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注:《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０５页。】那么，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内乱的大背景下，外事工作为何能排除干扰，一枝独秀，成为别开生面，继往开来的领域呢？这与１９６９年前后党对国际形势的重新思考和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有密切关系。而这种调整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必然性。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左”倾错误对外交工作的严重干扰

　　１９６５年，毛泽东把世界形势概括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在毛泽东看来，世界局势的剧烈动荡使战争和革命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了，中国对此应该有所准备、有所反应、有所作为。１９６５年４月，鉴于美国侵越战争的不断升级，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随后，在重新制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安排中，备战工作被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与此同时，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中国还加强了对全球革命形势的宣传和“世界革命”的召唤。这种宣传和号召不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在中国当时重大的外交行动中不断地有所反应。这种过激反应与当时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化互为促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为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进一步鼓吹和煽动极左思潮，插手外交事务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大肆抹煞建国１７年的外交成就，攻击１７年来的外交路线。他们大力鼓吹“打倒帝、修、反”的“世界革命”，宣称：“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多数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们还可以影响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注:《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０日。】。这类极左的煽动与“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内特定的政治氛围相呼应，对党在对外关系方面工作的指导思想产生了严重影响。１９６６年８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重申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方针，并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矢口不提过去一贯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这些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中国外交一时处于四面树敌，无所作为的状态。

　　政治运动和夺权斗争也波及外交领域。从１９６６年９月起，中国驻外大使除驻埃及大使外，先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国驻外使馆的正常工作陷入停顿。在中央“文革”小组某些人的直接煽动下，造反派还把斗争矛头对准外交部领导，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图谋篡夺中央的外交大权。从１９６７年１月起，陈毅和外交部其他几个主要领导先后数次被揪斗示众，无法进行正常工作。这样，在国内一派狂热的夺权气氛中，中央一时对外交工作处于失控状态。正是在这个时期，对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和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三砸一烧”的严重事件发生了；在中国对外交往中不顾政策，斗字当头，疏远当权派，亲近反对派的事件出现了；高喊武力收回香港的事情发生了；在群众大会上公然呼喊打倒外国现政府的现象出现了。

　　“左”倾错误的肆意蔓延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破坏了中国同许多国家的外交关系，导致中国同一些周边国家的关系恶化和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日益孤立。中国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几近中断。中国与各国的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中国的贸易进出口总额大幅度下降。对外文化交流和合作几乎中断，在外留学的人员全部被召回国，同时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达７年之久【注:转引自石志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９３～１９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