值达5790万美元”，1958年“进出口总值高达8582万美元，比1957年增加44%”。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冷战时期，英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立场实际上深受英美同盟关系与英国自身现实利益的影响。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军事与经济实力显著下降，英国必须借助美国的军事支持与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才能重建遭受严重破坏的经济。由此，英国政府确立了在全球事务中维系英美特殊关系，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英国在追随美国的同时，又在各方面同美国存在分歧。这一点在对华贸易管制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远东局势日益紧张。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被迫制定了严格的对华贸易管制政策。然而，在对华贸易问题上，英国有其自身利益的考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国内经济长期深陷困境，庞大的中国市场被具有重商主义传统、高度重视贸易的英国政界与商界视为摆脱困境的重要出路之一。严格的对华贸易管制政策损害了英国的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开始寻找在不与美国发生公开对抗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发展对华贸易的机会，以此突破对华贸易禁运的不利影响。

　　在此过程中，随着朝鲜战争趋于结束，马歇尔计划走向终结，面对美国在对华贸易管制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英国政府突破对华贸易禁运的举措也在持续升级。首先，利用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英国政府暗中推动了对华民间贸易渠道的建立。其次，利用1954年日内瓦会议，英国政府暗中构建了对华贸易的官方与半官方渠道，并恢复与扩展了因“中国差别”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民间贸易渠道。再次，日内瓦会议结束后，英国政府开始要求美国废除“中国差别”，并利用“例外程序”首先突破“中国差别”的限制。最后，在英美同盟出现裂痕后，英国最终单方面宣布废除“中国差别”。由此可见，冷战时期的英美同盟关系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深受两国国家利益的驱动。作为一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对华贸易政策问题上，英国的出发点始终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其自身利益。新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充分利用了英美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分歧，通过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特别是日内瓦会议，以英国为突破口，推动英国主动废除“中国差别”，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贸易的新局面，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

　　［作者简介］吴浩，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200444；刘艳斐，硕士研究生，上海大学文学院，200444。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