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与对外关系的良性互动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下，确立了改革开放路线，开始了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有利局面的形成，也得力于70年代初以来中美关系缓和所造就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它使中国争取到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友好相处，同时也在开放意识、在现代化等方面，影响着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动。在获得了较好的外部国际环境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同时也开辟了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新阶段，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局面。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谈了广东经济的现状，以及广东省开放、搞活的设想。其中着重提到，省委要求允许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定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对广东省委提出的举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表示支持，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2]

　　邓小平向中央建议批准广东省委的这一要求。1979年6月6日，广东省委起草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月9日，福建省委根据广东的报告也起草了《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然后由谷牧带到北京。报告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地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和某些外国厂商直接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特区的管理原则是，既要维护中国主权，执行中国法律、法令，遵守中国外汇管理和海关制度；又要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外商投资办厂受中国法律保护；特区需要的进口物资和出口商品，实行优惠税制；外商所得的合法利润，可按有关规定汇出；简化人员出入的手续；特区设中国银行的机构，可同中国银行港澳分行直接来往，开立账户，办理结账手续；特区的工资，可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1979年7月15日，中央以中发「1979］ 50号文件批转了两省的报告。明确提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改为办经济特区。这两个字的改变意义深刻，因为出口特区是借鉴外国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的模式，出发点主要是对外贸易，是单项性的开放。经济特区是综合性的，是兼工、商、住宅、旅游等事业为一体的全面开放。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法律上批准了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经济特区。1981年11月，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单行法规，实际上也批准了厦门经济特区的设立。[13]

　　中国的对外开放，在中国南方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打开了突破口。

　　1984年1至2月，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的特区，又于2月11日一16日视察了上海。[14]1984年2月24日，回到北京的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了他这次南方之行之后的一些重要的思考。他强调：“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总结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他还提出了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意见，他说；“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他说；“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15]

　　　  邓小平的这次重要谈话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最后形成了《纪要》，提出了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的重要步骤的意见。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会议的《纪要》。这样，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的重大举措正式启动。

　　　  随后，进一步开放开发海南岛的设想也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正式对外透露了中国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消息。他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16]

　　　  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设立海南省的议案》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海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1个省，同时作为中国最大的一个经济特区终于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海南经济特区的建立，使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最终形成了从南到北连接在一起的广阔地带。中国的对外开放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进入1991年，中国在抵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裁的较量中逐渐稳住了阵脚。中国国内历时两年多的“治理整顿”，包括降低通货膨胀、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巩固已实行的各项改革措施等，也已取得初步成效，由此消除了80年代后期出现的经济秩序混乱。经过这次“治理整顿”，虽然经济运行和经济体制中很多深化改革，深层次的问题仍没有解决，甚至于又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但经济发展的势头毕竟已初步得到恢复,从而为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内政与外交的联系更加紧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更为明显。按照邓小平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中国要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即在20世纪末使人民生活初步达到人均800美元的小康水平，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同时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遏制与接触并重的双轨政策，以及苏东巨变的复杂国际局势，如果中国发展的速度太慢，就会处于被动的地位。另一方面，当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先后出现经济衰退，需要中国这个大市场，这对中国又是一个机遇。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逐步形成了以开发上海带动长江流域发展，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战略思路。

　　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进行视察的过程中，同上海市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切下，开发浦东的战略开始实施。1992年，中国正式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开放五个沿江城市，同时开放哈尔滨等四个边境、沿海区省会城市及十一个内陆省会城市。

　　在此之后，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天津市于1994年作出了开发建设滨海新区战略决策。滨海新区成为外商在中国投资的热土。2006年5月26日，国家发布了《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正式批复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天津市随即对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做出全面部署，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国家级经济新区正式进入了实施阶段。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对于提升京津冀乃至环渤海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形成了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

　　中国的对外开放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外开放战略的稳步实施使人们从根本上改变了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保守心态，从而加快了同世界潮流融合起来速度。由于中国有了进一步同世界接轨强烈愿望，由此促进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这不仅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世界的稳定，也具有巨大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其次，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有利于中国和世界各大国面对新的国际形势，重新考虑和确认同新的共同利益基础。由于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使中国在寻找和确定这种利益基础方面，更加现实，希望把中国对外合作关系，更加深入地引入互利互惠的轨道。而世界大国在明显的经济利益的吸引下，对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持肯定和欣赏态度。从而使中国与世界大国的关系保持了合作发展的势头。

　　总之，由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同各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需求和经济互补已成为一个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从而使中国对外关系置于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

　  三、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