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抗战胜利后中共与美国的关系

　　进入20世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超过了美国和苏联。因此，我们在分析“一边倒”时，自然不可脱开这两个大国。事实上，抗战胜利以后，中共立刻就面临如何对待美苏，这样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特别是在美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出现冷战，以至形成了两大对抗的阵营之后，采取何种应对方针，就成了中共在制订政策时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

　　一开始，中共曾设想在美苏之间搞平衡，即与这两个大国都保持友好的关系。正如毛泽东1944年与美国记者史坦因所讲，中国与美苏应保持友谊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座桥梁。（注12）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党非常重视对美英的统战工作。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却并不重视我党的力量，而把国民党视为抗战的主力。直到1944年上半年，美国政府的态度才出现转机，派遣军事观察组到达延安。尽管级别不高，但毕竟是美国政府就第一次与我党建立的官方关系。观察组到达延安前夕，适逢美国国庆，延安举行了热烈的庆祝会。《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美国的“外交主张，是美英苏中的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这个外交路线是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注13）

　　毛泽东与谢伟思的谈话，表达了我党对美关系的长远设想。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友好支持和合作抗日。战后，中共将继续寻求美国的了解和友谊。中国战后的最大需求是发展经济，中美两国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在谈话中，毛泽东也直率地表示了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担心，批评美国只向蒋介石提供援助的政策，并警告说这将促使蒋选择内战道路。（注14）

　　从抗日战争结束到内战爆发，中共对美的总政策是促其“中立”。不论是毛泽东与赫尔利的谈判，还是周恩来与马歇尔的调处，都贯彻了这一政策。1945年11月28日的《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指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之政策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又必须联上共。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注15）

　　应该说，“中立”美国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通过接受美国调处，我党取得了与国民党对等的地位；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尽管一直在积极地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却并没有直接出兵参战，因而大大减轻了我军的压力。

　　但是，正如毛泽东同谢伟思谈话时担心的那样，美国的片面援蒋，使得中国国内的局势日益恶化。美国动用飞机和军舰，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运至东北和华北；一再延长对蒋的租借援助，至1946年6月援助额已达7•81亿美元，并用这笔钱装备了蒋20多个陆军师、八、九个航空大队，还为蒋培训了大批海、空军人员。1946年5月苏军撤出东北，中国战区正式撤销之后，大批美军仍留驻华北，帮助蒋军把守要冲；同时还设立了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直接参加中国内战。（注16）

　　正是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蒋介石利令智昏，最终挑起了内战。

　　随着美国出钱、出枪帮助蒋打内战的政策日益暴露，中共不断修正自己的对美方针。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蒋军必败》的社论，对中共与美国以往的关系作了总结。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只希望它执行一个中间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赞助中国实行有广泛代表权的联合政府。中国人民抱着这种希望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的了。至此，中共便明白了在马歇尔“来华之前，他已和杜鲁门定下了一张底牌，即如果蒋介石不顾美国政府反对顽固地坚持以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政策，美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还得支持他。”（注17）　 

　　1946年11月蒋政府与美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商约）。这个条约以及其他一些协定的签订，表明战后蒋介石与美国政府形成的反苏反共的特殊关系已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了。国民党一头扎进了美国的怀抱，首先实行了“一边倒”。这是国民党靠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取悦美国而换来的。至此，中共已彻底地认识了美国的全球利益与中国革命是不相容的，断了与美合作的念头，并采取了反蒋必须反美的政策。1947年2月，中共发表严正声明，昭告国内外：国民政府自1946年1月10日至今，与外国谈判并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已经使并将继续使中国陷于内战、反动、丧权辱国、殖民地化、混乱与崩溃的危机之中”，中共现在与将来均不承认。（注18）

　　大约在1946年秋，毛泽东在一次党内谈话中指出，前一段工作中，我们也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同蒋介石斗争多年，有丰富的经验，他的任何阴谋诡计都欺骗不了我们。但是我们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这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上当了。有了这次经验教训，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上当吃亏了。（注19）中共与美国之间走上了对抗的道路。与此相关，在对外战略上，中共也打消了在美苏之间保持平衡、做美苏桥梁、“中立美国”等等想法。对苏“一边倒”的方针由此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