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

　　1945年，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随着德、日战败投降，二战即将结束，国际关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

　　有两条线索。其一，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商讨结束二次大战和战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在讨论远东事务时，美苏背着中国，以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为补偿，达成了苏联出兵东北消灭日本远东军的允诺。《雅尔塔协定》随之出笼。1945年8月14日，苏联又与蒋介石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允诺支持“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这一协定和条约的签订，使苏美两国各有所获。苏联恢复了沙俄在中国东北失去的特权；而美国则兵不血刃地作壁上观，待苏联收拾日本之后，再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由此，美苏在远东达成了暂时的平衡，构筑了战后苏美中三大国关系的框架。其二，《雅尔塔协定》签署后不久，是年4月，罗斯福逝世，杜鲁门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此时，二战已近尾声。双方在战后世界，特别是战后欧洲的安排等许多重大问题上的矛盾日渐尖锐。杜鲁门据此认为，罗斯福设计的通过大国，特别是美苏两国的合作形式，维护战后世界秩序的战略构想，已不能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他上台不久便声称：“我不怕俄国人，我准备采取坚定的态度。”“不管怎么说，俄国人需要我们总比我们需要他们的地方多。”（注3）

　　两条线索相互交织，构成了二战结束前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一方面，美苏利用《雅尔塔协定》控制和要挟对方，保护各自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在二战中发了横财，经济和军事实力急剧膨胀的美国，又不甘于同苏联合作主宰世界，意欲独霸全球，因而率先发难，对苏摆出了不可一世的强硬姿态。苏联自然也不甘示弱。于是，反法西斯战争中并肩战斗的两大盟国，就这样反目为仇，从结盟走向了对抗。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尖锐指出：“在美国、英国以及法国，有着侵略的势力渴望新的战争。”（注4）在谈到新的五年计划时，斯大林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认为这是“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注5）斯大林的讲话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最高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把它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注6）

　　1946年3月5日，反共老手、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由杜鲁门陪同，在美国小城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他宣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来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铁幕后面，几乎每处都受到“包罗万象的警察政府”的控制，“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丘吉尔说，如果我们不趁还得及的时候正视这些事实，那就太不明智了。现在需要的是作出解决问题的安排，拖得越久，就越困难，对我们的危险也就越大。（注7）

　　杜鲁门与丘吉尔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发表如此气势汹汹的反共演说，显然是有预谋的。演说在美国乃至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遭到了苏联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爱好和平国家的一致反对。杜鲁门见势不妙，慌忙声明自己与演说无关，事先并不知道演说的内容。但他无论怎样表白，在国际舆论面前，也无法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铁幕演说”代表了美国战后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战略需要，实际上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铁幕演说”一年之后，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借希腊内战一事，在国会宣读国情咨文，要求国会授权，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称“这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的极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的立场。”他说，“我相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注8））

　　杜鲁门的这项声明，很快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的出现，标志着战时同盟的正式破裂。从此，美苏以欧洲为重点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全面展开了。

　　面对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咄咄逼人的战略态势，1947年9月22--27日，在苏联的倡导下，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举行会议，并发表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宣言认为二战的结束及战后发展，使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特点是“在世界舞台上活动的基本政治力量的重新部署”，“战胜国间关系的改变及重新组合”。它宣称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在战后国际政治舞台上形成了两个完全相反和对立的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开展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十字军运动“；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残余势力。”（注9）

　　“两个阵营”的理论是对战后国际形势的正确总结。这一新的局面的出现，迫使世界各主要国家必须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正如《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所说：“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齐•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注10）

　　综上所述，我们在分析“一边倒”的形成时，不可脱离上述两条线索。“雅尔塔”体系展现的是由大国合作主宰世界，既妥协又争夺，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在中国，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斯大林与蒋介石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抗战胜利以后，中共与蒋介石的对立和斗争，都说明了这一点。“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注11）

　　而“两个阵营”的出现，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雅尔塔体系”。它是美国在战后推行实力外交力图独霸全球，而与苏联发生激烈对抗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中间道路”难以行得通，中国也不能置身局外。“一边倒”就是在这样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的复杂的国际背景下酝酿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