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的开端，即1901年，在八国联军的淫威下，满清王朝同西方列强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仅向他们赔偿的白银，本利共计9.82亿两。这分明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一次空前的巨额敲诈勒索，然而，慈禧太后竟厚颜无耻地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则以中国“积弱已久，无力抵御外侮”为由，全盘接受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这种丧失中华民族气节、“跪倒在地办外交”的做法，正是旧中国国力孱弱、统治阶级腐朽无能的真实写照。

　　自鸦片战争打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门以来，旧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和无尽的痛楚。在它们的背后，是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被割让；是30 多处帝国主义的租界成为目空一切的“国中之国”；是数十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是成千上万同胞惨遭杀戮。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古往今来，外交在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无论是何种外交，都是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之上的，没有实力作基础的外交，是苍白无力和徒劳无益的。

　　从近代中国的《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从李鸿章到北洋政府，旧中国外交到处被烙上了“屈辱外交”、“赔罪外交”、“媚外外交”和“不平等外交”的标记，千年帝国的衰败及所受的灾难，恰恰印证了“弱国无外交”这句国际关系中的名言。一个国家若没有国力的强盛和民族的团结，就不会有独立自主的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树立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

　　为打开中国通向世界的大门，捍卫国家的独立和尊严，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等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在非洲的尼罗河畔，在亚洲印尼的万隆会议上，在欧洲的日内瓦讲坛上，都留下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外交风采。

　　中国倡导并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广交朋友，积极维护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

　　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终于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政治孤立和外交封锁：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中德建立外交关系。这一系列的重大外交事件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已得到包括西方大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普遍承认和尊重。

　　70年代末，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树立了对外开放的中国外交新形象。

　　在实施改革开放战略时，邓小平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课题，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眼光和革命家的气魄，做出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伟大战略抉择。

　　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他一再强调中国外交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它需要一个睦邻友好的周边小环境和较长时期和平稳定的国际大环境。

　　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跨越历史的纠葛恩怨，我国开展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全世界各种类型的国家建立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和友好往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对外开放，使中华民族得以吸纳世界各种文明的精华，推进自己的现代化历史进程。

　　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国际形势，将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外交形象？

　　冷战虽然结束了，但新旧矛盾交织，冷战的阴魂徘徊不去；经济全球化浪潮迭起；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的斗争此伏彼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