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智力引进，人们一般都指的是科学技术和普通的经济管理知识及人才的引进，其实，国家领导层借用外脑是更大的智力引进，可以使整个国家少走弯路。”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以下简称交流会）便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外智力引进的重要尝试。它是在邓小平的指示下，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家大来佐武郎牵头创立，中日两国的高层官员和经济专家共同参与的经济知识交流机制。自1981年创立至今，交流会已经举办了38届。期间，因钓鱼岛争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等原因，暂停举办3届。交流会不仅是中日两国间“第一个经济知识交流的窗口”，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两国间开展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交流机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智力引进的重要尝试，其创立和运行对中国经济建设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在中国亟须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交流会的影响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对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乃至中国经济研究人才的培养都有所裨益。曾参与交流会创立和运行的中日高层官员、学者在相关文章和回忆录中对交流会的情况均有所忆述，但是限于相关资料较少等原因，国内学界对此鲜有研究。2020年，日本东京大学研究员伊藤博在整理日本相关资料和采访中方亲历者的基础上，出版了交流会自1979年至2000年期间的资料集，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力助益。本文以此为基础，利用中日亲历者的文章、回忆录、讲话稿等资料，聚焦改革开放初期交流会的创立历程、运行机制以及交流内容，以期管窥改革开放初期智力引进对中国经济建设产生的重要影响。

　　交流会创立的历史动因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亟须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经验，而此时的日本经济仍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中日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这为交流会的创立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一）中国政府派经济考察团赴日访问

　　改革开放初期，鉴于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巨大经济差距，对外开放、引进技术成为中共中央的共识。派团去发达国家考察是对外开放、引进技术的重要方式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下简称战后），日本创造了从战争废墟到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奇迹，探求日本经济成功的秘诀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自然也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考察的重点对象。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派出了多个考察团访问日本。考察团在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肯定了日本在引进技术、利用外资、培养科技人才等方面的具体经验。1978年3—12月，中国政府相继派遣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率领的赴日经济考察团、以冶金工业部部长唐克为团长的中国环境代表团、以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周建南为团长的中国机械工业综合考察团、由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袁宝华率领的国家经济委员会访日代表团等访日。赴日考察期间，考察团成员深受震撼，切实认识到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大有希望，但是要花大力气”。回国后他们通过口头或书面报告的方式向中央领导汇报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形势与先进经验。

　　（二）中国领导人的战略决断

　　除日本外，联邦德国等欧洲发达国家也是中国借鉴经济发展经验的重要参照国。1978年6月，谷牧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时，叶剑英曾从战略角度提出“我们同西欧国家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稳定世界的力量……引进技术的重点放在西欧”的想法。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分为欧美模式与日本模式，而日本模式则是结合了欧美经济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事实上，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就较为盛行，直至20世纪70年代，“马列派”经济学家仍在日本占主导地位，其经济思想在日本战后的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日本模式的突出特征是在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这与当时中国的经济指导思想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此外，由于中日两国同处东亚文化圈，在文化影响下，日本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具有团队经济的显著特点，大小企业间的联动协作与分工体系呈现出以大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与大企业有机联合的互动特征，其团队经济在东方文化的道德规范中显示出强大的产业活力。因此，中日在文化上具有的相似性也成为中央领导决断的重要考量因素。谷牧率团考察西欧回国后，在向邓小平汇报时提出，相比联邦德国，日本与中国文化方面的相似处多，因此更具借鉴性。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综合各方因素，邓小平决定亲自对日本进行一次实地考察，以探求中国未来发展之路。

　　1978年10月22—29日，邓小平对日本进行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访问期间，邓小平专门对日本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化企业、高科技设施等进行详细考察，并多次表达了希望加强同日本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愿望。10月25日，邓小平在出席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话时表示：“中日双方在经济方面合作的余地很大。我们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也会借助于日本的科学技术甚至于资金。”日本在经济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让邓小平深受触动，回国后的第三天，中央即派出了以袁宝华为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为顾问的中国访日经济考察团。中央对考察团的要求是“边学习，边总结，回国前拿出报告，回国后马上派上用场”。

　　通过访日实地考察以及听取各赴日考察团报告，邓小平、谷牧等中央领导进一步坚定了借鉴日本经济发展经验、加强与日本经济技术合作的想法。对此段历史，谷牧曾回忆道：“我当年创立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意图是，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这也是小平同志的意思。”

　　（三）日本政经界友好人士的积极推动

　　战后日本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批深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并兼具丰富实践经验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多身居政府要职，并亲身参与日本政府战后经济战略的制定。在交流会的创立过程中，这一群体中的对华友好人士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影响其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中日双方在战争记忆基础上建立的珍视和平发展的情感共鸣，也有基于日本经济利益需要的现实考量。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陷入了“滞胀”的困境之中，“由于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因此，对于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有兴趣”。日本也不例外，其政经界有识之士普遍认为，“日中经济合作，不仅有利于日中两国的发展，而且对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促进西太平洋经济圈的发展与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也具有重大意义”。在此背景下，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等政经界人士希望通过介绍日本的经济发展经验、提供日元贷款，在助力中国经济的同时也使日本在对华贸易中获益。

　　此外，中日两国政经界相关人士间的友好情谊也为交流会的成立和顺利运行提供了保障。在交流会成立前夕，两国的主要筹备者通过中日政府成员级会议等交流活动，建立了较为深厚的个人友谊与相互信赖的沟通渠道。如参与交流会筹备工作的日方最年轻成员、时任日本兴业银行调查部副部长的小林实，以其直言不讳的建言风格给中方留下深刻印象，在其后的交往中，小林实与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委员李灏成为亲密的朋友。在交流会筹备期间，诸多提议与方案都是通过小林实—李灏—谷牧—小林实—大来佐武郎这一渠道进行沟通交流的。

　　交流会的创立过程与运行机制

　　交流会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借鉴日本经济发展经验而创立的，其交流活动得到了中日两国政府的高度认可与支持。其务实的创立宗旨，一方面决定了交流会成员在两国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交流会运行机制的实用性与灵活性。

　　（一）交流会的创立过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对外经济活动逐步增多，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普遍暴露出缺乏对国际事务、国际间经济运作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的问题。为此，中央决定聘任世界名人作为中国政府经济顾问。

　　1978年12月24日，稻山嘉宽与谷牧会谈，双方约定为进一步推动中国钢铁、能源与运输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由日方向中国派遣专家顾问团。顾问团采取不定期来华做讲座或报告的形式，向分管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介绍日本经济的发展经验。从1979年1月至1980年10月，大来佐武郎、经济学家向坂正男与小林实组成的三人顾问团三次访华，在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同时，向中方介绍了市场经济、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形势等内容。以大来佐武郎等为代表的日本专家逐渐发展成为促进交流会创立的核心人物。

　　随着双方交流的深入，中方提出问题所涉及的领域愈发广泛和深入，日方顾问团的专家仅是单一领域的翘楚，对跨领域的专业问题难以回答。鉴于此，日方提出建立一个由两国专家组成的交流会以便开展交流。中方也有意通过有组织的固定交流机制，以更好地促进学习交流。1979年10月，在三人顾问团第二次访华期间，大来佐武郎向谷牧提出增加中日双方经济专家的人数，召开定期交流会议。这是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构想的发轫。11月，大来佐武郎出任日本大平内阁的外务大臣，无法继续担任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便向谷牧推荐有日本“国土开发之父”之称的下河边淳接任他的工作。但是，考虑到此前三人顾问团的作用，中方并未立即回复日方。

　　1979年12月，大来佐武郎陪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在与邓小平会谈时，双方约定支持由大来佐武郎推进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构想。1980年7月，铃木善幸内阁成立，大来佐武郎辞去外务大臣职务，担任日本政府对外经济事务代表，并再次参与创办交流会的事业。10月15日，下河边淳代表日方赴华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马洪协商交流会具体事宜，就交流会的宗旨、参会人数、双方代表、会议形式、事务局设置等达成协议。31日，谷牧与大来佐武郎进行会谈，初步确定了交流会的名称与双方委员。1981年4月11日，小林实致信李灏，双方最终就顾问及主要成员人选等事项达成一致。5月，第一届交流会在日本箱根举行。中方首席代表为马洪，日方首席代表为向坂正男。

　　（二）交流会的运行机制

　　中方对交流会的初步定位是就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同日方专家展开内部讨论和意见交换。交流会不对外公开，设顾问与首席代表，谷牧、大来佐武郎担任顾问，马洪、向坂正男为首席代表，负责具体工作。参与交流会的日方成员多为在日本政府任职的著名经济学家，其中大多参与日本战后经济方案的策划与制定。如第一届交流会的九名日方成员中除前述的三人顾问团成员和下河边淳外，还包括日本战后经济复兴计划的重要参与者、日本最大智库野村综合研究所会长佐伯喜一；日本最大的建设机械制造公司小松制作所社长河合良一；亚洲经济研究所会长、被称为“日本产业结构改革政策之父”的篠原三代平；参与日本战后复兴政策制定的重要经济官员、原经济企划厅事务次官宫崎勇以及日本最大的钢铁制造公司——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的综合调查部部长河野力。中方成员共有12人，集中了中国政府相关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和研究机构的经济专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家马洪；国家计划委员会顾问、经济学家薛暮桥；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廖季立；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委员李灏；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中国基本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薛葆鼎、副所长林森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一苇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戴有振、凌星光等人。除固定成员外，根据议题与举办地点的不同，交流会也会临时调整成员。如1984年12月，在中国深圳举办第四届交流会时，深圳市市长梁湘、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袁庚等参加。交流会的顾问、首席代表等实行较为固定的常任制，鲜有变动，直到2000年第二十届交流会前后双方成员才迎来了较大规模的新老交替。

　　交流会除固定会议外，还设立了不定期的临时经济考察小组。固定会议每年在中日两国不同城市轮流举办，持续约1周时间，一般前1—3天为会议讨论，其后几天为拜访政府相关部门与实地考察。如1983年5月，第三届交流会在日本九州举办，中方成员在会后访问了长崎，与其知事、市长等当地官员进行了座谈。为确保交流会事务的正常运转，1982年，中日双方分别设置了办公室和事务局。中方办公室设置在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秘书长为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李景昭。1985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时，将办公室设置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张云方出任交流会中方办公室秘书长，接管交流会事务。1980年12月，大来佐武郎在东京日比谷富国生命大厦成立事务局，作为交流会在日方的事务机构，由小林实担任事务局局长。事务局成立后，其人员构成为事务局局长1名、男女秘书各1名、助手2名。其后这一人员构成基本得以延续。

　　（三）交流会的主要议题

　　交流会固定会议的议题设置主要包括分科会主题与临时议题。从内容上看，可分为经济形势介绍与政策建言两部分。由于交流会议题的设置是根据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来展开，因此呈现出灵活性与实用性的特征。交流会一般包括“世界政治与经济形势”“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的现状与课题”“中日的合作关系”“总结”等议程。会议结束时由双方商定下一次交流会的举办地点和议题。如第一届交流会，关于“世界政治与经济形势”，筱原三代平做了题为“亚洲国际分工的发展”的报告，提出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模式从以往的垂直分工型转变为水平分工型，强调中国应关注这一现象，并就其展开相应研究。关于“日本经济现状与课题”，宫崎勇做了题为“从宏观看日本经济发展”的报告，河合良一做了题为“从企业经营看日本的成长过程”的报告。关于“中日经济合作”，大来佐武郎做了题为“日本的经济合作政策”的报告。中方的发言主要是针对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展开的，如经济主管部门间的不平衡、企业管理制度的不合理、投资效率和能源使用效率的低下，等等。此外，交流会还根据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会议地点不同，设置特别议题。如1982年第二届交流会一度在长江的轮船上举行，下河边淳在会上提出应制定长江开发计划。同年10月，由下河边淳担任团长的中国地域考察团对长江流域进行考察，其提出的建议对长江流域的开发、上海经济圈的建设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谷牧担任交流会顾问期间，交流会的议题都经其同意和拟定，最终报告也经由其审定并报送中央。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基础性难题，向日本学习经济建设经验成为交流会的中心议题。纵观20世纪80年代的交流会议题，双方的交流以中方提出问题、日方提出建议为基本特征，围绕市场机制的意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经济结构的改革、能源供需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建设、服务型经济的振兴等重点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日本专家对日本从战后复兴到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所采取的相关政策做了详细介绍，获得了中方专家与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在中国改革开放亟须经验借鉴、日本大力开拓海外市场以及两国友好人士的积极推动下，这一时期的交流会一直得以顺利举办，即使是在1989年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封锁的情况下，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第十届交流会仍如期举办。然而，随着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差距的缩小、政治家的更替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双方的交流也呈现出合作与竞争共存、讨论与争鸣同在的新特征。

　　交流会的重要影响与作用

　　交流会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外引进智力的重要措施，它的影响不仅在于微观层面的经验借鉴，且有助于中国经济决策者的思想解放和视野拓展。而双方基于中国国情所制定的一系列开创性的经济政策，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廓清思路、解决难题，促进中国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探索等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促进中央领导层解放思想、开阔视野

　　早在交流会创立之前，大来佐武郎与向坂正男就受聘为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并多次向中央领导层做报告。1979年1月春节假期，谷牧召集国务院主要部委主管经济的领导，在钓鱼台国宾馆听取大来佐武郎与向坂正男关于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经验的报告，这是“中国经济部门领导层第一次系统地听取国外经济发展报告”。这次报告会对于开阔中央领导层视野，尤其是转变思想观念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后，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小林实三人顾问团又多次访华并同中方交流。在交流过程中，三人顾问团的建言献策，使中央领导层直接感受到向日本借用外脑的必要性。1982年4月，谷牧在听取深圳经济特区负责同志汇报后指出：“邓副主席批准我请日本的大来当顾问，他来了几次，很有帮助。请外国专家当顾问这个做法，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的。”这一时期，在谷牧与大来佐武郎的共同推动下，中日政府成员级会议、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相继创立，中国对日本的智力引进由不定期的临时咨询转变为规范化的定期交流，在当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这些定期交流机制的确立为中方开阔视野、转变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

　　交流会创立后，谷牧多次参会，并将在会议中获取的重要信息向中央汇报、向地方传达。如在改革开放初期，受“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等观念的影响，对于利用外资还存在不少争论，在引进外资方面也缺少赖以借鉴的相关经验与做法。因此，围绕引进外资的经验介绍与对策建议成为交流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在第四届交流会上，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分别就这一议题做了专题报告，帮助中方修正了“外债即殖民地化”等观念，希望中方对日本引进外资等经验加以重视与借鉴。在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研判上，日本学者提出了未来20年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将转移到西太平洋地区的论断，认为范围“包括日本、中国、东南亚一带，而以深圳特区、香港为窗口的华南工业区将成为西太平洋经济的中心地区”。1984年6月9日，谷牧在听取广州、湛江两市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时提及此论断，要求广东省委结合本地区经济建设现状部署工作，进一步加强规划、统一思想。

　　在改革开放初期，交流会上双方讨论的主要内容是经验介绍与对策建议，但也存在争议性的观点。在第四届交流会上，日方专家佐伯喜一谈及技术进步的议题时，提出“中日经济合作的基础就是日本要在技术上与中国保持领先十年的差距”，这一言论当即就受到中方的反驳，中方指出：“未来日本的技术优势不会成为中日合作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条件。如果中国在某一领域占据优势，双方仍可以进行充分合作”。在1985年召开的深圳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中，此事再次被谷牧提及，认为“我们在引进先进技术上还是处于被封锁的状态，打破这个封锁并不容易……我们要在技术上真正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法则，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和矛盾,我们也是可以利用的”。可以说，日方专家的观点从另一角度为中方拓展了思路。

　　总之，交流会的创立与召开促进了中央领导层解放思想、开阔视野，为中央研判国内外经济形势、做出改革决策提供建议与参考。随着交流会双方创立者及其成员的更替，基于个人层面的政策建议与影响逐渐减退，以经济部门与大型企业为主体的探讨与借鉴成为主流。

　　（二）为解决改革开放初期的具体问题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帮助

　　交流会不仅推动了与会专家对两国经济理论的沟通与学习，而且针对中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实践难题进行了讨论与建言。在经济理论交流方面，人员范围由经济实践者扩展到经济理论专家，主题由经济施策拓展到经济理论，并由此带来了更为深入的理论碰撞。第一届交流会举办时，中日双方因经济术语的差异，耗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为消除沟通障碍，增进对中日经济状况的准确理解，双方决定在会后一年内编纂经济用语事典，在198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之际正式出版。面向日本读者的《现代中国经济事典》，由中方撰写，日方翻译，用日文出版；面向中国读者的《现代日本经济事典》，由日方撰写，中方翻译，用中文出版。在两本事典中，中日双方经济专家基于各自的理论体系，系统、具体地对本国的经济发展和运行状况进行了介绍。这套由中日经济专家首次合作编写而成的经济事典，是改革开放初期中日两国深入了解对方经济概貌的“入门教材”。

　　交流会的讨论成果还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张云方曾评价，交流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和整个经济决策起到了许多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交流会上所讨论的经济特区管理、特区货币、外资利用、企业改革等问题，均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所遇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交流会提出的很多建议通过谷牧直接报送中央，并最终成为经济改革的具体政策。例如，针对经济特区的管理问题，大来佐武郎提议中央应给予政策支持而非物质支持，不应输血而是让特区形成造血机制。在中央拟提议发行特区货币时，谷牧征询大来佐武郎的意见，大来佐武郎从汇率和统一货币的角度明确建议不要出台特区货币，最终这一建议被中央采纳。

　　交流会成员的建言献策并未局限于交流会之内，会外的考察交流也是建言献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战后日本国土规划的重要制定者，下河边淳在参与交流会期间，先后7次担任中国地域考察团团长，考察足迹遍布海南、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以及上海、深圳、大连等沿海城市。考察团一般在各地进行约10天的深入调研，在返回日本前，考察团多次在北京与中国政府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会谈并给予建议，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国土开发政策给予了诸多有益帮助。谷牧对考察团的活动给予高度肯定：“下河边淳先生多次对各地区的考察非常好，除了作为国务院政策参考的经济知识交流会外，还在海南岛开发、上海经济圈、长江开发、新疆地区等考察中，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战略意见。”

　　（三）对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与人才培养发挥推动作用

　　交流会产生的良好效果和成功实践促使中国各地纷纷成立政策咨询机构。在日方专家的支持下，大连经济开发协力会、日本深圳协力会、中日天津研究会、中日陕西协力会等政策咨询机构相继成立，不仅为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改革提供咨询建议，也促进了日本企业与当地的经济合作，有力地推动了中日友好交往与经济人才的培养。

　　1986年11月，旨在助力深圳特区发展的日本深圳协力会（以下简称协力会）在东京成立。交流会的创办者大来佐武郎和主要成员宫崎勇、下河边淳等，同时也担任了协力会的名誉会长、会长和代理会长。协力会通过与深圳市政府及经济建设有关人员召开研讨会的方式，为深圳特区建设建言献策。此外，东洋租赁公司、住友商事、大和证券等日本企业均是协力会的成员，协力会不仅为深圳政府与日本企业间搭建了信息交换的平台，也将合资、补偿贸易、租赁业务等多方面的合作项目及时介绍给日方会员企业。在以交流会及地方协力会、研究会为平台的深入合作过程中，双方成员缔结了深厚的友谊，为促进中日友好交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89年，第九届交流会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也下发了禁止内阁高级官员访华的自肃指示，面对日本国内的政治压力，宫崎勇毅然开启访华之旅，成为当时中国领导人接见的第一位外国友人。2016年1月，宫崎勇逝世后，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向宫崎勇送别会致悼词，称宫崎勇为“难得的良友”，高度评价了宫崎勇30多年来为中国经济发展、为中日友好做出的杰出贡献。

　　为加强中国经济研究的人才培养，日方专家还设立了面向中国的“纪念向坂正男日中经济研究交流基金”“小林实中国经济研究基金”等基金项目，资助了众多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青年人才。1993年12月，在对外经济贸易部国际贸易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国访日期间，身患重病的小林实对其提出希望以他的个人资产在中国设立研究基金的想法。回国后，李建国将小林实的这一想法向马洪和李灏做了汇报，并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人员进行了商议。在中日双方相关人士的共同努力下，1996年8月，“小林实中国经济研究基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设立，其资金运营与使用全面委托给中方成立的基金理事会和管理委员会，宗旨是全力支持中国经济研究人才的培养。截至2016年，共资助研究项目54项，还支持了近700名清华本科生进行社会调查。20余年来，“小林实中国经济研究基金”传承了小林实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巨大热忱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朱镕基、谷牧等国家领导人通过不同方式对小林实为中日合作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四）促进改革开放初期中日两国经贸往来深入发展

　　交流会的创立正值日本寻求扩张亚洲市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中国改革开放亟须引进外资、学习技术的时期，但改革开放初期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积极性并不高。在1982年举办的第二届交流会上，双方就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热情不高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日方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存在信息不公开、立法不完善、对外资引入管理不健全、政府招商引资主动性不足等问题，这为中方完善引进外资政策、改善投资环境提供了参考。在第四届交流会上，针对日本企业对华投资获取信息困难等问题，向坂正男提议中日应合作设立“中国投资信息中心”，这一提议在1990年3月以中日双方分别设立投资促进机构而得以落实。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完善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企业逐渐增加对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投资，出现了对华投资的第一个高峰。这期间，交流会为推进两国项目合作进程、协调经贸往来，以及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交流会成立后，双方成员在参会日程外，往往还与主办国的政经界权威人士进行会面或座谈，这对于了解主办国的政策动向、经济走势起到了关键作用。如在第五届交流会结束后，马洪等人在大来佐武郎的引荐下，拜访了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会见中，中曾根康弘表达了日本要增加对华投资，扩大同中国技术合作的意向。

　　此外，交流会还不定期派出临时经济考察小组，针对具体经济问题，对当地企业进行详细考察，使交流会成员可以实地了解对方企业的经营状况、技术水平。1985年，交流会派出“中国公共工程建设资金的筹集和使用考察团”“町村经济建设考察团”等，分别对日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体制、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以及日本农村一村一品运动等情况进行了考察。考察团回国后，撰写了《日本公共工程建设资金的筹集和使用考察报告》《日本地区开发及一村一品运动考察报告》等报告，并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相应建议，为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西部开发建设等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经验。此外，交流会的成员多为当时中日经贸往来政策制定和项目推进的实际负责人。1986年9月，中日两国分设了中国对日经贸工作协调组和日中贸易扩大协议会，中方协调组的组长沈觉人和日方协议会会长河合良一均是交流会的成员。交流会上，两人多次就中日制造业合作、技术协力等方面的现状、难题与对策进行面对面探讨，有效推动了中日间经济合作的进程。

　　结语

　　交流会诞生于中国改革开放和中日关系“蜜月期”的特殊历史时期，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中日友好交往的见证。作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对外智力引进的重要尝试，交流会成员级别之高、目标定位之精准、交流方式之灵活、内容探讨之深入、影响之广泛持久，奠定了其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与中日政治经济交往中的重要地位。改革开放初期，交流会不仅使中国借鉴了日本模式的宝贵经验，也为大批日本企业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的契机。其后的40余年间，交流会始终致力于两国经济发展经验的交流与经济技术合作的探讨。随着中日两国经济体量的增加、经济影响力的增大，以交流会为代表的对话平台及其带来的政策效应在东亚区域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交流会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间开展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交流机制。1990年，交流会召开10周年年会，谷牧在会上致辞说：“从《魏志·倭人传》算起的两千余年有文字记载的中日交流历史中，还找不到两国高层人士连续十年每年开一次讨论会的记载，可以说我们是独创,是留载千古的中日友好的创举，我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自交流会成立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日关系波折不断，但在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下，交流会仍坚守友好交流的创立宗旨，保持了政产研学多轨道互动的鲜明特点，为促进两国在经济、科技与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合作共赢持续提供动力。虽然交流会的诞生背景与历史影响具有不可复制性，但是如何在再造历史共性中重现良性循环的合作机制仍应是中日关系中需要重点思考的命题。

　　［作者简介］毕亚娜，法学博士，助理教授，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邓美薇，经济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