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夕，毛泽东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项方针，建构起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框架。“一边倒”是其中最核心的方针。本文试图从二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关系入手，对“一边倒”的形成作一回顾和探讨。当时的国际关系有两条线索，其一，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其二，冷战的开始与两大阵营的形成。后者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雅尔塔体系，它是美国在战后推行实力外交力图独霸全球，而与苏联发生激烈对抗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中间道路难以行的通，中国也不能置身局外。“一边倒”方针就是在这样两条线索互相交织的复杂的国际背景下酝酿形成的。

　　进入20世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超过了美苏。因此，抗战胜利以后，中共马上就面临如何对待美苏这样一个紧迫的问题。由于美国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中共与美国走上了对抗的道路。与此相关，在对外战略上，中共也打消了在美苏之间保持平衡、做美苏的桥梁、中立美国等想法，采取了反蒋必须反美的政策。

　　中共与苏联有着很深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但是，由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认识不足，甚至有严重的偏见，因此二战期间只把援助交给国民党，而不给中共。直到抗战胜利以后，中共依靠人民，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胜利，才使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国际形势的变化，包括两大阵营的出现，也使得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苏联的远东战略，包括对中共和国民党的态度。斯大林的转变是令人鼓舞的，也使“一边倒”的出现最终成为可能。

　　“一边倒”方针的形成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关系仅是其中之一。因此，应对其它诸因素作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全文：

　　至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先后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大陆解放指日可待。在此伟大的历史变革前夜，制定和宣布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成为中共中央亟待解决的重大事宜。是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项方针，建构起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原则框架。

　  　如果对上述三项方针进行分析，就会看到，“一边倒”无疑是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方针。它的正式表述，是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来的：“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注1）

　　多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对“一边倒”方针，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评价（注2）。尽管如此，笔者认为，由于“一边倒”研究的范围比较广，像它的确立与实施，就涉及建国前夕的国际形势，中共与苏、美两大国的关系，50年代新中国外交格局的确立，以及建国初期的政治、经济、国防安全等诸多领域，因此仍有深入研究的价值。就其形成而言，至少就应包括三大内容，即：战后的国际关系；新中国的国家利益；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本文想从二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关系入手，对“一边倒”的形成作一简略的回顾和评论。

　　　　 一、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

  　1945年，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随着德、日战败投降，二战即将结束，国际关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

　　有两条线索。其一，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商讨结束二次大战和战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在讨论远东事务时，美苏背着中国，以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为补偿，达成了苏联出兵东北消灭日本远东军的允诺。《雅尔塔协定》随之出笼。1945年8月14日，苏联又与蒋介石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允诺支持“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这一协定和条约的签订，使苏美两国各有所获。苏联恢复了沙俄在中国东北失去的特权；而美国则兵不血刃地作壁上观，待苏联收拾日本之后，再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由此，美苏在远东达成了暂时的平衡，构筑了战后苏美中三大国关系的框架。其二，《雅尔塔协定》签署后不久，是年4月，罗斯福逝世，杜鲁门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此时，二战已近尾声。双方在战后世界，特别是战后欧洲的安排等许多重大问题上的矛盾日渐尖锐。杜鲁门据此认为，罗斯福设计的通过大国，特别是美苏两国的合作形式，维护战后世界秩序的战略构想，已不能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他上台不久便声称：“我不怕俄国人，我准备采取坚定的态度。”“不管怎么说，俄国人需要我们总比我们需要他们的地方多。”（注3）

　　两条线索相互交织，构成了二战结束前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一方面，美苏利用《雅尔塔协定》控制和要挟对方，保护各自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在二战中发了横财，经济和军事实力急剧膨胀的美国，又不甘于同苏联合作主宰世界，意欲独霸全球，因而率先发难，对苏摆出了不可一世的强硬姿态。苏联自然也不甘示弱。于是，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战斗的两大盟国，就这样反目为仇，从结盟走向了对抗。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尖锐指出：“在美国、英国以及法国，有着侵略的势力渴望新的战争。”（注4）在谈到新的五年计划时，斯大林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认为这是“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注5）斯大林的讲话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最高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把它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注6）

　　1946年3月5日，反共老手、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由杜鲁门陪同，在美国小城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他宣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来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铁幕后面，几乎每处都受到“包罗万象的警察政府”的控制，“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丘吉尔说，如果我们不趁还得及的时候正视这些事实，那就太不明智了。现在需要的是作出解决问题的安排，拖得越久，就越困难，对我们的危险也就越大。（注7）

　　杜鲁门与丘吉尔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发表如此气势汹汹的反共演说，显然是有预谋的。演说在美国乃至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遭到了苏联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爱好和平国家的一致反对。杜鲁门见势不妙，慌忙声明自己与演说无关，事先并不知道演说的内容。但他无论怎样表白，在国际舆论面前，也无法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铁幕演说”代表了美国战后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战略需要，实际上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铁幕演说”一年之后，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借希腊内战一事，在国会宣读国情咨文，要求国会授权，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称“这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的极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的立场。”他说，“我相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注8））

　　杜鲁门的这项声明，很快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的出现，标志着战时同盟的正式破裂。从此，美苏以欧洲为重点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全面展开了。

　　面对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咄咄逼人的战略态势，1947年9月22--27日，在苏联的倡导下，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举行会议，并发表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宣言认为二战的结束及战后发展，使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特点是“在世界舞台上活动的基本政治力量的重新部署”，“战胜国间关系的改变及重新组合”。它宣称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在战后国际政治舞台上形成了两个完全相反和对立的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开展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十字军运动“；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残余势力。”（注9）

　　“两个阵营”的理论是对战后国际形势的正确总结。这一新的局面的出现，迫使世界各主要国家必须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正如《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所说：“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齐•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注10）

　　综上所述，我们在分析“一边倒”的形成时，不可脱离上述两条线索。“雅尔塔”体系展现的是由大国合作主宰世界，既妥协又争夺，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在中国，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斯大林与蒋介石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抗战胜利以后，中共与蒋介石的对立和斗争，都说明了这一点。“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注11）

　　而“两个阵营”的出现，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雅尔塔体系”。它是美国在战后推行实力外交力图独霸全球，而与苏联发生激烈对抗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中间道路”难以行得通，中国也不能置身局外。“一边倒”就是在这样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的复杂的国际背景下酝酿形成的。

　　　　　　　 二、抗战胜利后中共与美国的关系

　 　进入20世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超过了美国和苏联。因此，我们在分析“一边倒”时，自然不可脱开这两个大国。事实上，抗战胜利以后，中共立刻就面临如何对待美苏，这样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特别是在美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出现冷战，以至形成了两大对抗的阵营之后，采取何种应对方针，就成了中共在制订政策时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

　　一开始，中共曾设想在美苏之间搞平衡，即与这两个大国都保持友好的关系。正如毛泽东1944年与美国记者史坦因所讲，中国与美苏应保持友谊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座桥梁。（注12）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党非常重视对美英的统战工作。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却并不重视我党的力量，而把国民党视为抗战的主力。直到1944年上半年，美国政府的态度才出现转机，派遣军事观察组到达延安。尽管级别不高，但毕竟是美国政府就第一次与我党建立的官方关系。观察组到达延安前夕，适逢美国国庆，延安举行了热烈的庆祝会。《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美国的“外交主张，是美英苏中的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这个外交路线是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注13）

　　毛泽东与谢伟思的谈话，表达了我党对美关系的长远设想。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友好支持和合作抗日。战后，中共将继续寻求美国的了解和友谊。中国战后的最大需求是发展经济，中美两国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在谈话中，毛泽东也直率地表示了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担心，批评美国只向蒋介石提供援助的政策，并警告说这将促使蒋选择内战道路。（注14）

　　从抗日战争结束到内战爆发，中共对美的总政策是促其“中立”。不论是毛泽东与赫尔利的谈判，还是周恩来与马歇尔的调处，都贯彻了这一政策。1945年11月28日的《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指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之政策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又必须联上共。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注15）

　　应该说，“中立”美国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通过接受美国调处，我党取得了与国民党对等的地位；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尽管一直在积极地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却并没有直接出兵参战，因而大大减轻了我军的压力。

　　但是，正如毛泽东同谢伟思谈话时担心的那样，美国的片面援蒋，使得中国国内的局势日益恶化。美国动用飞机和军舰，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运至东北和华北；一再延长对蒋的租借援助，至1946年6月援助额已达7•81亿美元，并用这笔钱装备了蒋20多个陆军师、八、九个航空大队，还为蒋培训了大批海、空军人员。1946年5月苏军撤出东北，中国战区正式撤销之后，大批美军仍留驻华北，帮助蒋军把守要冲；同时还设立了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直接参加中国内战。（注16）

　　正是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蒋介石利令智昏，最终挑起了内战。

　　随着美国出钱、出枪帮助蒋打内战的政策日益暴露，中共不断修正自己的对美方针。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蒋军必败》的社论，对中共与美国以往的关系作了总结。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只希望它执行一个中间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赞助中国实行有广泛代表权的联合政府。中国人民抱着这种希望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的了。至此，中共便明白了在马歇尔“来华之前，他已和杜鲁门定下了一张底牌，即如果蒋介石不顾美国政府反对顽固地坚持以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政策，美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还得支持他。”（注17）　 

　　1946年11月蒋政府与美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商约）。这个条约以及其他一些协定的签订，表明战后蒋介石与美国政府形成的反苏反共的特殊关系已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了。国民党一头扎进了美国的怀抱，首先实行了“一边倒”。这是国民党靠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取悦美国而换来的。至此，中共已彻底地认识了美国的全球利益与中国革命是不相容的，断了与美合作的念头，并采取了反蒋必须反美的政策。1947年2月，中共发表严正声明，昭告国内外：国民政府自1946年1月10日至今，与外国谈判并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已经使并将继续使中国陷于内战、反动、丧权辱国、殖民地化、混乱与崩溃的危机之中”，中共现在与将来均不承认。（注18）

　　大约在1946年秋，毛泽东在一次党内谈话中指出，前一段工作中，我们也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同蒋介石斗争多年，有丰富的经验，他的任何阴谋诡计都欺骗不了我们。但是我们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这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上当了。有了这次经验教训，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上当吃亏了。（注19）中共与美国之间走上了对抗的道路。与此相关，在对外战略上，中共也打消了在美苏之间保持平衡、做美苏桥梁、“中立美国”等等想法。对苏“一边倒”的方针由此逐渐形成。

　　　  三、抗战胜利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中共和苏联有着很深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也起了好作用。”（注20）但是，由于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足，甚至有严重的偏差，因此，二战时期，尽管苏联是第一个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但却只把援助交给国民党，而不给共产党。在斯大林的头脑中，意识形态的异同此时已经退居次要位置，一切都要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和整体战略。苏联在远东的战略是需要中国顶住日本，防止日本袭击苏联，避免两线作战。而在斯大林的眼里，能顶住日本的，只有蒋介石政府。中共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实力还不够强大。

　　对于苏联重视国民党而低估共产党力量，要求中共配合国民党作战而忽视蒋的反共活动等等一系列作法，中共是不满的。中共不指望苏联的直接援助，但也不愿将自己的行动服从于苏联的战略利益。这样就进一步加深了斯大林的偏见。1944年6月，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清楚地表露了他对中共不信任的思想。他认为蒋介石未能利用中共抗日，反而在意识形态上与他们争论不休，这是愚蠢的。因为中共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们是冒牌的共产党。就像人造黄油与真正的黄油一样。说到这里，斯大林可能觉得太露骨了，又补充说了一句，中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是要抗日的。（注21）无独有偶。同年8月，莫洛托夫在与赫尔利会谈时，也作了同样的表述。在谈到中共时，他说：他们虽然自称共产党，但与真正的共产主义完全不相称。待经济状况一旦好转，他们便会忘记自己是共产党。（注22）。很难想像这两位苏联领导人的上述讲话，是出自同美国打交通时的策略考虑，而非心里话。抗战时期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和中共所采取的不同的态度和实际行动，就是最好的说明。因此，直到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一直处在历史的低点。　

　　战后初期，在雅尔塔体制下，斯大林的基本战略意图是巩固业已形成的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而在其它地区则寻求与美国的妥协，消化新的疆界，恢复战争创伤。这一战略决定了他对待其它国家的革命运动，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积极支持东欧各国共产党排斥资产阶级势力，取得政权，并且推行苏联模式；另一方面，却在其它地区，包括亚洲，要求各国共产党实行妥协，以维护《雅尔塔协定》划定的势力范围。

　　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1945年8月，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央拟派周恩来前往。这时斯大林却在两三天之内连续给毛泽东发来两封电报。电报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又说，蒋已再三邀请你去协商国事，如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此前，在整个抗战期间，斯大林从未与毛泽东有电函往来，这时斯大林却就此多次来电，清楚地表明斯大林想借此安抚蒋介石，进而与美国在远东达成妥协，维护苏联在远东，主要是在中国东北权益的战略意图。毛泽东冒着生命危险亲赴重庆，经过与蒋介石的斗争，签署了《双十协定》。尽管这次谈判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但毛泽东对此却不以为然。后来，他曾多次不满地谈到这件事，认为这是斯大林不准我们革命。而我们并没有听他的话，打了三年半，便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面对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中共依靠人民，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毫无畏惧地与其展开殊死搏斗，并在很短的时期内，领导革命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胜利，这一切，使斯大林深受震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向披糜，中国革命已经出现曙光的大好形势下，他不得不考虑长期以来对中共的认识，以及对中国革命许多重大问题上的主张是否正确。1948年2月，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吉拉斯的谈话中，曾经指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中国同志应当寻求同蒋介石的暂时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根据中国现在的情况，我们承认是我们错了。”（注23）不久以后，在与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卡德尔的谈话中，斯大林再次做了自我批评，并说，“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注24）

　　事实上，在苏联出兵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的过程中，斯大林对中共的认识已经有所改变。中共积极配合和支持苏联红军，很快与苏军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在苏军的多方协助下，大批中共军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中共在东北的发展壮大，一方面加强了苏联与美国抗衡的有利地位；另一方面也使中共在东北建立起一个坚固的革命根据地，对于全中国的解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云和薄一波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都给予苏联以很高的评价。（注25）

　  　与此同时，1946年以后，国际形势出现的急剧变化，包括美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冷战的出现并逐步升级，乃至战后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所有这一切，也促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苏联的远东战略，以及对待中共和国民党的态度。此刻，在斯大林的头脑中，雅尔塔体系已退居次要位置。由意识形态引发的冷战和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上升到了首要的地位。

　　对中共来说，斯大林的这一转变，无疑是令人鼓舞的。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谈到了不久以前在波兰成立起来的情报局，指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反帝国主义的一切力量，正在团结起来，并正在向前发展。欧洲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业已组成了情报局，发表了号召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计划的徼文。”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宣布：“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注26）

　　至此，中共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阵营一边，反抗帝国主义反动阵营的“一边倒”方针，已经呼之欲出了。

　　综上所述，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对于中共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方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在回顾和研究这一方针时，不可脱离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在这一形势下中共与美、苏关系的发展、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一边倒”方针正是上述国际关系共同作用下的必然产物。当然，前面已经谈到，“一边倒”的形成并不是孤立的。它的形成和实施，包含了多种因素。战后的国际关系仅是其中之一。因此，我们在对它进行评价的时候，应对其它诸因素作更广泛的研究，进而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注释：

注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0版，第1410页

注2 对“一边倒”的传统评价是：“站在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同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针锋相对斗争必须采取的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3页）；有的学者称它是外交战略，“奠定了大约十年中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确定了这个时期中国在东西方冷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张小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41页）近些年，对“一边倒”对评价有一些新的内容。有人认为“一边倒”致使新中国“全盘接受苏联模式”、“盲目照搬苏联模式与经验”；有人则干脆指出，它“导致了新中国的闭关自守，在经济上阻碍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90页）

注3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中译本，三联书店1974年

版，第61页

 注4　 《斯大林选集》下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

 注5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9页

 注6　  引自《战后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49页

注7 引自《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5--87页

注8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中译本，三联书店1974年

版，第120--121页

 注9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8页）

 注10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计，1988年中译版，第455页

注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版，

第455页

注12、 13、14 ，1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333，页，第336页，第341--342页，第446页

注1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

版，第455--456页

18　　 参见《战后中共关系走向1945──196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20──21页，第21──22页

 注19《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5页 

 注20《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5页

 22　 《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727--728页，第728页

注23、24 吉拉斯：《与斯大林的谈话》，参见《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下，第769页

 注25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6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5月版，第35──42页）

注2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3--1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