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国的对外政策正酝酿着一个战略性变革：放弃“联合反霸”即“一条线”的方针，重申全面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同年，中国决定裁军１００万。这两项重大举措，震动了世界。引人瞩目的是，邓小平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百万裁军的战略意义作了下面的阐述：“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注:《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２８页。以下凡引邓小平的话，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２、３卷。】以树立“和平形象”为一个大战略的立足点，是耐人寻味的。它同当代中国的外交战略演变之间形成了至关重要的联系。

　　所谓“外交形象”，无非指一个国家要向世界表明什么，以及经过某种预定的政策和外交行为，为世界留下特定的印象等等。如同人们在社会公共关系中需要一个与其内在特征相符的形象一样，国家也需要以完美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丑陋、偏私与凶恶必定为人们所疏远和唾弃；而公正、美好和善良，也必定会得到广泛的拥护和友谊。

　　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维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良好形象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种对美好目标的追寻，往往要历经坎坷。因而对新中国外交形象的历史性考察，将有助于对确立中国“和平对外形象”这一重要命题的理解。

　　一、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

　　长期以来，国际上总是流行着一种“中国好战”的观点。显然，这是一种使我国外交形像深受伤害的舆论。对于居心不良、有意中伤者，我国领导人曾多次予以严肃批驳。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产生这种舆论的国际性原因，认真研究造成这种现实状况的国际国内背景。

　　在很大程度上，“好战”的舆论同我国曾经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某些不尽确切的表述和观点有密切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坚持着“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由于世界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特别是在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我们不仅认为世界性的大战不可避免，甚至感觉它已迫在眉睫：“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这种概括和其后社会上广为使用的一个口号“团结起来，准备打仗”，把战争可能性及备战气氛推向了一个炽热点。

　　同时，在“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上，我们也坚持“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观点。而且，在宣传上更侧重革命的因素在增长：“越南南方、老挝、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日益壮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日益为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掌握。”【注:《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因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迫切任务，就是联合起来，埋葬帝、修、反和一切走狗！”这种并不确切的语言的使用，无疑给我们的对外形象带来某种不利影响。

　　事实上，“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也需要世界性的和平，使整个经济落后国家获得发展自己的机会。那么，上述极端的语言和过于绝对化的判断是怎样发生的呢？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形成了我们长期来对形势的严峻估计。先是美国在朝鲜、台湾海峡发动战争，制造紧张局势，继而它在日本及东南亚对我形成包围，最后在越南挑起了一场热战；其后是前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对我构成直接的战争危胁。６０年代末，前苏联发动了对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捷克的军事入侵，并在中苏边境的东部和西部挑起武装冲突；７０年代后期，苏联煽动地区霸权主义者入侵柬埔寨、直接出兵阿富汗等行径，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警惕，从而对可能针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作出准备。

　　但是，毕竟我们作出的分析只是指出了它的可能。事实证明，针对我国或世界性的大战并未爆发，这就有可能使我们从另外的方面考虑问题：１．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采取的战略是直接侵占还是军事遏制？２．美、苏两国是否真的会冒打核大战的风险？３．我们是否对国际形势作了“过火”的反应？４．当今世界的诸种矛盾是否已经达到必然引起大规模热战的程度？换言之，这个世界的主流究竟是战争还是和平？

　　显然，我们当时的答案不够精确。首先，美苏两国对中国的主要战略方针是“遏制”，而非大规模的侵犯（不排除某种程度上对我国进行小规模的“偷袭”），至少现有的材料还不足以证明上述两大国有全面进犯我国的战争计划。其次，如同现在人们所认识的那样，核武器的存在，一方面造成了战争的危险，另一方面却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战争的发生。因为当人们意识到核战争的结果只是导致地球的毁灭，而不再分得出胜者和败者的时候，原子弹也就仅仅成为一种制约性的力量了【注:１９８５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出只有美苏两家有资格打世界大战，但“谁也不敢先动手”。见《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２７页。】（当然，这不等于说，世界人民已无需承担制止核战争的义务）。第三，危险和威胁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作出估计。胡乔木认为，从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我们对国际环境的恶化程度估计过高，作了“过火”的反应：当时“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注: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２０年的“左”倾错误》，《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５期，第３页。】。因此我们极力与之抗争，极力试图消除这种危险，从而造成了我们国际国内政策中的“左”倾错误。最后，世界性大战至今未爆发这个事实说明，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的世界尽管动荡不已，但其基本矛盾并未激化到将要引起世界性大战的程度。因此，即使在当时，世界也仍然是存在着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老一代外交家王稼祥早在１９６２年就指出过这一点。他当时预言，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并不必然导致世界性战争。因而，“不要笼统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注:《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５０页。】这些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并进一步证明了，和平的可能性远远大过了战争的可能性。

　　至此，研究已经揭示，那些曾经造成我们对外形象中过于绝对化和极端性的“客观”危险，并不像描述的那样严重。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更深的层次上，说明我们的“过火”反应。

　　胡乔木在他的上述分析中指出，正是我们所处的“某种封闭状态”，造成了２０年来的“左”倾错误【注: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２０年的“左”倾错误》。】。而恰是国内政治和理论意识形态方面的“左”，又使我们越加封闭，越加对“战争与革命”问题作出过于绝对化和激烈的判断。两者互为因果，“交相放大”。

　　准确地说，夸大“国际阶级斗争”，正是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例如，我们曾长时期地坚持认为，当今世界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而“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这两个群体概念被看作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化身——笔者注）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际资产阶级的化身——笔者注）的斗争”，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两大阶级的决战已不可避免等等。显然，这是将国内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推及到了国际，并据而判断，世界无产阶级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了。

　　这种夸大国际上战争与革命的可能，夸大国际革命的意义，夸大战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现实性的“左”倾错误，同１９５７年后国内政治中“左”的东西的滋长，在时间上大体相平行。本来，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已宣布了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但不久出现的反右斗争，却又被认为是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开始激化的证据。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运动，代表了一种对共产主义空想式的追求，从而也扩大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大同”及战胜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信念”。胡乔木称之为“中国发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注: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２０年的“左”倾错误》。】。５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中国的对外宣传口号中出现了诸如“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将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不恰当的口号，并在实际中支持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政治运动。

　　极左的错误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致。在国内动乱最严重的时刻，我国外交机构基本陷于瘫痪，驻外使馆人员公然起来造驻在国的“反”。１９６７年８月，北京竟出现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恶劣事件，造成严重的国际影响。这一切都是在“革命”的口号下付诸行动的，都是在“打倒帝修反”的狂热气氛下进行的。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盖洛普测试机构分别于１９６６年和１９７２年对美国公众关于中国的观感进行了测试，其结果是：在１９６６年的主要印象值中（取两项最高值参数），肯定（努力工作）和否定（好战）面各占其一；而至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后的主要印象值中，肯定面（“努力工作”和“进步性”）则占１００％【注:科林•麦克尔拉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９４页。】。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明，中国的对外形象同我们国内政治形势及外交战略的相关变化呈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