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文章和著作,很多都涉及到1950年10月周恩来在抗美援朝战争前夕秘密访问苏联时的情况,而且在对周恩来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会谈内容的介绍上出现不同或截然相反的说法。例如,曾作为翻译随同周恩来访苏的师哲,在其回忆录中说:周恩来是带着“以不出兵为宜”①的意见同斯大林会谈的。有的同志撰文亦认为:经过研究和考证,“师哲对这件事的回忆是对的”,“周恩来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②但是,作为机要秘书随同周恩来访苏的康一民,则在其回忆中明确指出:“周恩来此行的目的是,告诉苏联领导人,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否则,“就不需要去苏联了嘛”。③更多的研究者也认为:周恩来访苏是带着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援朝的意见去的。④
周恩来这次秘密访苏是中共中央关于出兵援朝的重大决策形成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有鉴于此,现在,我根据自己掌握到的材料及对一些书刊论著有关内容所进行的研究和考证,谈谈我的意见,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对周恩来访苏会谈内容的不同说法的几点看法
1.对周恩来秘密访苏的情况,特别是对周恩来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会谈内容的介绍,为什么会出现不同或截然相反的说法呢?
首先,我认为,对某些当事人来说,因为这是在三四十年后回忆这段历史,又由于他们对当时处于高度机密中的中共中央关于出兵援朝决策过程的整个情况,不可能有通盘而深透的了解,所以对有些情况的回忆便有可能因记忆模糊而造成错位,以致出现与事实相悖或似是而非的叙述;或因已经忘却或未予与闻而造成遗漏,以致出现以偏概全的叙述。
例如,师哲在回忆录中说:周恩来秘密访苏时,“因紧急而又机密的关系,总理只带了我和机要秘书康一民同志。那时林彪正在莫斯科养病”。我们“到达莫斯科后,总理立即同林彪取得了联系。”⑤但据康一民回忆,随同周恩来去苏联的“有林彪、叶群、作为翻译的师哲同志和作为机要秘书的我”。⑥根据档案材料记载,10月5日林彪在京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说明,他关于此时林彪在苏养病的回忆是不准确的。又如,师哲在回忆中说:“清晨,我们在布尔加宁陪同下飞返莫斯科,午后3时许抵达莫斯科。”回到莫斯科后,康一民“刚刚收到毛主席的电报”。“电文第一句话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主张出兵”。电文还“分析了形势,制订了兵力部署、调动以及进入战斗的作战计划与具体的战术计划。”⑦师哲虽然没有说明周恩来返回莫斯科是哪一天,但根据他和康一民的回忆以及有关档案提供的线索推算,当在10月12日,根据对这段时间档案材料的分析,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总共有3封。第一封电报拟成时间是13日22时,后两封电报拟成时间是14日3时、21时半,从时间上看,周恩来回到莫斯科时毛泽东第一封去电尚未发出,不可能刚刚收到。从内容上看,师哲所回忆的电文的第一句话同毛泽东第一封去电的第一句话也有较大出入⑧,而且师哲所讲的“分析了形势”等项内容,亦非毛泽东13日电文所能囊括,而实际上是毛泽东14日两封去电的内容。这说明,师哲的这一回忆有混淆、有差错。
同样,师哲因对会谈的重要内容回忆不完整而出现误断,也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我认为,就研究者来说,他们只能根据各自掌握的比较零碎的档案材料和认为可信的有关回忆与研究材料,对周恩来访苏时会谈的内容进行介绍,因此有的介绍比较准确,有的介绍就不大准确。
2.周恩来出访时,中央政治局果真“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吗?
师哲在回忆录中说:讨论是否出兵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没有结束,就派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了。“周恩来离京之后,毛主席做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工作。他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政治局的同志见毛主席下了决心,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因为总理正在旅途中,对这一切无从知晓。”⑨有的同志在文章中也说:“周恩来离京前,中央政治局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⑩
我认为,以上说法值得商榷。理由是:根据档案记载,10月6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各国贺电11均应回电,请令外交部起草。”当外交部将回电拟好后,8日,周恩来在毛泽东来信上写道:“送乔木同志,将各电阅正后送主席批发。”由此可以断定:周恩来离京不会早于8日。根据其他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又可以断定:周恩来离京正好是8日。8日上午,作为志愿军统帅的彭德怀和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高岗也奉命飞赴沈阳。12可以设想,这时如果“中央政治局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毛泽东能让3位力主出兵援朝而又与其有直接关系的政治局委员匆忙地离开北京后,再继续开统一政治局全体同志思想认识的会议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何况,在周恩来、彭德怀、高岗飞离北京的这天,毛泽东接连发出了关于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的命令、关于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给金日成的电报。8日下午、9日上午,彭德怀、高岗在沈阳先后召集东北局、东北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和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13可以设想:(一)如果中央政治局此时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毛泽东能郑重其事地给金日成拍发“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14的电报吗?!须知,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新中国政府历来是说话算数的。(二)彭德怀、高岗在沈阳召集东北局、东北军区和志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能公开宣布中共中央已作出出兵援朝的决定吗?(三)既然和周恩来同一天离开北京的彭德怀、高岗都知道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哪有唯独周恩来还“无从知晓”的道理呢?
3.周恩来究竟是带何种意见去苏联的?
我们目前尚不掌握能完全反映周恩来秘密访苏、与斯大林等会谈情况的材料,但根据有关档案,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10月11日周恩来同斯大林会谈后两人曾有一封联名电给毛泽东,14日斯大林有一封给中国方面的复电。同时,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首相时的谈话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会谈的基本情况。
为了论证、叙述的方便并便于读者理解,现将毛泽东、周恩来20年后会见金日成首相时的一段对话择要摘录如下。
毛泽东:当时,“虽然摆了5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气了,说算了吧!后来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恩来:带去“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是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15
从毛泽东的问话谈话和有关档案中,可以肯定:从七月上旬中国决定陈兵鸭绿江边后,到十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是否出兵问题前的这段时间里,斯大林是积极主张中国出兵援朝的;但因中共中央在一段时间里没有正式表示意见,斯大林也就不再坚持主张中国出兵了。而从周恩来的回答和有关档案中,则可以肯定:周恩来是带着中国出兵或者不出兵的两种方案去苏联同斯大林等会谈的。会谈中,周恩来明确提出只要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就出兵援朝,否则中国有很大困难;而不是像师哲所说的,周恩来仅仅是带着“以不出兵为宜”的意见去的。其实,师哲对周恩来此行使命的回忆前后也是不一致的。徐焰在《出兵入朝参战决策最后确定的曲折过程》一文中指出:“就此事曾一再向当时伴随周恩来去苏的师哲询问,并从其他渠道作过了解,确认周恩来去苏是向斯大林说明我国的困难,以争取苏联供给武器并出动空军,而不是去解释中国不出兵”。16
也许有人问,既然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援朝,并派遣彭德怀、高岗飞赴沈阳宣布中共中央出兵决定和部署出兵事宜,督促部队在10天内完成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17为什么中共中央又要周恩来带着“两种意见”去苏联呢?我认为,这是中共中央根据斯大林前段时间积极主张中国出兵的态度作出的判断,这就是:只要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出兵援朝,即使以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作为出兵的前提条件,斯大林也会坚定地支持中国出兵的。因为这是有前例可援的,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政府就曾派遣过志愿空军在武汉、重庆等地上空同日本空军作战。中共中央就是在这一估计的基础上,指示周恩来带着“两种意见”去同斯大林会谈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苏联政府能够更清楚地了解中国出兵援朝后所必然面临的巨大的实际困难,以便争取苏联政府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和出动苏联空军掩护志愿军入朝作战。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清楚地看到:这时中美两国军队装备的差距是很大的。美国军队1个军(2个步兵师、1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高炮在内,共有7公分至24公分口径的各种炮1500门;而志愿军1个军(3个师)只有这类口径的炮36门。同时,对方拥有各种型号飞机1100多架,掌握着制空权;而中国刚刚开始训练的空军,估计要到1952年1月才能有300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18由于朝鲜山高林密、地形狭窄、东西临海地理条件的限制,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式将同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方式有很大不同,需要采取阵地战和运动战的方式。在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军委从战略全局出发,指示东北民主联军进行过一次阵地战——四平保卫战。参战部队英勇地抗击了国民党军队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的轮番进攻,歼敌1万余人,对巩固北满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东北民主联军也付出了伤亡8000余人的沉重代价。在比国民党军队拥有多得多的飞机、坦克、大炮的“联合国军”的进攻面前,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还是志愿军其他高级干部都知道志愿军入朝后所面临的这种局势将意味着什么。因此,10月9日,在彭德怀、高岗召集的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各军负责人最担心的便是出国作战有无空军掩护的问题。正因为如此,9日11时,彭德怀、高岗急电毛泽东:“我军出国作战,军委能派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20显然,这里所指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只能是来自苏联的,因为中国空军刚刚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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