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援助非洲国家建设纺织厂（以下简称“纺织援非”），掀起了纺织援非的高潮。纺织援非是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国内关于中国纺织援非的研究却相对薄弱，多侧重于中国援非纺织厂成效和问题的个案分析（例如梁彤的《一家援外老纺织企业的沉浮与决策建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蒋华栋的《中国对非援建生产项目发展绩效分析——以坦中合资友谊纺织有限公司为例》（北京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或从省、市对非洲经济援助的角度来阐述。（例如蒋叶的《20世纪60～70年代上海对西非部分国家经济援助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叶爽的《中非“友谊”的地方叙事——20世纪60～70年代上海对非交往活动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胡辉的《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省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本文以援建省、市的档案和地方志资料为主，辅以相关新闻报道和部分援建人员的口述资料，梳理中国纺织援非的历史和政策演变，总结中国纺织援非的作用，探究中国纺织援非企业陷入困境的多重原因。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中国纺织援非的历史回顾

　　中国纺织援非肇始于1961年，根据《中国加纳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援建加纳一座纺织厂，后因加纳国内政变，该项目并未完成，但却开启了中国纺织援非的进程。1963 年 12 月至 1964 年 2 月，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10国，在访问马里时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1］受到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之后，刚果（布）、马里和坦桑尼亚等国向中国提出援建纺织厂的请求，1964年、1965年纺织援非项目占中国纺织援外项目的一半以上。1971年，第26届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这一过程中，非洲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事件对中非友好关系也带来了重大影响。此后,布隆迪和贝宁（1971年10月13日，布隆迪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1972年12月29日，贝宁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22个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之前已有16个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在此背景下，中国因应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诉求，受邀援建一批工农业项目,其中包括苏丹、赞比亚、布隆迪和贝宁等国的纺织厂项目，中国纺织援非进入高潮阶段。

　　1982年12月到1983年1月，中国总理访问非洲10国，宣布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2］中国纺织援非进入互利合作、巩固援非成果的阶段，自此在非洲不再援建新的纺织厂项目（主要纺织援非项目见下页表）。在借鉴中国国内企业经营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中国与非洲国家通过协商对建成和在建的纺织厂项目进行管理体制改革，由中方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经营与管理。改革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并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如贝宁洛科萨棉纺织厂建成移交后，双方商定以中方为主进行合作管理，实行班组长岗位责任制，推行定额管理，因此，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并打入欧美市场。［3］此外，中国与毛里求斯成立了合资经营的纺织企业，其经营形式更偏向市场化，为纺织援非企业提供了新的参考。（参见上海外经技术合作公司：《关于在毛里求斯与华裔商人合资开办针织厂的请示及外经贸部、市外经贸委的批复（1984年5月30日～11月22日）》，上海市档案馆：B344-2-49；《关于毛里求斯商合资经营“利友得有限公司锦纶弹力袜厂”的请示及外经贸部、市外经贸委的批复、函（1984年12月20日～1985年10月28日）》，上海市档案馆：B344-2-56。）

　　1995年7～8月，朱镕基副总理访问非洲6国，强调“把援助重点放在受援国有需要、又有资源的中、小型生产项目和社会福利项目上……以期谋求共同发展”。［4］中国纺织援非进入合资经营阶段。坦中友谊纺织有限公司、马里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赞中穆隆古希纺织公司等合资企业是在坦桑尼亚、马里、赞比亚等国原援建纺织厂的基础上兴办的。坦中友谊纺织有限公司由江苏常州蝶球纺织印染集团和坦桑尼亚工贸部合资组建，其中，中方占股51%，坦方占股49%，中方人员担任总经理，坦方人员担任副总经理，公司董事会由5名成员组成，其中，中方3名，坦方2名。［5］1998年该厂不但扭亏为盈，而且成为坦桑尼亚第三纳税大户。［6］其他一些企业如马里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实现产值76亿非洲法郎。［7］赞中穆隆古希纺织公司1999年盈利78.89万美元。［8］

　　综上所述，20世纪60～80年代，中国在非洲国家共援建了9家棉纺厂、4个成衣车间（厂）以及针织、浴巾车间和缝纫线厂等。（笔者根据各省档案、地方志、官方网站和新闻报道等统计得出。）其间虽曾有波折，但作为非洲受援国主要的国有工业企业，在中国资金和技术的支援下，为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改善民生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中非经贸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80年代中国纺织援非主要项目一览表

 

　　*《关于要求重新核定贝宁洛科萨棉纺织厂“节约提成”的报告（1989年5月27日）》，安徽省档案馆：J181-2-720。

　　** 培训由芜湖纺织厂负责，参见《改建贝宁实习生住房的报告（1985年4月25日）》，芜湖市档案馆：321-w01-348-038。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纺织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30～637页）和《上海外事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433页），《辽宁省志·纺织工业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页），《安徽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314页）和《安徽省志·外事侨务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陕西省志·纺织工业志》（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448页），《江苏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2、322页）和《江苏省志·纺织工业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08页），《山东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2～1444页），《江西省对外经济贸易志》（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304页），《山西通志·对外贸易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17页）和《福建建工集团总公司志（1950～2000）》（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页）等省、市的地方志资料整理所得。已标明出处的除外。

　　二、中国纺织援非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

　　中国纺织援非项目在建成之初曾取得过辉煌成就，但因受援国政局不稳、受援国缺乏管理人才等原因陷入经营困难，到20世纪90年代，与中国实行合资经营后，生产得以恢复并实现了盈利。进入21世纪，上述企业再度陷入困境。如坦中友谊纺织有限公司和赞中穆隆古希纺织公司勉力维持，刚果（布）金松迪纺织印染针织联合厂等已破产倒闭，贝宁洛科萨棉纺织厂与中方合资经营，组建了贝宁纺织公司。因此，有个别学者质疑中国纺织援非项目的成效，认为中国纺织援非决策论证和机制的制度化不足，开支巨大却成效低下等。（参见Zeng Menhua: A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Aid Policy: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Aid to Tanzani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Florida, 1999, pp.136～176；赵姝岚：《中国对赞比亚援助思考》，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09年博士论坛论文集，2013年，第247～260页。）

　　笔者根据援建省市档案和地方志等资料梳理后发现，中国纺织援非项目建设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考察筹建阶段、建设投产阶段和技术合作或管理合作阶段。在考察筹建阶段，中方纺织考察组赴受援国实地考察建厂条件。以安徽援建的布隆迪布琼布拉联合纺织印染厂和贝宁洛科萨棉纺织厂为例，中方纺织考察组考察了该国棉花种植和水、电等情况后，［9］认为其具备援建条件，之后才启动援建程序，进行设计、设备订购和特运等工作。［10］但并非所有考察项目都符合建厂条件，如据《上海纺织工业志》记载，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方曾派员考察埃及亚历山大和开罗、莫桑比克蒙特普埃等地，最终因上述地区不适合建纺织厂而并未实施援建。在建设投产阶段，主要工作由厂房设计建造、订制设备、培训生产人员（实习生）、指导施工安装、投产试运营、移交受援国等部分组成。纺织厂设计工作一般由纺织部设计院及其下属单位完成，培训生产人员（实习生）则由设备安装和生产单位（即项目筹建单位）完成。在技术合作阶段，一些项目投产后即移交非洲受援国，由受援国经营，其中一些项目由于受援国经营不善或亏损，中方则再次介入，实行技术合作或管理合作，如赞比亚穆隆古希纺织厂、布隆迪布琼布拉联合纺织印染厂。另外，还有一些项目移交后则立即进行了技术合作或管理合作，如贝宁洛科萨棉纺织厂等。因此，中国纺织援非项目并非仓促建设的盲目之举，而是考虑受援国的具体国情，以前期实地考察为基础，开展设计、施工和生产运营的。

　　中国纺织援非虽是政府主导的援助项目，但建成移交后，则是非洲受援国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市场化企业。因此，无论是中国各省、市的纺织厂还是援非纺织企业，作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经营主体，遵循企业经营发展规律，其经营状况影响企业的存续。一旦企业经营不善或亏损，其破产、倒闭和重组是必然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纺织市场新变化和产业升级等因素的影响下，上海、安徽等省、市的纺织企业大多改制、搬迁或倒闭，相较于筹建单位——中国各省、市的纺织厂，纺织援非企业的设备和技术已落后于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依赖与中方合作经营，勉力维持，其后出现经营困难，乃至破产、倒闭的情况，也实难避免。从世界纺织工业发展史的角度看，纺织业作为世界工业之母，最早兴起于西方国家，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90年代以来，在世界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纺织业受到极大冲击。中国国内的纺织企业顺应纺织产业发展大势，纷纷进行技术改造和体制改革，淘汰和转移过剩产能。中国多数纺织企业尚且如此，援非纺织企业工业基础薄弱，技术创新和设备更新能力不足，生存则更为艰难。因此，简单而片面地指责中国纺织援非项目有失公允，必须从非洲受援国社会经济环境和全球产业转型等多角度分析中国纺织援非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

　　非洲国家政局不稳是首要原因?国家政局稳定无疑是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大部分非洲受援国普遍面临政局不稳的局面。（非洲是世界上发生军事政变频率最高的大陆，从20世纪60年代起非洲已经发生过约280次政变或兵变，有10多个国家发生过10起以上的军事政变，80年代一度有20多个国家的政权为政变军人所控制，90年代也发生了近10起军事政变。参见王洪一：《解析非洲“政变年”》，《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3期。）中国纺织援非项目也屡遭所在国政变的困扰，如中国第一个纺织援非项目——加纳纺织厂就因该国政变而被迫中止。其他还有布隆迪（1976年）、刚果（布）（1968年和1979年）、马里（1968年）和苏丹（1985年）等国的政变。除军事政变之外，在埃塞俄比亚（1974～1991年）、莫桑比克（1975～1992年）和苏丹（1983～2011年）等国的大规模内战亦影响纺织厂的生产和运营。政变、内战频仍，引发非洲受援国政治动荡，加上多变的社会经济政策推波助澜，使纺织厂的生产环境愈加恶化。

　　受援国缺乏纺织管理人才?中国纺织援非项目移交后，普遍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受援国纺织管理人员的缺乏和能力不足。如坦桑尼亚友谊纺织厂常被认为是本土管理欠佳，工人劳动素质也常受诟病，“没有遵循中国人制定的规章制度”。［11］再比如， 1984年，赞比亚穆隆古希纺织厂没有实现原定“维持生产并有所前进”和“保本微利”的目标，亏损40万克瓦查（1克瓦查约合0.42美元）。6月，卡翁达总统亲自过问该厂情况，在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说：“看来依靠赞比亚人管理企业尚有困难，应该由中国人来管理”。［12］20世纪90年代，赞中穆隆古希纺织公司由青岛纺织工业公司参与管理和经营，生产经营顺利，产品销往美国市场，还吸纳当地1000多人就业。以至于赞比亚人都满怀期望，“我们需要中国投资……在穆隆古希工作的新老工人都是很乐观的”。［13］这也凸显了赞比亚缺乏纺织管理人才的困境。

　　非洲国家进口二手服装对中国纺织援非企业产生影响?二手服装进入非洲可以追溯到早期殖民时期，非洲各国独立后，进口的二手服装因价格便宜仍受民众青睐。20世纪90年代，受非洲各国经济政策调整的影响，进口二手服装使各国纺织厂的生产和运营陷入困顿，中国援建的纺织厂也概莫能外。坦桑尼亚曾发布禁令禁止进口二手服装，1985年解禁后，进口的二手服装冲击该国纺织市场。90年代，该国纺织业一蹶不振。［14］1993年，赞比亚约80%的人购买二手服装，其中95%是进口的二手服装。［15］在赞比亚国内二手服装业做大的背景下，赞中穆隆古希纺织公司虽初期恢复生产并盈利，但产需矛盾始终存在。2000年后因工厂自身问题积重难返，陷入困境。

　　21世纪全球纺织产业转型升级和非洲国家营商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进入21世纪，全球纺织业进入以高新技术为导向的调整转型期，推动纺织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快速转化。而中国援非的一些纺织企业由于无法跟上全球纺织产业转型的步伐，不但错失本国市场需求扩大的机遇，在纺织品出口中也缺乏竞争力。非洲国家营商环境对企业运营的影响也无处不在，如原料供应和劳资纠纷等问题。如2011年8月至2012年6月，坦中友谊纺织有限公司曾因棉花原料短缺而被迫停产，［16］还因劳资纠纷引发工人罢工。（国外研究多侧重探讨受援纺织企业经营不善与劳资关系问题。参见Ching Kwan Lee, Raw Encounters: Chinese Managers, African Wor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Casualization in Africa’s Chinese Enclav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9, China and Africa: Emerging Patterns in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Sep., 2009), pp. 647～666; Andrew Brooks, Spinning and Weaving Discontent: Labour Relations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at Zambia-China Mulungushi Textiles,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36, No.1 (Mar., 2010), pp. 113～132。）

　　非洲受援国国内政局动荡、纺织业人力资源不足、进口二手服装泛滥，这些因素在全球纺织产业转型的背景下形成叠加效应，最终使中国援非的一些纺织企业陷入困境。要改变这一局面，对非洲受援国来说，要努力实现国内政局稳定，多渠道培养和储备本土管理人才，强化受援企业的本土化管理和经营，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以增强国际竞争力。对中方来说，在既有经济援非政策和机制的基础上，要帮助非洲受援国培训和培养本土各类专业管理人才，提升非洲受援国自主管理受援项目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化解中国纺织援非项目的困境。因此，要客观、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纺织援非，才是正确和负责的态度。

　　三、中国纺织援非的作用

　　中国纺织援非项目是投资少、见效快的生产性项目，与中国纺织业发展和改革息息相关，并受到世界纺织产业转型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力发展纺织工业，逐渐形成了上海、关中等六大纺织工业基地。此外，山东青岛、安徽合肥和芜湖也是纺织工业重镇。上述省、市成为中国纺织援非项目的主要执行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纺织业顺应世界纺织工业现代化浪潮，进行技术改造和体制改革。相应地，中国纺织援非项目开始实行技术和管理合作。90年代，世界纺织工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中国纺织工业逐步消化过剩产能，裁汰和分流富余人员，走上产业转型之路。同时，中国纺织援非项目也借鉴国内纺织企业改革经验，成立合资合作股份公司。这说明中国纺织业的发展和改革是世界纺织工业发展的缩影，中国纺织援非项目也必然受到世界纺织工业产业转型规律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纺织援非项目建成移交后，虽遭遇重重困难，但从世界纺织工业发展史的角度看，中国纺织援非项目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

　　首先，帮助非洲国家利用本国资源进行推进工业化的有益尝试。非洲大陆盛产棉花，中国援建的马里、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国则分属非洲六大产棉区。在中国援建纺织厂以前，上述各国所产棉花以出口为主，仅有的棉纺织企业一般也为外国资本控制，例如由法国资本控制的刚果（布）和马里纺织业等。由于非洲各产棉国没有棉纺织工业或棉纺织工业规模偏小，20世纪60年代，非洲棉产量的90%以上仍用于出口，而在西非这一比例则高达95%以上。1971年非洲原棉出口量为97.8万吨，占世界总出口量的74%，此后虽有所下降，但在1978年仍占50%。［17］因此，独立之初，非洲各产棉国建立国有纺织工业，实现棉花自销，是其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主要诉求。中国纺织援非项目顺应了非洲各产棉国利用本国资源推进工业化战略的诉求。中国纺织援非企业吸纳了非洲大量熟练或半熟练的劳动力，利用各国棉花资源，生产受民众欢迎的棉织品等纺织品，供应非洲受援国市场。因此，中国援非纺织企业成为各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奠定了其民族工业发展的基础；改变了过去纺织产品依赖进口的状况，保证了人民生活的需求，一些纺织产品还实现了出口。马里政府官员曾说：“马里独立之初，是中国帮助马里建设了第一批工业企业。”［18］中国援建赞比亚穆隆古希纺织厂，帮助赞比亚构建自主的民族工业体系，在增强民族自尊、摆脱外国经济控制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次，在纺织援非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可借鉴和推广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经济援非和对非洲投资有借鉴作用。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坚持“在建设工厂、开辟原料来源、教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上一包到底，贯彻始终”［19］，这一点也体现在中国纺织援非项目上。在项目流程管理上，中国纺织援非项目逐渐形成考察筹建——建设投产——技术合作或管理合作的经营模式。纺织援非项目一般是非洲国家提出请求，双方签署经济合作协定，中方派出纺织考察组考察建厂条件，符合建厂条件的，双方签订援建会谈纪要，随后进入建设阶段，投产之后，移交非洲国家，相继转入技术合作或管理合作阶段。这一过程短则二三年，长则十余年。坦桑尼亚友谊纺织厂、赞比亚穆隆古希纺织厂和马里塞古纺织印染联合厂等采用的“（管理）合作方式有利于发挥中国援建企业的生产能力，也有利于在实践中培训对方的技术管理干部，提高非洲国家的企业管理水平。（上述）亏损企业起死回生，经营状况日益改善”。［20］

　　在本土纺织人才的培养上，培训实习生和当地工人的做法得到非洲国家的认可。中国不仅注重培训人员数量，如1971～1981年间中国援助刚果（布）技术组为金松迪纺织印染针织联合厂培训各类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1200名，其中管理、技术骨干20余人，女职工200余人［21］。与此同时，中国还注重提高培训水平，如上海纺织大学留学生布隆迪人德奥曾在广东韶关棉纺厂实习，回国后担任布琼布拉联合纺织厂总工程师、总经理助理，在他的领导下，布琼布拉联合纺织厂生产的坯布在西班牙国际博览会上赢得了金质奖章，大幅度提高了经济效益。除了进行培训之外，中方技术人员还手把手教授非洲工人操作纺织机器，长期的合作实践使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中非友好关系奠定了民众基础。（2017年4月，据笔者采访的援建贝宁洛科萨棉纺织厂的芜湖纺织厂织部技术员张国义回忆，中方人员都是通过示范操作带徒弟，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双方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78年在上海培训的坦桑尼亚细纱实习生拉姆森说：“我国也有到英国、瑞典去实习的，但他们回国后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这次到你们厂实习，时间虽短，但掌握了很多实际生产技术，回国后可以用学到的知识解决我们生产上的问题。”［22］

　　中国机械设备通过纺织援非项目进入非洲市场，对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发挥了作用。沈阳建筑机械厂先后承担与土建项目配套的钢结构制作、拼装经济援助项目，如1965年6月施工的马里塞古纺织印染联合厂，工程量1806吨；1976年6月施工的布隆迪布琼布拉联合纺织印染厂，工程量1024吨。［23］ 沈阳金属结构厂生产的钢材援助刚果（布）、马里、坦桑尼亚、苏丹、布隆迪、贝宁等纺织厂。［24］进入21世纪，浙江建工集团承担贝宁纺织工业公司土建工程，实现设备出口300万美元。［25］布隆迪布琼布拉联合纺织印染厂还曾招标采购中国零件。［26］

　　最后，纺织援非作为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施惠受援国、互利双赢的援助目标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赞比亚穆隆古希纺织厂中方专家组利用原设备试制出21个花色品种，有的产品不仅替代了进口，畅销全国，还实现了向外出口。［27］1986年3月，该厂已收回建设投资总额的96.66%，在此过程中，中国专家还为赞方培养了400多名技术工人。［28］又如1984年4月，贝宁洛科萨棉纺织厂建设工期提前10个月完成，得到贝宁方面的好评，中方还节约了1317万余元。（档案文件中强调精确数值为13171386.37元，参见《关于要求重新核定贝宁洛科萨棉纺织厂“节约提成”的报告（1989年5月27日）》，安徽省档案馆：J181-2-720。）1988年，该厂获利润3.3亿非洲法郎（约300非洲法郎合1美元），次年又获利润5.2亿非洲法郎，成为贝宁国营企业中盈利较好的代表。它用当地生产的棉花织成布，除了满足贝宁人民需要外，产品还销往附近国家和欧洲、美洲。［29］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纺织和成衣等产业在中国逐渐成为产能过剩的行业，利用这些行业设备援助非洲，既可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又可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市场压力，并帮助国内企业打开国际市场。

　　综上所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世界产业升级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纺织援非一方面帮助非洲受援国推进工业化进程，带动民众就业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中国相关产业调整和发展，拓展中国对非洲投资，也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因而，纺织援非既符合世界纺织工业产业转型的规律，也是中非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有效途径。

　　中国纺织援非本着“因地制宜、节约、适用、施工期限短、产品质量好、投资回收快”的原则［19］ （p.61），帮助许多非洲国家从无到有地发展纺织工业，助力非洲新独立国家工业化战略和经济发展，得到非洲受援国人民的好评。纺织援非是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的典范，同时也见证了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政策的转型和调整，为巩固和发展中非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毋庸置疑，中国纺织援非的作用和贡献有目共睹。但是，21世纪以来，中国纺织援非的一些企业关停倒闭也是事实，其原因在于非洲受援国动荡的政局、本土纺织管理人才不足和进口二手服装泛滥等因素于世界纺织业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仅把中国纺织援非企业的衰败归责于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政策和机制，有失公允。解决和避免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中出现类似问题，是非洲受援国和中国未来共同努力的方向。

［参 引 文 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月十五日在阿克拉答加纳通讯社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64年第2号。

　　［2］《赵总理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访问非洲十国达到预期目的》，《人民日报》1983年1月15日。

　　［3］苏钧：《坚持改革开放?竭诚为发展中国家服务——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在前进》，《国际经济合作》1989年第10期。

　　［4］丁丽莉：《中国与非洲关系大事记（1949年~2003年）》，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

　　HIAW/445819.htm，2017年11月20日。

　　［5］中共常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常州之最》，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John Sutton and Donath Olomi, An Enterprise Map of Tanzania, London: International Growth Centre,2012, pp.127～128.

　　［6］王霞林主编：《邓小平理论在江苏的成功实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页。

　　［7］《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1997》，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8］阎勇：《经援企业的新生——赞中合资穆纺公司改革纪实》，《山东纺织经济》2000年第1期。

　　［9］《关于纺织考察组工作情况的回报（1974年2月20日）》，安徽省档案馆：J080-1-156。

　　［10］《芜湖市志》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74页。

　　［11］陈晓晨：《一家中坦合资样板企业的45年荣衰》，《中国中小企业》2013年第5期。

　　［12］《我国专家参加援赞纺织厂的经营管理》，《纺织导报》1985年第23期。

　　［13］Andrew Brooks,Spinning and Weaving Discontent:Labour Relations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at Zambia-China Mulungushi Textiles,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36,No.1(Mar.,2010),p119.

　　［14］殷悦：《部分非洲国家禁止进口旧衣服的背后》，《世界知识》2017年第15期。

　　［15］Karen Tranberg Hansen,Transnational Biographies and Local Meanings: Used Clothing Practices in Lusaka,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21,No.1 (Mar.,1995),pp.134～135.

　　［16］John Sutton and Donath Olomi, An Enterprise Map of Tanzania, London: International Growth Centre,

　　2012, pp.127～128.

　　［17］何秀荣等主编：《非洲农产品市场和贸易》，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18］孟庆涛：《中国援助非洲忆往》，《档案春秋》2012年第1期。

　　［19］《方毅文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20］胡锦山：《非洲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页。

　　［21］《辽宁省志·纺织工业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22］《上海棉纺织二厂培训坦桑实习生办公室关于培训坦桑尼亚实习生工作总结（1978年6月）》，上海市档案馆：B246-3-596-89。

　　［23］石其金主编：《沈阳市建筑业志》1，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页。

　　［24］《辽宁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53～454页。

　　［25］潘家玮、孙建国主编：《浙江年鉴·2003》，浙江年鉴社2003年版，第271页。

　　［26］驻布隆迪使馆经商处：《布隆迪纺织企业寻找纺织机械零配件供货商》，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shz/rlzykf/201110/20111007766745.html，2018年7月8日。

　　［27］吕学俭：《探索多种形式?巩固经援成果》，《国际经济合作》1988年第12期。

　　［28］《青岛市志·纺织工业志》， 山东省情网，http://lib.sdsqw.cn/bin/mse.exe?seachword=&K=b2&A=19&rec=117&run=13，2018年1月20日。

　　［29］杨汝生：《中贝友谊的结晶》，《人民日报》1991年6月24日。

　　［责任编辑：叶张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简介］杜英，历史学博士，副教授，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241003；陈金龙，世界史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0241。

　　本文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徽对非洲援助与合作的问题与对策研究”（AHSKY2014D6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