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抗战胜利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中共和苏联有着很深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也起了好作用。”（注20）但是，由于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足，甚至有严重的偏差，因此，二战时期，尽管苏联是第一个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但却只把援助交给国民党，而不给共产党。在斯大林的头脑中，意识形态的异同此时已经退居次要位置，一切都要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和整体战略。苏联在远东的战略是需要中国顶住日本，防止日本袭击苏联，避免两线作战。而在斯大林的眼里，能顶住日本的，只有蒋介石政府。中共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实力还不够强大。

　　对于苏联重视国民党而低估共产党力量，要求中共配合国民党作战而忽视蒋的反共活动等等一系列作法，中共是不满的。中共不指望苏联的直接援助，但也不愿将自己的行动服从于苏联的战略利益。这样就进一步加深了斯大林的偏见。1944年6月，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清楚地表露了他对中共不信任的思想。他认为蒋介石未能利用中共抗日，反而在意识形态上与他们争论不休，这是愚蠢的。因为中共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们是冒牌的共产党。就像人造黄油与真正的黄油一样。说到这里，斯大林可能觉得太露骨了，又补充说了一句，中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是要抗日的。（注21）无独有偶。同年8月，莫洛托夫在与赫尔利会谈时，也作了同样的表述。在谈到中共时，他说：他们虽然自称共产党，但与真正的共产主义完全不相称。待经济状况一旦好转，他们便会忘记自己是共产党。（注22）。很难想像这两位苏联领导人的上述讲话，是出自同美国打交通时的策略考虑，而非心里话。抗战时期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和中共所采取的不同的态度和实际行动，就是最好的说明。因此，直到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一直处在历史的低点。　

　　战后初期，在雅尔塔体制下，斯大林的基本战略意图是巩固业已形成的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而在其它地区则寻求与美国的妥协，消化新的疆界，恢复战争创伤。这一战略决定了他对待其它国家的革命运动，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积极支持东欧各国共产党排斥资产阶级势力，取得政权，并且推行苏联模式；另一方面，却在其它地区，包括亚洲，要求各国共产党实行妥协，以维护《雅尔塔协定》划定的势力范围。

　　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1945年8月，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央拟派周恩来前往。这时斯大林却在两三天之内连续给毛泽东发来两封电报。电报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又说，蒋已再三邀请你去协商国事，如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此前，在整个抗战期间，斯大林从未与毛泽东有电函往来，这时斯大林却就此多次来电，清楚地表明斯大林想借此安抚蒋介石，进而与美国在远东达成妥协，维护苏联在远东，主要是在中国东北权益的战略意图。毛泽东冒着生命危险亲赴重庆，经过与蒋介石的斗争，签署了《双十协定》。尽管这次谈判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但毛泽东对此却不以为然。后来，他曾多次不满地谈到这件事，认为这是斯大林不准我们革命。而我们并没有听他的话，打了三年半，便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面对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中共依靠人民，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毫无畏惧地与其展开殊死搏斗，并在很短的时期内，领导革命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胜利，这一切，使斯大林深受震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向披糜，中国革命已经出现曙光的大好形势下，他不得不考虑长期以来对中共的认识，以及对中国革命许多重大问题上的主张是否正确。1948年2月，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吉拉斯的谈话中，曾经指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中国同志应当寻求同蒋介石的暂时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根据中国现在的情况，我们承认是我们错了。”（注23）不久以后，在与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卡德尔的谈话中，斯大林再次做了自我批评，并说，“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注24）

　　事实上，在苏联出兵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的过程中，斯大林对中共的认识已经有所改变。中共积极配合和支持苏联红军，很快与苏军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在苏军的多方协助下，大批中共军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中共在东北的发展壮大，一方面加强了苏联与美国抗衡的有利地位；另一方面也使中共在东北建立起一个坚固的革命根据地，对于全中国的解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云和薄一波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都给予苏联以很高的评价。（注25）

　　与此同时，1946年以后，国际形势出现的急剧变化，包括美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冷战的出现并逐步升级，乃至战后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所有这一切，也促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苏联的远东战略，以及对待中共和国民党的态度。此刻，在斯大林的头脑中，雅尔塔体系已退居次要位置。由意识形态引发的冷战和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上升到了首要的地位。

　　对中共来说，斯大林的这一转变，无疑是令人鼓舞的。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谈到了不久以前在波兰成立起来的情报局，指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反帝国主义的一切力量，正在团结起来，并正在向前发展。欧洲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业已组成了情报局，发表了号召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计划的徼文。”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宣布：“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注26）

　　至此，中共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阵营一边，反抗帝国主义反动阵营的“一边倒”方针，已经呼之欲出了。

　　综上所述，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对于中共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方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在回顾和研究这一方针时，不可脱离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在这一形势下中共与美、苏关系的发展、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一边倒”方针正是上述国际关系共同作用下的必然产物。当然，前面已经谈到，“一边倒”的形成并不是孤立的。它的形成和实施，包含了多种因素。战后的国际关系仅是其中之一。因此，我们在对它进行评价的时候，应对其它诸因素作更广泛的研究，进而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注释：

　　注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0版，第1410页

　　注2 对“一边倒”的传统评价是：“站在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同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针锋相对斗争必须采取的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3页）；有的学者称它是外交战略，“奠定了大约十年中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确定了这个时期中国在东西方冷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张小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41页）近些年，对“一边倒”对评价有一些新的内容。有人认为“一边倒”致使新中国“全盘接受苏联模式”、“盲目照搬苏联模式与经验”；有人则干脆指出，它“导致了新中国的闭关自守，在经济上阻碍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90页）

　　注3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中译本，三联书店1974年

　　版，第61页

　　注4　 《斯大林选集》下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

　　注5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9页

　　注6　  引自《战后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49页

　　注7 引自《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5--87页

　　注8 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中译本，三联书店1974年

　　版，第120--121页

　　注9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8页）

　　注10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计，1988年中译版，第455页

　　注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版，

　　第455页

　　注12、 13、14 ，1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333，页，第336页，第341--342页，第446页

　　注1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

　　版，第455--456页

　　18　　 参见《战后中共关系走向1945──196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20──21页，第21──22页

　　注19《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5页

　　注20《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5页

　　22　 《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727--728页，第728页

　　注23、24 吉拉斯：《与斯大林的谈话》，参见《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下，第769页

　　注25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6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5月版，第35──42页）

　　注2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3--1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