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际地位是指一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它是由一定时期内该国所拥有的综合国力决定的。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及其在国际社会中产生影响的综合能力。

　　一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一定时期内该国在国际上的生存力、发展力及影响力的增强上。主权国家的生存力是指一国赢得他国家承认其合法国际地位，保卫自身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尊严不受侵犯的能力。国家的发展能力是指一国促进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国家的影响力是指一国影响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采取符合自己愿望的行为的能力。

　　中国是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它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化，长期跻身世界先进民族前列。从公元元年到18世纪，中国一直是经济最为强盛的国家之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未低于20%，1820年更是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达到了32.9%。[1]然而，两千年多年的封建统治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多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逼迫中国签订一系列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由一个泱泱东方大国逐步演变成一个四分五裂，战乱频仍，人民饱受奴役和欺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横行霸道和封建统治者的丧权辱国，面对民族的深重灾难和人民的饥寒交迫，许多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苦苦求索救国之道，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探索，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的建立将极大地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首先，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近现代100多年来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一个完全独立的、占世界1/4人口的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对国际力量结构对比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次，新中国的成立，冲破了的雅尔塔体系，推动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变化，将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注入新的因素。

　　然而，要真正赢得国际上的尊重，取得与其身份相称的国际地位，新中国还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

二

　　虽然从人口总量、国土面积、自然资源方面来说，中国无可争议是一个大国，然而，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的起来的，综合国力“一穷二白”，还面临着复杂、尖锐的国际环境，要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的还是面临着不小挑战的。

　　从国内环境来看，建国之初，新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工业能力、军事能力、科技实力都是“一穷二白”。1949年，中国的国民收入为358亿元，人均仅为66元。[2]中国工农业产量同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相比，都有大幅度地下降。农业总产量仅达抗日战争以前的平均水平的75%。[3]工业生产情况更坏，如以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为100，则1949年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如下：生铁降至10.9%，钢锭降至15.8%，钢材降至7.8%，煤降至44.5%，电力降至72.3%，棉纱降至72.4%，棉布降至72.6%，面粉降至77.9%，糖降至29.6%。[4]新中国的教育、科技事业也是在一个极不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49年各级学校在校学生共2577.6万人，其中高等学校11.7万人，中等学校126.8万人，小学2439.1万人。全国平均每万人中有大学生2.2人。全国文盲占人口总数的80%。[5]科技水平极端落后，科研机构几乎没有，专业科研人员十分稀少。据统计，解放初期全国的科研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总共才40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650多人。学科和门类的空白点很多[6]。

　　与此同时，新中国还面临着尖锐、复杂的国际环境。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崩溃，战时美苏同盟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美苏在战后世界安排和欧洲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利益和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化和表面化。20世纪40年代末，两国终于由盟友变成了对手。1947年3月，美国抛出“杜鲁门主义”，国际社会从此开始呈现出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格局。

　　在两极对峙的国际格局下，新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比较严峻。首先，新中国受到来自美国的直接威胁。美国继续支持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对新中国采取不承认政策，并劝说其西方盟友在承认新中国方面与美国保持一致的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政治上不承认新中国，而且对新中国采取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包围的政策，并阻挠恢复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地位。同时，美国还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开以武力阻止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并进行一系列试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活动，因而对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所谓的“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从中国的东北方向到东南方向建立了一条弧形包围圈。中国的近邻韩国、日本、菲律宾、泰国等国家被纳入到美国的反共战略中，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府部采取了敌视新中国的态度。

　　在如此的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冲破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封锁，巩固新生的政权，维护新中国的独立和安全，为新中国赢得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并为国内经济恢复和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

三

　　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人、指挥者和实践者。他以非凡的才智，豁达的外交风度，高超的外交艺术，为结束100年来使每个中国人痛心的、屈辱的外交历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中国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和威望。

  　　（一）参与制定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政策，在国际上确立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建国前夕，周恩来把这一经验引申到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作为指导新中国外交的总体原则。他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7]

　　为实现新中国的真正独立，周恩来参与制定了新中国建国初期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这三大外交方针充分体现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它们的提出和实行，使新中国对内彻底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和其盘根错节的影响，对外树立了严格的建交规范，彻底划清了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界限，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同时解决了当时中国面临的最急迫的现实问题——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使新中国一成立，就赢得了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来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和支持，这对于巩固新中国的政权，打破敌对势力的封锁和禁运，防止可能遭受的外国干涉，是一个强有力的保证。

　　（二）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强权和霸权主义者的军事威胁，增强新中国的生存能力。

　　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是一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问题上，周恩来的立场是非常坚决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无视国际法对台湾地位的明确规定，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企图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1950 年6月27日，杜鲁门宣布：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8]对此，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声明，予以严正的驳斥。他郑重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中国必能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9]周恩来在表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原则立场的同时，一再警告：如果美国政府以为可以用战争威胁来吓倒中国人民，来使中国承认“两个中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和侵入台湾海峡的行动为合法，那是梦想；如果美国硬要把战争打到中国头上，我们是一定要抵抗到底的，我们决不屈服。我们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国际争端，但是，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解放台湾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美国政府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是绝对不能得逞的。[10]正是这种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坚定立场和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使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遭到失败，并不得不在1972年《上海公报》中，第一次公开正式表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1]从而推动两国关系由对峙走向缓和。并带动国际社会新一轮与中国建交的高潮，使新中国的国际活动空间得到了大幅度拓展。

　　对霸权主义者对新中国安全造成的威胁，周恩来采取决不示弱，针锋相对的立场。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增兵朝鲜半岛，美机还在中国边境，侦察空袭，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了极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2]1950年10月3 日，周恩来还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警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13]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警告却置若罔闻。7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悍然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唇亡齿寒，中国被迫走上抗美援朝的道路。在抗美援朝期间，周恩来承担参谋长、后勤部长和谈判总指挥的角色，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首先，使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认识到新中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解决中国周边的热点问题必须有中国的参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的身份受邀出席1954年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其次，扩大了中国在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中的影响。新中国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时期尽全力援助比自己更为危难的友好国家，并在朝鲜停战之后迅速撤出部队，体现了新中国重信誉，讲道义的外交原则，展示了良好的大国风范，在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中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三）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增进了中国周边国家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为新中国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中印谈判中第一次较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为1954年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和1954年6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所采纳，并且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中。周恩来倡导的五项原则促进了中国与邻邦关系及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第一次亚非会议的成功举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中国广泛赢得了亚非国家的理解和信任。1955年4月，亚非29个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第一次亚非会议。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与会各国代表对亚非新兴民族国家究竟应如何处理与相互对峙的两大阵营的关系意见不一。有些国家的代表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在发言中也表示了对中国的疑虑。当整个会议很可能演变成一场政治思想大混战并导致会议难以达成最后协议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先后两次登台讲话，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加强团结合作。并向各国代表介绍了中国的原则立场。他说：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中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国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14]周恩来的发言，使一些亚非国家的代表消除了对新中国的偏见、疑虑、误解，开始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理解和信任。周恩来以原则性与灵活性巧妙结合的外交艺术，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以“十项原则”的形式为亚非国家所接受。后来，国际上将这“十项原则”称为“万隆精神”。周总理为会议成功做出的特殊努力与贡献，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正如费正清所说：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政策奉行的是和平共处路线，亦可称万隆路线。中国的威望稳定上升，影响愈益加强，在一段时间内，中国似乎正成为世界新独立国家的旗帜。[15]

　　亚非会议以后，周恩来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之间长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他亲自领导解决了中国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海外华侨的国籍问题，赢得了周边国家的信任，改善了中国与邻邦的关系，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周边环境。

 　　（四）提出处理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5项原则和对非洲国家经济援助8项原则，为中非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提高了中国在亚非国家中的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非洲大陆正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独立国家不多。这些独立国家由于受美国和西方国家反华宣传的影响，对中国疑虑甚多，而缺乏同中国建交的愿望。周总理通过参加万隆会议打开了中非建交局面，并掀起非洲国家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浪潮。1955—1963年，非洲共有13个国家与中国建交。[16]

　　为了增进中非友谊，不断拓展中国对非关系新局面，加强对非洲大陆反帝、反殖斗争的支持，周恩来多次对非洲国家进行访问。成为当时世界大国中访问非洲次数最多、访问非洲国家最多的政府首脑。这充分说明中国和周恩来对非洲和中非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关注。这些访问增强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与友谊，推动了中非关系的全面深入发展，促进了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进程。其中 1963 年末到 1964 年初，周恩来对10 个非洲国家的访问，是周总理对非洲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一次访问。在访问过程中，周恩来根据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大都是刚独立不久的中小国家的情况，提出了处理中国同非洲及阿拉伯国家关系的5项原则和中国对非援助8项原则。周恩来倡导的这些原则突出下几个方面：1.各国在国格上一律平等、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各国互相尊重、互利合作、和平共处等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2. 大国必须尊重和维护中小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和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及决定本国内外政策的权利。在东西方两大集团对抗的格局下，尤其强调要尊重中小国家奉行和平、中立、不结盟政策。3. 中国对非援助是建立在平等互平的基础上，而不是单方面的恩赐，不附加任何条件与特权，援助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提高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能力，而不是造成它们对中国的依赖。中国正是根据周恩来这些思想对非洲国家提供了慷慨无私的援助。这些原则同大欺小、强凌弱、富压贫的强权政治与“丛林法则”彻底划清了界限，体现了国际关系发展的真正本质，是新型国家秩序赖以建立的法理与道义基础，完全符合非洲国家的利益、愿望与要求，受到它们的热烈欢迎与赞同。因此，非洲国家普遍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对他们最真诚无私、真正平等相待和真正尊重、重视他们的唯一大国，是他们最可信赖的朋友。他们因而把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重点。

　　（五）经过不懈努力，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根据国际法公认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理所当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工作和会议。然而，这一席位长期为台湾国民党当局窃踞。周恩来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把已经根本不能代表中国的台湾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并容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的工作。在周恩来的等人的努力下，联大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考虑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然而，1951年，美国操纵第六届联大否决了苏联等国代表提出的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问题列入联大议程的提案，并通过了“延期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议。从此至1960年，美国一直蛮横无理地采用“延期审议”的手段阻挠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提案。

 　　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决定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议程。这是对美国为阻挠恢复新中国合法权利而设置的重重障碍的重大突破。为继续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美国再次操纵联大通过决议，规定中国代表权属于“重要问题”，必须有2/3的多数通过，企图拖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恢复。然而，随着中国的国际威望的提高，赞成中国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国家越来越多。1970年，第25届联大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益并驱蒋的提案首次出现赞成票超过反对票的局面。1971年10月25日，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以压倒多数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10月26日，周恩来接到通知后，立即决定派遣代表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周恩来以坚决的态度、明智的策略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赢得了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机构和会议的权力。新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将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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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门洪华著：《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3页。

[2]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合编：《1949—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合编：《1949—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页。

[5]蒋建华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1949—199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41页。

[6]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02页。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17页。

[8]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10][1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222页。

[11]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英美国关系研究室编：《美国对外关系：二百年美国对外政策文件》，1976年7月，第240页。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13][1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

[15]《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页。

[16]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