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是各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各国贯彻其外交战略和政策的重要渠道与体现方式。尼泊尔是南亚内陆国家，新中国始终重视发展同尼泊尔的睦邻友好关系，但同时尼泊尔也是美国贯彻其南亚政策的主要争取对象。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美两国对尼泊尔经济技术援助的起始阶段，在冷战背景下，中美两国对尼泊尔的援助在动机、方式、内容以及效果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其中不仅体现出中美两国在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中不同的理念，还折射出中国与尼泊尔、美国与尼泊尔、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演变。

　　关键词：尼泊尔 中国 美国 对外援助

 

　　尼泊尔是南亚内陆国家，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北邻中国西藏，东、西、南三面与印度接壤，对于整个印度半岛的安全来说十分重要。“它占据了喜马拉雅山地带1/3的重要堡垒和设防地区”。因此，尼泊尔作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又有别于亚洲其他的内陆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尼泊尔一直处在英国和拉纳家族的统治之下。1951年，尼泊尔在推翻拉纳家族的统治后，宣称其在国际关系中采取反对殖民主义、主张和平中立、促进各国之间友好合作的政策，并欢迎一切不附加条件的经济技术援助。在此之后，尼泊尔分别从美国、印度、中国和苏联等国家得到了大量经济技术援助。本文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美两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为考察对象，分别从中美两国对尼泊尔的援助动机、内容、方式以及效果为切入点，以考察此一时期中国和尼泊尔、美国和尼泊尔、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多边关系互动，并分析中美两国在对外援助中不同的理念。　　

中美两国对尼泊尔经济技术援助的动机

　　对外援助是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各国贯彻其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要渠道与体现方式。为了取得较好的援助效果，根据受援国的具体情况，各国对外援助的动机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一）新中国对尼泊尔经济技术援助的出发点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通过对外援助来支持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发展，践行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1950年3月14日,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的指示时指出：“我们在革命胜利以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1958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陈毅、李富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并明确指出：“认真做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我国人民对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人民应尽的国际义务。”

　　其次，帮助民族独立国家发展本国经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援助的重要目标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对外援助中，无偿援助占比很高，中国在签订对外援助协定中都明确表明不附加任何条件，其主要目的就是帮助民族独立国家发展经济，而不是要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或以此攫取在受援国的特权。出于以上目的以及尼泊尔主动提出希望得到中国援助的请求，1956年9月，中尼两国就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等问题举行谈判，并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10月，中尼双方还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王国政府经济援助协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协定签字生效后的三年内，无偿地援助尼泊尔王国六千万印度卢比”，开启了新中国对尼泊尔经济技术援助的序幕。

　　（二）美国对尼泊尔经济技术援助的动因

　　由于尼泊尔重要的地理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了印度、英国等国势力渗入尼泊尔外，美国也企图乘机渗入尼泊尔。

　　对于南亚，美国认为：“如果丢失了南亚，让其步入共产主义怀抱，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虽然不是十分迫在眉睫的危害，至少在心理上和政治上是一种失败”。美国将其在南亚的政策确定为：“扩大与美国政策相一致的支持者的阵营，以此减少共产主义吸引的影响力”。为此，美国“在亚洲也在欧洲采取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实际上它日益成为一项反华的政策”。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曾表示：“由于不发达地区的贫穷和不安定情况而使它们的人民成为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别的目标，就有必要来援助他们达到必要的经济增长和稳定，以便保持他们的独立，反对共产党的威胁和诱惑。”而位于中印之间的尼泊尔在美国的南亚政策中显得尤为重要，美国企图将尼泊尔变成反对新中国的军事基地和对印度施加压力的工具，“美国相信可以用援助来阻止尼泊尔变成中印之间相互竞争的热点”。1947年，美尼签订《友好与商务条约》并建立了外交关系。1951年，美国制定了“第四点计划协定”，并于同年1月23日和尼泊尔签订了《技术合作总协定》，积极向尼泊尔提供援助，其长远目的就是使尼泊尔等国家依附于西方阵营。正如“第四点计划协定”指出的：“要使喜马拉雅南麓的国家赞同并效忠于西方的民主制度。这些地方的人远离政治和民主教育，必须要让他们明白我们是关心他们的幸福安宁的”。此后，美援迅速增加。

　　用美援打开尼泊尔的国门，是美国在尼泊尔从事政治、军事等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因为“尼泊尔是个贫困的国家，成百万的美金投进尼泊尔来，在这种金钱之下廓尔喀军队也会改变态度的”。除了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考量之外，帮助尼泊尔发展经济的同时获取本国经济利益也是美国对尼泊尔开展援助的目的。正如国外学者在分析美援的目的时指出的：“尼泊尔绝对是接受援助的最穷国家之一，但由于其地理位置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因此具有战略重要性”。“第四点计划协定”也指出，开展援助主要是考虑到尼泊尔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并提议对尼泊尔的矿产资源开展调查，以便于更好地开展经济技术援助。

　　从中美两国对尼泊尔经济技术援助的出发点来看，中国援助的目的是始终坚持向经济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国际责任和义务。而美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一开始就建立在政治目标和政治渗透的基础之上，以“遏制共产主义”在尼泊尔的影响为目的，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且主要针对新中国。同时，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即使有帮助尼泊尔发展经济的一面，但其动机也是以美国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出发点的。

中美两国对尼泊尔经济技术援助的内容和方式

　　动机决定行为，对外援助的动机不同，援助的内容和方式也会有所差异。总的来说，中美两国对尼泊尔经济技术援助的内容和方式主要有以下不同：

　　（一）援助内容与领域的差异

　　中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项目以修建公路、工厂等改善尼泊尔经济基础设施为主。中国的援助类型在一定程度上与尼泊尔对中国所谓的“共产主义渗透”的担忧有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尼泊尔一直避免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涉及教育、乡村以及其他重要的社会领域。因此，在具体援助项目上，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也多以改善尼泊尔国内基础设施为主，不涉及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在基础设施方面也多以修建公路为主。1961年，中国开始援助尼泊尔修建加德满都至拉萨公路，这条公路对尼泊尔的经济生活有巨大影响，尼泊尔报刊称赞：“公路将有助于尼泊尔的经济发展”，“将加速尼泊尔东部山地发展的速度，有利于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贸易”。据尼泊尔工业发展合作协会的统计，1960—1961年，中国对尼泊尔出口贸易额仅有565万卢比，1961—1962年为1328万卢比，1962—1963年增至1643万卢比；同时，中国从尼泊尔进口的贸易额，从1961年的2760万卢比、1962年的4753万卢比增加到1963年的5075万卢比。1965年加德满都至拉萨公路建成通车后，中尼的经济合作更是达到了高峰。另外，1965年8月，中国还援助尼泊尔修建了加德满都至博克拉全长176公里的公路，这条公路对于尼泊尔也至关重要，因为“它打开了这个王国的腹地，也经过了廓尔喀部落”，在促进尼泊尔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利于尼泊尔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团结。

　　美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侧重于医疗、教育、文化、军事等领域。美国在医疗援助中，以帮助尼泊尔建立医院和学校为主，援建医院的同时派遣医疗队并建立相应的医学学校。1958年6月中旬，尼泊尔与美国签署了《1958—1959年度尼美教育计划协定》，协定规定：在1958—1959年度中，尼美双方共同建立1099万卢比（合219万美元）的教育发展资金。其中美方提供114万美元，占全部资金的52%，其余由尼方负担。协定内容要点是：“美国派遣教育总顾问和初等教育专家各1人参加尼泊尔教育部工作；尼方选派95名留学生赴美学习（有消息说，其中包括两名政府秘书级官员）；建立印刷厂1所；增办小学160所。”

　　此外，1951年4月，据印度报纸报道：“尼泊尔政府已同意美国在尼泊尔西部的博克拉建立空军基地”。为配合空军基地的建设，“尼泊尔早已计划在加德满都以南开一条公路与同印度的狭轨铁道相连接，并由东至西沿着山脚修建一长达五百公里连接中小径的大路。”1958年6月底，尼泊尔、美国和印度三国达成了关于在尼泊尔建立无线电台的协定，计划在尼泊尔建设无线电台58座，其中56座设在尼泊尔，使尼泊尔全国32个县城和较大城市互相联络，2座设在印度（1座在德里，1座在加尔各答）并与国际线路相衔接。全部资金为150万美元，美方负担140万美元，尼方负担5万美元，印方负担5万美元。1959年夏，尼美两国又签订了《尼美航空协定》，规定：美国将助尼泊尔建设9个“民航”机场，其中包括位于中尼边境的穆斯塘机场。但鉴于尼泊尔与印度关系特殊，又担心中国，故美国“积极鼓励尼泊尔在印度的援助之下，增强它的内部安全和军事力量”，以此拉拢印度共同抵御中国对尼泊尔的“威胁”。

　　（二）援助所附条件的差异

　　中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1956年10月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王国政府经济援助协定》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尼泊尔王国的经济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不派遣技术人员前往尼泊尔。援助的款项和物资完全由尼泊尔王国政府自由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加干涉。”1960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经济援助协定》签订，协定指出：“为了帮助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发展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在本协定生效后的三年内，给予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以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和特权的经济援助。援助金额为一亿印度卢比”。

　　美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往往附加各种条件。例如，以维护尼泊尔的独立为由企图使尼泊尔依附于西方阵营，共同抵制中国和共产主义的“渗透”，或以美援影响政治决策人，培养亲美派，等等。美国驻印度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曾说：“每一块石头都有其固定的位置，因为每一块石头都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帮助尼泊尔为其独立做出贡献是我们提供援助的充分理由。”1965年，一份关于美国援助计划备忘录也提道：“美国政府仔细地研究了新兴国家和它过去宗主国之间的外交、援助、文化关系是否能在该国国内保持足够的亲西方倾向，研究了为了促进这种倾向和（或者）为了增进更加具体的美国利益，美国是否希望同该新兴国家建立一种比一般外交关系所能容许的更加紧密的联系”。美国在援助尼泊尔的教育和文化项目中也往往附加条件，例如，在帮助尼泊尔新建的学校中，“须由美国人担任负责人并训练教师”。又如1954年10月，美国给予尼泊尔水灾救济援助207.5万美元，其中规定：“各项援助计划与水灾救济均须由美尼双方共同执行”。

　　（三）援助方式的差异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多以单向性的无偿赠予或无息贷款为主，辅之以成套项目援助以及技术援助。这一点在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王国政府经济援助协定》体现得最为明显，中国无偿援助尼泊尔6000万印度卢比，其中“三分之一分期给予现汇，三分之二给予尼泊尔王国所需要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供应的机器、设备、材料和其他商品。援助的机器、设备、材料和其他商品，由两国政府另行商定。”

　　美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双向经济技术合作和互动为主，强调对外援助为美国的经济利益服务。早在1948年，美国就开始派开矿专家到尼泊尔，使若干美国公司取得了煤、铁、石油等采矿权。对于战略物资锰、钴、云母及制造原子弹的钍，美国也很感兴趣，印度报纸称：“西尼泊尔已全部租给美国的大公司，租期三十年”。1954年，美国颁布了《农业贸易发展与援助方案》（即480号公法），其中规定：“第一类：准予美国农产品以优惠价格售与发展中国家，受援国在40年内按低息以美元偿还”。同时鼓励低收入国家制定发展方案，美国将为这些发展方案提供粮食援助，但“销售用于和平的粮食换取的当地货币可用来支付商定的项目费用，否则借用美元也得偿还美国”。

　　从中美两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的内容、方式和所附条件不难看出，兼顾当下与长远是中国开展对尼泊尔经济技术援助的鲜明特点，而美国的援助并没有很好地从受援国的现状以及有助于受援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独立性和长期性方面去考量，其援助内容、方式均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中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始终设身处地为受援国着想，真正从受援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援助的内容和方式，不附加任何条件，既体现了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也有利于受援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长远发展和布局。

中美两国对尼泊尔经济技术援助的成效分析

　　由于援助的动机和内容不同，由此带来的援助效果肯定有所差异。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美两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的成效和影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一）从外部援助在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方面来看，中美两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成效差异较为明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尼泊尔改善了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助力尼泊尔五年计划的实施，在推动和促进尼泊尔经济发展方面初具成效。美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则从自身战略目标出发，虽在军事、政治、教育文化方面对尼泊尔有所帮助，但援助缺乏针对性，对尼泊尔的经济发展效果有限。

　　1955年10月，尼泊尔开启了五年计划，“这个计划的中心目标是要增加生产、扩大就业，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从而使全体人民有机会过更富裕和更合理的生活”。尼泊尔的五年计划根据实际情况首先发展交通事业以解决国内的交通困难，同时发展工业、手工业和农业技术。为此，1956年10月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王国政府经济援助协定》明确规定，中国政府同意在三年内无偿地援助尼泊尔王国6000万印度卢比，帮助了尼泊尔五年计划的执行。

　　在中尼签订经济援助协定后，美国加大了对尼泊尔的援助力度。据统计，1956—1957年美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金额为127.26亿卢比，1957—1958年增至484.73亿卢比，远远超过印度（印度援助尼泊尔的金额为96.05亿卢比）。美国此时加大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主要是基于遏制中国和共产主义“渗透”的考量，而非有针对性地改善和发展尼泊尔的经济尤其是交通设施。正如美国学者指出的：“1951—1956年期间，共产主义的威胁是决定美国对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性质的主要外在因素。”这种遏制中国在尼泊尔的影响力是“和建立一个包括不发达国家在内的联盟体系以包围共产主义世界的政策在一起”，而尼泊尔是在美国防御共产主义国家的范围之内。以遏制打压中国和遏制共产主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即“创造经济条件，防止尼泊尔共产党内部屈服，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这种不顾尼泊尔亟须发展本国经济的援助使其援助效果大打折扣。

　　（二）从受援国的评价来看，尼泊尔国内对中美两国的援助褒贬不一

　　中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受到了尼泊尔国内的普遍好评。尼泊尔政界对中国的援助赞赏有加，认为“中国的援助是最好的援助，没有任何附带条件，其他国家的援助都附有条件”。尼泊尔各政党领袖欢迎中国给予尼泊尔6000万卢比的援助。尼泊尔国大党总书记乌帕德雅雅说，这项援助是“无比的慷慨”，因为它没有规定要尼泊尔履行任何条件，“我们可以按照我们愿意的任何方式花这笔钱。我们对此表示感激”。尼泊尔国大党主席雷格米说：“尼泊尔的每一个人都感激中国的这种亲善表示”。尼泊尔人民党也称赞这种“援助的精神”。

　　经济技术援助是美国影响和控制受援国的重要形式，以此介入和干涉受援国内政，也是美援的重要目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美援进入尼泊尔，美国借此扶持尼泊尔国内的亲美派，为其政治利益服务。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就是典型的亲美派，柯伊拉腊在1959年大选中得到美国支持。柯伊拉腊上台后，进一步投向了美国怀抱。美国利用柯伊拉腊与马亨德拉国王间的矛盾进一步影响尼泊尔的中立政策，使不发达的尼泊尔进一步依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美国还拉拢尼泊尔政界人士、培养和壮大尼泊尔政府中的亲美力量。据披露，美国曾“以‘行政人员训练计划’的名义收买尼泊尔政府官员，有的还直接送去美国受训”。

　　尼泊尔十分珍惜其独立地位，对于美国以援助为幌子进行的干涉十分反感，1954年8月8日，“尼泊尔首都人民举行反美大示威，高呼‘打倒美国特务’等口号”，同时，尼泊尔成立“‘反美干涉委员会’，动员舆论反对美国在尼泊尔的阴谋活动”。尼泊尔共产党也发表声明，指责“美帝国主义企图把尼泊尔变为美国的军事基地的阴谋，并要求全国民主人士团结起来，采取联合行动来反对美国在尼泊尔的阴谋活动”。1954年6月，全尼泊尔农民联盟第二次大会召开并通过了几项决议，表示“强烈反对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干涉尼泊尔的内政”。尼泊尔国内批评美援的声音很多：“美国人抓住美金的一头，尼泊尔拿住另一头，尼泊尔一定要随着美国意志行事。这决不会给尼泊尔带来好处”。但与此同时，尼泊尔亟须外援来帮助本国经济发展，对美援仍有很大幻想，“如尼1959—1960年度发展预算规定由43%的经费靠美援，为了争取美资，尼政府已表示美资可自由汇出利润”。因此，尼泊尔驻华大使凯谢尔·巴哈杜尔曾将美援形象地比喻为：“美援犹如一张糖纸，受援国是苍蝇，只要一粘上，就逃不掉了。”

　　（三）从援助款项执行情况来看，中美两国也存在差异

　　中国政府本着改善与发展尼泊尔人民生活的目标，承诺的援助款项除外部因素干涉而无法落实之外，其余基本全部落实，得到尼泊尔人民的高度赞扬。正如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世杰曾在同马亨德拉国王的谈话时所表达的：“只要可能，中国政府总是愿意帮助自己的友好国家的。”1965年4月4日，尼泊尔《新社会报》的社论也指出：“每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中国总是热诚地同我们合作”。“所有的尼泊尔人对中国援助兴建的各项工程的进展情况，都感到满意”。

　　美国在落实援助款项过程中或大打折扣，或借口拖延，导致美援失信。如1960年7月，“尼泊尔国王访美，两国签订《美国对尼泊尔投资保证协定》，并承诺将对尼泊尔每年给予1.5亿卢比援助，但此后美国又否认此事”。此外，很多美援在落实过程中也缩水严重。在尼泊尔五年计划期间，美国曾答应给尼泊尔一笔关于农业计划的援助款，名义上是6万美元，但其中3万美元是从美国进口装备的费用，1.5万美元为美国专家的费用，0.5万美元为办公费用，0.3万美元为尼泊尔1—2名技术人员到美国学习的费用，只剩下0.2万美元现金。换句话说，6万美元实际上只有0.2万美元是援助款，类似这种问题很多，导致尼泊尔“人民对政府依靠‘美援’‘印援’作不出事来非常不满”。

　　评价外部援助成效的因素很多，包括能否为受援国带来经济增长、受援国对外部援助的直观评价、援款的投入与产出等。由于援助国和受援国的价值取向不同，援助成效可能大相径庭。从外部援助在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包括受援国对外部援助的直接评价和援款在落实过程中的执行情况等方面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美两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成效差异明显，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个援助国在该地区的外交理念所决定的。

从中美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分析两国的外交理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美两国对尼泊尔经济技术援助的起始阶段，影响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美两国对尼泊尔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技术援助的走向，其中折射出中美两国的外交理念和战略考量。

　　（一）“与邻为善”的新中国睦邻外交理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是新中国睦邻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体现了新中国“与邻为善”的外交理念。建立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是新中国的既定外交方针，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了坚决践行。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就指出：“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中共八大在阐述新中国外交方针时，更明确地提出：“我国同亚非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首先是同我国的近邻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

　　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期，新中国以务实而灵活的方针同周边国家解决了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用最大的诚意和行动消除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与担心。同时，以有针对性的援助和切实有效的援助方式帮助周边国家发展本国的经济。在此过程中，充分尊重包括尼泊尔在内的每一个邻国，而且在反对大国主义方面，中国也做出了榜样。正如1961年10月刘少奇在参加尼泊尔国王和王后举行的告别宴会上所强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对所有的邻国，不论是大国或者是小国，不论社会政治制度怎么样，都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采取友好睦邻的政策”。他还强调：“国家不分大小，不分强弱，在相互关系中，应该一律平等，而不应该有高低、尊卑之分”。“我们坚持平等待人，反对大国主义。十二年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今后的历史，将会继续证明这一点。”对此，尼泊尔曾多次表示感谢。据尼泊尔《新社会报》报道：“全体尼泊尔人民都感谢邻邦中国对尼泊尔的发展事业所给予的无私援助。”

　　（二）美国“对抗共产主义渗透”的外交理念

　　在美国的外交理念中，始终认为贫困是共产主义渗透的温床，也是抵御共产主义思想最薄弱的一个环节。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就一度认为“南亚的战略位置和该地区面临的潜在风险都暴露在共产主义之下”，因为“普遍贫困导致南亚国家的共产党日益受到欢迎”。尼泊尔自独立后，经济发展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都严重依赖外援，而且在美国的外交理念中，“由于其地理位置接近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因此具有战略重要性。更深远的是这样一种假设，即‘共产主义对尼泊尔的任何影响都可能波及南亚地区，并波及脆弱的远东地区’”。

　　正是出于在南亚遏制中国和共产主义的目的，美国从1951年就开始了对尼泊尔的援助，“1951—1961年间，美国对尼泊尔经济援助总额为4550万美元，每年大约400万美元”。有学者分析指出：“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对尼提供援助的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前一直是向尼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美国以经济技术援助为幌子，加强在尼泊尔的政治渗透，包括“在尼大力宣传所谓美国生活方式和培植亲美力量，继续拉拢和收买尼文武官员及地方封建势力”。同时“美国特务以医生、技术人员和学者等身份为掩护深入到尼泊尔的穷乡僻壤地区活动，其重点在中尼边境和尼南部的平原地区”。据统计，截至1959年之前，在尼泊尔的美国各种“专家”有300多人，美国“传教士”“游客”等更是达到1000多人，其中不少是伪装的军事人员。

　　（三）中美两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折射出两国不同的战略利益

　　尼泊尔作为中国在南亚内陆的重要陆地邻国，对尼泊尔实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是新中国的既定方针。1955年8月中尼两国建交后，在尼泊尔的要求之下，同时也为了维护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新中国开启了对尼泊尔经济技术援助的序幕。这一方面是要帮助尼泊尔发展本国经济，另一方面也需要兼顾历史和现实中与尼泊尔有着特殊关系的印度方面的因素，以此维护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中尼友谊是真诚的，并且不排除双方同其他国家的友谊，尤其是对印度的友谊。如果我们三国都友好，对南亚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并且有助于世界和平。我们希望看到尼泊尔王国经济繁荣，人民幸福。”

　　美国在尼泊尔所在的南亚地区没有任何直接的安全问题。但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利益在南亚国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制定南亚安全政策——甚至对安全利益进行评估——没有出现在美国人的概念地图上。美国至少从艾森豪威尔时代起的领导人就试图将南亚纳入东南亚或西南地区而不是将该地区作为一个实体来处理”。然而，由于该地区国家贫困等原因，美国认为南亚国家更易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因此，尼泊尔的地缘政治地位是影响美国战略利益的主要因素。

　　总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中美两国对尼泊尔经济技术援助的起始阶段，在冷战的影响之下，由于中美双方的外交理念和战略利益不同，致使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的出发点、援助内容以及援助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援助成效也大相径庭。此一时期中美两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技术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尼泊尔国内的经济建设布局与发展，同时对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尼泊尔、美国与尼泊尔、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作者简介］穆阿妮，法学博士，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0875。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对外援助工作的历史与经验研究”（19CDJ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