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讲，学界对中国对外战略的研究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本文重点评述近十年来学界对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研究概况。

　　一、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研究成果

　　专著类：有康绍邦的《国际战略新论》[①]、门洪华的《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②]、唐世平的《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③]、叶自成的《中国大战略》[④]；阎学通、孙学峰的《中国崛起及其战略》[⑤]、李而炳主编的《21世纪前期中国对外战略选择》[⑥]、解超等的《国际组织与中国外交战略》[⑦]；陈洁华的《21世纪中国外交战略》[⑧]、席来旺的《21世纪中国战略大策划》[⑨]。这些著作从不同视角对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对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作出了贡献。

　　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是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外交问题不可回避的问题，因而在一些研究中国外交问题的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些研究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特别是对新时期外交战略某些政策层面的研究相当深入。如颜声毅的《当代中国外交》[⑩]、王逸舟的《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11]；杨福昌主编的《当代中国与中国外交》[12]、刘山，薛君度主编的《中国外交新论》[13]等。

　　论文集类：王缉思总主编，牛军主编分册的《中国学者看世界》（中国外交卷）[14]、徐敦信主编的《世界大势与和谐世界》[15]、门洪华主编的《中国：大国崛起》[16]、时殷弘的《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17]、徐敦信主编的《世界大势与中国的和平发展》[18]、杨勉主编的《国际政治中的中国外交》[19]、杨福昌主编的《跨世纪的中国外交》[20]，等等。这些论文集根据主题不同，收录了一些相关的关于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研究的论文，论文作者的研究水平都相当高，研究的问题也相当深入，有些研究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论文类：博士学位论文库中有8篇论文对中国外交战略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研究，为一些热点问题的深入研究增添新的力量。另外，学术期刊上也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论文。

　　二、学界关于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存在的分歧

　　近十年来，学界对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研究内容从宏观上讲，有从大战略学的角度来研究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有把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放在新中国外交史、新中国外交战略史的背景下来研究的；从微观上讲，学界对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指导思想、目标原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如地缘政治学的、世界格局的角度，对新时期中国的地区战略及一些具体战略进行了研究。研究过程中，学界对以下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关于中国有没有外交战略的问题。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在最近的10年里发展出了一套相当连贯与完整的大战略。[21]持不同看法的学者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认为中国在21世纪前期起码的国家目标是基本安全和基本富裕，而完成或追求这“两方面目标上的困难，还在于中国缺乏宏远和内在连贯的外交哲学或世纪性大战略”；[22]第二，认为以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际战略为中国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但在这种战略下，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低姿态的外交政策，其外交越来越充当一种可以称之为“救火队”的角色。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中国政府调整外交来迎合他国的需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具体问题的反应替代了对长远外交战略的追求。缺乏一个与时俱进的总体外交战略。[23]王逸舟也认为“我们的外交和国际战略仍然缺少系统性，缺少长期、中期、短期目标的系列，许多外交表态和行动虽然谈不上错误，却带有“撞击反射式”的应急特点”。[24]

　  （二）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争论。20世纪末科索沃战争及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在中国学术界激起了一场关于“时代主题”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焦点是“和平与发展”是否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肯定论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代主题开始逐渐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末已基本完成”，“对时代问题的新论断正是邓小平外交战略的基础。在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同时，中国的对外战略也做出重要调整”。[25]有学者虽然认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同时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一主题的内涵、外延、构成基础以及主导力量，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26]否定论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从（新）现实主义观点出发否定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该论点认为，(新)现实主义表明战争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常数，而且只要国际无政府状态、自主自助的民族国家及安全困境存在，这个常数就将继续存在。因而和平与发展并非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它不过是我们的主观善良愿望和“一厢情愿”而已；[27]通过引证邓小平关于时代问题的论述，得到结论认为：“ 小平同志始终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迄今没有解决好的两个政治问题”，“现阶段的人类历史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28]有学者从区别“时代特征”和“世界主题”两个概念的角度来谈，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29]在关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争论中，由于对“时代”问题的认识不同，导致学者关于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现状还是奋斗目标的分歧。以列宁时代观为依据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现状；[30]一是认为“和平与发展不但指现实存在，也指发展前景。[31]有学者认为“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为中国和世界人民提出的长期不懈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并非已经实现了的世界状况”。[32]

　　(三)关于多极化战略的讨论。多极化战略是新时期中国的一项重大的外交战略。对于中国政府关于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判断及政府的多极化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学界除了对“极”的理解产生一些分歧之外，大多数学者持赞同的观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发生后，学界就多极化问题开展了大讨论。主要讨论的问题是：一是世界格局是单极或是多极。持单极论的认为当今世界格局是美国的单极统治，根本没有出现所谓的多极化格局。[33]持单极和多极两种趋势并存论的学者认为“多极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是，从今后一段时间来看，虽然多极化的趋势在不断发展，但美国力图建立由其主导的国际体系趋势也有发展的可能。这两种趋势并存，反映了当今世界格局的基本特征。”[34]多数学者认可“一超多强”格局的提法，但对它的解释却大不相同。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单极；有人认为它就是多极化的一种形态；还有人认为它既不是单极也不是多极，它是一种过渡形态，必定转变为多极化，但多极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二是关于多极化战略的目的是否反美。相当一部分学者理解的多极化战略目的是联合各种力量，反对美国的独霸世界战略，借以打击冷战后美国遏制中国的霸权主义政策。但有人提出，多极化不等于反美。[35]有人进一步指出：“多极化并非针对特定国家，而是世界各种力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协调和对话，不搞对抗，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36]三是坚不坚持多极化战略。多数学者对继续坚持多极化战略持积极肯定的观点。也有人主张超越“极化”思维，用“促进大国合作战略”来取代多极化战略，[37]还有人主张用“战略联合”体取代“多极化”。[38]　

　　（四）关于国际新秩序战略的讨论。相当多的学者认为，现行的国际秩序虽然是由西方主导建立的，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是完全对立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是合理的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时也是不合理的国际秩序要素的革新者。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任务不是推翻现行的国际秩序，而要尽量克服后者的内在缺陷，要在注入新的积极因素的同时不断改造现有的国际秩序。因而有学者提出中国应采取的国际秩序战略是“搭车”和“超越”战略[39]，合作与参与战略[40]，以及融入战略。也有些学者认为，“全球一体化更可能是局部一体化扩张的结果，而不是全球大小国家平等谈判的结果”，“如果既不能异中求同又不能求同存异，只是一味强调世界的多样性，差异性，就可能诱发一场文明之间的‘圣战’而不是实现一种新秩序”。[41]

　　（五）“关于韬光养晦”战略的分歧。近年来，学界对“韬光养晦”战略产生了以下分歧：首先是坚持不坚持“韬光养晦”战略问题。主张放弃的人提出以下主要理由：第一，认为这一战略缺乏战略眼光。“这一大战略过于强调内向性，长期实行低姿态的韬光养晦政策导致中国外交越来越成为‘救火队’，灵活有余而眼界不足。”[42]第二，认为中国奉行“韬光养晦”战略所适用的国际国内背景已经改变。[43]第三，认为这一战略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44]主张继续坚持的人主要观点是：第一，认为“作为一种政治与外交哲学，韬光养晦是外交追求的长期的、甚至是永恒的目标，而不是一种即时性的谋略，永远不会过时，也永远不会放弃”。[45]第二，认为“当初中国决定采取‘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基本背景要素仍然存在”。[46]其次是关于“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关系的争论。主要观点：第一，认为“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两者并不矛盾，它们是辩证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是中国外交战略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47]第二，承认“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并不矛盾的同时，认为“两者之间毕竟还是有点区别。[48]第三，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有些人认为的那种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的关系。有所作为的另一面是无所作为，再极端的另一面就是胡作非为，为所欲为，大有作为是它的另一种高级形态，它与‘韬光养晦’有联系，但不是统一体。当我们讲有所作为时，不必强调‘韬光养晦’，也不必强调我们不当头”。[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