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中国的外交工作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一度陷入混乱。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周恩来总理采取有力措施逐渐消除“文革”对外交工作的破坏和干扰，使中国外交在60年代末重新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历史揭开了崭新一页。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借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离不开对当代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邓小平用马克思主义宽广的世界眼光分析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指明了方向，这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积极努力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不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和多边外交活动。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始终把国家的主权放在首位，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宽广的世界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机遇意识。

　　近年，国内外经常谈及“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新中国60年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曲折发展的道路，是成功的道路，是赢得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尊重的道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离不开中国，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今天，同中国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已经达到了171个；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中，中国已经成为重要一员。中国在改变自己的同时影响着世界。和平发展是中国发展道路最突出的特点，这条道路表明，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幸福生活的美好理想，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实现；各种文明和多种发展道路应和谐共存，在求同存异中共同进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彻底结束了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奴役中国的历史。中国人民不仅成为国家的主人，而且以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60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而且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愈益发挥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影响。

　　新中国自成立即日起，就确立了并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建国前夕，毛泽东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方针。这表明新中国的外交，要彻底结束旧中国丧权辱国的外交，肃清帝国主义的特权和影响；在平等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联系；在对外关系上，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的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1]不言而喻，上述三条方针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面对着帝国主义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包围等方法，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样严峻的形势制订的。

　　新中国的外交，将发展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放在首位。 1949年12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将中苏两国的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用法律的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无论对中苏两国，还是对世界和平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应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请求，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迫使美国在1953年7月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对亚洲和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为我国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中国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彻底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孤立新中国的阴谋，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迅速增长。1953年12月31日，中印两国政府就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会谈时，中国首次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中国政府主张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得到印度政府的赞同，后逐渐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普遍支持和赞扬。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下，自由地讨论关系到亚非人民切身利益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帝国主义极力在某些国家之间制造纷争，企图分裂会议。在中国等大多数国家的努力下，挫败了帝国主义的阴谋，最终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立了以和平共处十项原则作为国家之间友好合作的基础。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为会议的胜利召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大大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

　　中国十分重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旗帜鲜明地支持被压迫国家和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1963年12月到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和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10个非洲国家，同时还访问了阿尔巴尼亚，和亚洲的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计14个国家，将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60年代，中国还与法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与日本通过“民间外交”保持着两国密切的交往；与美国也举行了频繁的大使级会谈。中国同已经建交的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瑞士等欧洲国的友好关系，也得到发展。所有这些表明，建国初期中国外交“一边倒”的情况已有所改变。中国外交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文革”期间，中国的外交工作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一度陷入混乱，例如，1967年8月，在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事件，极大地败坏了新中国的国际声誉。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周恩来总理采取有力措施逐渐消除“文革”对外交工作的破坏和干扰，使中国外交在60年代末重新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重大转变。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彻底粉碎了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沉重打击了美国霸权主义。1971年春，“乒乓外交”揭开了中美和解、建交的序幕；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联合公报，加速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中日建交。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同中国建交的高潮。1970—1972年，中国和39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些国家既包括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西欧北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意大利、联邦德国和加拿大等。中国的朋友遍天下，中国的声音传遍世界，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增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历程。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借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离不开对当代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时，曾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条，其中第五条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2]邓小平用马克思主义宽广的世界眼光分析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指明了方向，这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积极努力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不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和多边外交活动。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始终把国家的主权放在首位，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宽广的世界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机遇意识，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处于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中进行。 

　　中华民族顺应时代的潮流，改革开放短短的三十年间，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中国的社会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高度。不久，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庆，60年来，年轻的共和国不仅冲破了帝国主义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和军事包围，而且不断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巍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在世界东方。无数事实表明，“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3]中国国力迅速增强的同时，国际地位也日益提高，国际影响不断扩大。

　　近年，国内外经常谈及“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新中国60年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曲折发展的道路，是成功的道路，是赢得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尊重的道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院士不久前说：中国发展模式完全符合中国国情，近百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模式符合现实条件，符合中国和时代的要求。他特别强调，中国的大发展，是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中国的发展模式勘称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离不开中国，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和平发展是中国发展道路最突出的特点，这条道路表明，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幸福生活的美好理想，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实现；各种文明和多种发展道路应和谐共存，在求同存异中共同进步。

　　中国道路，不仅使中国实现了由封闭、贫困、落后，向开放、强盛、进步的历史性转变，而且也是人类文明持续进步的强大动因。苏东剧变的发生，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而当代中国的全面发展和文明进步，则使世界各国人民重新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希望，更加坚信科学社会主义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19世纪中叶，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将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邓小平说：中国为“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道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4]这使“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终结论”不攻自破。

　　新中国60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凯歌行进的60年。中国的外交工作，无论是1949—1979年的前30年，还是1979—2009年的后30年，始终坚定不移地把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放在首位。今天，同中国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已经达到了171个；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中，中国已经成为重要一员。中国在改变自己的同时影响着世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领域融入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在当今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满怀信心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中国人民，必将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于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东城东厂胡同1号 1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