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外关系史和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基本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拓展才开始的。[①]其中中美关系史更因1979年中美建交而得到长足推进。从资料方面看，80年代中共对美政策的研究材料主要来自于美国方面，包括有关的外交文件、回忆录、日记、传记等。由美国人写的有关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史的著作也不断地引入国内[②]。它们不仅提供了一部分史料，对研究中共对美关系也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来自港台的论著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③]。但是，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对华政策史的研究占据了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主要方面。从数量看，体现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史研究成果的4本论文集[④]中，基本没有论及中共对美政策的。不过，一些专门论述美国对华关系史的论著也涉及了本课题[⑤]。这一时期研究本课题的文章不多，但质量较高。

　　9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的文集、年谱、传记以及决策文件陆续出版。2004年起中国外交部解密了部分档案。一些当事人和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录也先后出现。不过任何国家在公布档案文件时都有选择性，回忆录亦有可能遗漏或回避某些问题，或事隔多年回忆有误。苏联档案和资料也陆续引入国内[⑥]。有关的学术讨论会对推动本课题的研究起了积极作用[⑦]。除大量的论文外，有关中美关系史和新中国外交史的专著也做了一定的论述。一些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亦有论及[⑧]。它们注重学理上的探究，在史料运用与解释框架方面多有创见。以下就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做一介绍。

　　关于中共对美政策的含义。这与对中共对美政策形成的背景的认识直接相关。研究者们大多是从国际环境、美苏各自的对华政策，中国国内政治环境，中共的革命观念等方面论述的。有几位学者深入分析了决定中共对美政策的内外环境、基本原则和主要原因[⑨]。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发生于沈阳的沃德事件在中共确定对美政策过程中的作用[⑩]。论者都认为在坚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下，中共也不反对与美方进行接触。但是对这种接触背后的政策考虑的估量则存在分歧：一是认为中共的外交行动是策略性的，并没有改变不急于解决双方承认问题的政策[11]；二是认为中共的主要政策意向是不急于解决与美国的承认问题，但也不拒绝与美国接触，愿意与美国建立某种关系[12]；三是认为中共一方面不急于解决与美国的承认问题，另一方面也做了准备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与其改善关系乃至建交的打算，并为此作出了努力[13]。这种意见与第二种意见颇有相近，只是估计的程度不同。有关老同志的回忆，如胡乔木与黄华的回忆也有所差别[14]。这一探讨的深入不能不依赖有关决策档案资料的进一步发掘。考虑到中共对美政策的复杂性，研究者对某些表征的判断更应谨慎。

　　关于1949年的中美接触。1949年中共与美国进行的短暂的外交接触，引发了中外学者热烈的讨论。研究者对双方接触的背景与动机、接触过程、失败原因与结果都有较仔细的探讨。多数人认为，中共与美国虽然有接触的机会，却没有和解的可能，因为国际格局是两极对立，中美在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上也是对立的，双方政策相差太大，接触的过程不仅没有缩小这一差距，反而强化了双方的敌视。所谓失去的“机会”原本就是不存在的。还有论者并不简单地看待这种对立和接触的失败结局，而是考察了双方关系发展的几种可能性和现实条件，指出客观上看原本存在推进双方关系的可能，只是由于各种主观条件或其他因素制约了这种可能性[15]。研究者应对当时影响双方关系的各个因素做多层次的深入分析，不能简单地判定有无成功的可能——这对于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更有意义。

　　关于苏联对中共对美决策的影响。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苏联对美、对华政策对中共决策的影响上。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斯大林既担心毛泽东会成为第二个铁托，又担心中共对美激烈的行动引发美国的干涉。由于斯大林的猜疑，中共总的趋向是表明坚决反美的决心，不断强化中苏友好关系。由于已公开的资料有限，对苏联在中美接触中的作用，特别是一些细节仍然不清晰。中苏关系与中共改善中美关系努力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对中共“一边倒”外交方针的评价上。一种意见认为，“一边倒”方针出台是中共强化反美的标志[16]。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一方针的出台并不表明中共不愿与美国发展外交关系，新中国没有堵死发展中美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道路[17]。在中苏结盟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的评价上也存在相近的分歧。

　　关于民主人士在中共对美决策中的作用。美国拉拢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分子，企图使他们在新政权中发挥影响，改变中国革命的性质。而一些民主人士也借重美国的力量，来继续推行他们的“第三条路线”，某些人还积极担当了中美接触中间人的作用。对此，中共方面保持高度警惕。中共与“第三种力量”的政治整合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许多论著都涉及上述问题，但基本止于简单的叙述。有几位研究者考察了张东荪、罗隆基、陈铭枢在中美接触间的作用[18]。一位研究者指出：一些民主人士明显不完全赞成中共的一些基本政策，“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很可能是导致中共对美政策停止摆动的关键因素”，“中共中央为了保持革命阵营内部的统一，必然放弃同美国的接触。”[19]有的学者注意到，即使中共表明了对美中关系白皮书的态度，一部分民主人士的态度与中共仍然是有区别的[20]。但有论者认为，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共倾向及政治能量，对美国在这个阶级中的影响估计偏高[21]。目前的研究主要从人物研究的视角出发，且只集中在几个人，基本没有纳入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整体。另外，由于档案资料的缺乏，中共与民主人士就对美政策的协商过程仍然是不清楚的。

　　关于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的中美关系。一种意见认为，双方关系日趋恶化，一个全面对抗的态势在事实上业已形成[22]。还有研究者从1958年2月周恩来在志愿军总部做报告时说“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的论断出发，强调了中美走向战争的必然性，认为中国领导人的预见是非常英明的[23]。另一种意见认为，一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都处于“未定之秋”，及至两国先后卷入朝鲜战争，对抗的格局才最后确定下来[24]。中国对金日成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的态度亦成为近年研究的热点问题。几位研究者认为，1950年5月毛泽东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同意把朝鲜问题置于台湾问题之前，毛泽东接受了既成事实，对金日成武力统一之举表示同意和支持[25]。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毛泽东并不愿与美国交战，后来的朝鲜战争才使得中国走向与美国军事对抗的道路[26]。笔者认为，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对抗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经形成，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对抗延续下来，因此不存在到朝鲜战争发生前后才形成对抗的问题。但从性质上说，这种对抗主要是政治关系方面的。政治对抗不等于军事对抗，也不一定就会发展成军事对抗。朝鲜战争爆发前，中美两国都没有要打一仗的计划，中国更是对朝鲜战争的爆发没有准备。正是朝鲜战争这个中国无法控制的因素把中国拖入了与美国的战争中。至于周恩来的话，是事后的判断。战争发生前是否有这个预见，还是需要研究的。

　　关于中美未能实现和解的责任。在这一问题上，多数研究者对当时中共的政策与措施都给予了理解，认为中美未能实现和解的责任在美方[27]。有论者分析了中共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的某些失误[28]。还有的从中共对待中美旧外交和美在华外交人员的态度出发，指出了中共和新中国对国际法的否定和对国际社会的反叛态度[29]。个别学者将中美未能实现和解的责任归于中方[30]。应该看到，近代中美关系中，中国主要是受害者。1949年前后，美国依然顽固敌视中国革命与新中国，不愿放弃在华侵略权益，软硬兼施要新中国就范。因此，对中共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政策应该给予历史的理解，将中美交恶的责任归于中方或认为双方都要负责的看法是不符实际的。新中国关于在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方针，是完全合理的。新中国也没有为中美关系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只要符合建交条件，新中国有着灵活处理的准备。美国一贯对新中国的敌视是造成双方无法和解的根本原因。

　　20多年来，本课题上在资料的发掘与运用、研究领域的开拓、研究视角的多样化、观点上的创新上都是明显的。但缺憾同样存在。总的说来，研究中共上层政策的多，研究政策在各地执行具体情况的少；研究在南京的活动的多，研究在沈阳、北平、上海、香港的少或没有；研究宏观政策的多，探讨中共具体策略特别是一些重要细节的少，特别是中美关系中发生的许多事例尚未涉及；研究政治关系的多，研究其他方面的少。一些文章偏重于分析，缺乏必要的史料支撑。相关档案资料的缺乏特别是有关中共对美政策的档案资料的缺乏，是制约这一研究深入的重要因素。对中共政策的研究，也就只能是粗线条的推理而非精密的学术分析。当然问题的存在，从一方面说明了尚可开掘的学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