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出席六届特别联大

　　毛泽东非常看中邓小平的政治才干，有意让他在外交上独挡一面。1974年3月，他不顾江青的反对，选定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次会议是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倡议召开的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的经济会议，重点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视这次会议，派出了国家和政府首脑一级的代表团。中国高规格组团出席会议，一可以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二可以公开阐明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主张。出国前，邓小平根据会议主题，主持制定了讲话稿，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在联大特别会议上，邓小平被安排在一般性辩论的第一天（4月10日）代表中国政府发言。他从“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改造国际经济关系”的角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指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强调“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7

　　中美接近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中国调整外交政策感到困惑，甚至不满。邓小平的讲话打消了他们的疑虑，引起了大会的广泛呼应，使特别联大开成了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和掠夺全球资源的会议，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当时，外电评论邓小平是“一向只对付最重大工作的第一流的老资格领导人”，“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8

　　三、推动国际反霸运动

　　积极开展对外活动是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据笔者统计，从1973年4月12日公开露面到1976年4月7日再次下台，邓小平在外交事务上投入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总共396天，参加了621次外事活动，出席了一次联合国会议，访问了美、法两国，会见了80个国家的外宾。80个国家的分布,第三世界62个，第二世界17个，第一世界1个。9

　　邓小平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在外交方面真心拥护毛泽东的决策。“一条线”战略是中国反对苏联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也是“三个世界”理论的具体体现。“一条线”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以及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国家。邓小平根据“三个世界”的理论，针对这些国家的不同情况，做了大量工作。

　　第三世界国家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依靠力量，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点。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又非常复杂。

　　许多亚非拉新兴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与中国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鼓励他们坚持国家主权，不仅要政治独立，还要经济、文化独立，向他们介绍1964年周恩来总理宣布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完全平等互利的中国对外援助8项原则，并指出援助是相互的，没有世界人民的支持，中国革命不会取得胜利，也不会进入联合国；“你们的积极斗争，也就是对我们的援助。”10

　　掌握石油、原料等战略资源的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一向是超级大国争夺控制的重点地区。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他们的反霸斗争，鼓励他们把石油、原料当作斗争武器，指出“石油斗争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使我们第三世界找到了一条道路对付超级大国”。11

　　由于殖民主义的罪行和历史原因，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存在领土、资源等争端。对此，邓小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有着共同利益和斗争任务的第三世界各国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不可解决的争端。他们出于共同的利害，有千条理由团结起来，而没有任何理由相互排斥。他们之间某些暂时分歧，完全可以由他们自己，在没有外来插手下，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谋求合理解决。团结就是力量，超级大国最害怕第三世界国家紧密团结，它们不会善罢甘休，必然会继续挑拨离间，从中破坏。”12

　　安哥拉国内各派矛盾十分尖锐，邓小平向该国代表团介绍说：“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谁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谁坚持进步，人民就选择谁。一时的军事优势决定不了问题。”13

　　一些东南亚国家在五六十年代是追随美国的，中美关系解冻后，他们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实行外交正常化，同时又担心中国仍然支持他们国内的共产党搞人民革命。这对中国是一个外交难题。虽然中国已改变了“文革”高潮时输出革命的错误做法，但由于“文革”没有结束，中国还必须把“道义支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当作重要原则。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采取了不触动原则又让这些国家政府放心的灵活策略。他向缅甸总统吴奈温承诺：“我们一向认为任何国家的革命采取外国的样板，不可能解决问题，应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斗争。各国政府对他们面临的国内问题，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处理，这是各国的内政，是各国自己的权利，中国不干预。”14这反映了邓小平的外交智慧。

　　中国支持不结盟运动。邓小平1975年10月对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主席比耶迪奇说：“你们提出的不结盟的概念同我们讲的第三世界的概念基本上是相同的。不结盟的基础就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主要指亚、非、拉国家，还有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是多样的，不结盟国家也是多样的。不同的是，第三世界开不成会，不结盟国家有一个会。我们赞成你们照样扩大，照样开会。我们一直支持不结盟。” 15几年后，邓小平把不结盟确定为中国的外交原则。

　　中国永远不当超级大国是毛泽东确定的原则。但是自从中国宣布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主张以来，第三世界国家希望中国成为第三世界领袖，一些发达国家也认为中国想当这样的领袖。邓小平指出：“切不要自封为领导者，干不得这件事，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决不会违背我们的根本思想去充当什么领导者。还是平等待人……国家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长处，切不要把自己说成比别人高明。中国确实人口多，国家也比较大，有自己的地位，正因此，在处理国际间的关系上我们自己更要谨慎、也更要虚心，绝不搞强加于人这种事。” 16这可以说是对中国不称霸不当超级大国的进一步发挥和承诺，同时也是对“文革”中形成的“唯我独革”观念的纠正。

　　第三世界也有个别国家，国内很穷，但是仍然追随或效仿两个超级大国，搞地区霸权。对此邓小平坚决反对。1974年4月25日，他对到访的巴基斯坦文官学院代表团说：“谁想要做超级大国，就是想到那一天被人打倒，现在世界上不仅有两个超级大国，还有想当超级大国的，也有叫次超级大国的。要想当超级大国、次超级大国，把自己立于世界人民的对立面上，都是要倒霉的。”17

　　哥伦比亚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同时又希望与大陆发展邦交。这类国家的动机不是搞两个中国，而是不愿意放弃从台湾获得的利益。邓小平从反霸大局出发，告诉他们“两国的外交关系问题，根据你们的方便来决定，不建交也可以来往”。18

　　第二世界是发达国家，在反霸问题上具有两面性。邓小平对这些国家也做了多方面的工作。首先，他强调中国支持建立强大团结的欧洲，这“对俄国人是一种制约力量，而且同美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也需要欧洲本身的团结”。19其次，在欧洲各国发展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上，他直言不讳地对法、德等国解释说：第三世界国家不能不运用石油武器，否则只能长期、永远贫困下去，“第二世界发达国家要采取与过去不同的态度、方法来对待第三世界”；要“对话而不是对抗”。20第三，在双边关系上，他强调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应当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好往来，发展经贸合作关系，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找到共同语言，反对超级大国垄断国际事务。21第四，揭露超级大国假缓和真备战的阴谋，强调战争危险，欧洲和各国人民应当做好战争准备。第五，指出苏联声东击西，其战略重点不是亚洲而是欧洲，西方国家不应对苏采取绥靖政策。22

　　当时苏美和西方国家有一种议论，说“中国好战”，“反对缓和、裁军”。这是因为中国主张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军备竞赛进行坚决的斗争。邓小平指出，“我们是不希望打仗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同时，我们认为，如果世界人民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的危险性，也许可以对延缓、推迟战争有益处。所以，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最希望和平，这是第一句话。还有第二句话，就是战争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对战争危险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怕，甚至怕的要命；一个是不怕，既然这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怕有什么用呢?在争取世界和平中，我们可以做些工作，比如指出战争的危险，这就是一件工作。至于我们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这是我们一贯的坚决立场，这同战争是两回事。” 23

　　除了执行毛泽东的革命外交外，邓小平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头几年曾认为安理会不可能达成实质协议，而联合国大会则是一个可以起革命动员作用的讲坛。因此，中国在28届和30届联大会议上两度支持一些国家要求取消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实行国家不分大小投票一律平等的主张。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采取了务实的态度，不主张取消否决权。1975年5月22日他对希腊客人说：“我们的否决权是为第三世界服务的，有一点用处，但不要做第三世界的头头，也不要做超级大国。”12月12日又对美国客人强调“联合国应起到它的作用”。24

　　邓小平代替重病的周恩来，协助毛泽东主政内政外交，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评价。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手术前躺在平车上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好，比我强得多！25这一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纠正“文革”错误，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但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外交工作还是充分肯定的。1976年1月21日，他提议华国锋代总理，仍然要“小平专管外事”。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