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排除干扰，修复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对外宣传和对外交往中的种种极左行径，决非党和国家政策的正常产物。面对１９６７年夏秋之交国内动乱局势的急剧升级，联系到中国外交的现实困难和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发生，毛泽东感到必须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迅速控制住局势失控的势头，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内政、外交的某种秩序。１９６７年８月底，中央宣布对煽动外交部夺权的王力等人实行隔离审查。随后，中央还采取了恢复外交部正常工作，保护外国驻华使馆和外国侨民的措施。以此为起点，外事领域中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批评和遏制。

　　毛泽东对对外宣传工作中的极左倾向提出了批评。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７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报上刊登的《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一文作批示，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实际上批评了康生等人把中国革命经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１９６８年３月间，毛泽东先后对“拟在援外飞机上喷刷毛主席语录”等强加于人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做法提出批评。５月１６日，毛泽东批评“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提法“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５月２９日，毛泽东又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作出重要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毛泽东还多次强调，“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主张对外宣传稿件“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注: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９７１年３月。】。毛泽东还批评了那种不分对方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对手还是一般对象，一概“斗字当头”的做法，指出应区分主次，“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毛泽东的这些批示，遏制了对外宣传和外交工作中“左”倾狂热倾向的继续发展，敦促人们重新重视我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由此成为党对外交工作进行调整和整顿的思想先导。

　　长期领导外交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对外事领域的混乱状态和一系列外交事件的发生深感焦虑。但在“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外交工作又受到种种责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也无力阻挡“左”倾错误对外交工作的全面冲击。他只有运用高超的斗争技巧，以毛泽东曾经讲过的一些比较正确的思想和战备、援越等无可辩驳的理由为依托，斥责极左分子煽动的夺权狂热，减轻外交领域所遭受的损失，并相机扭转外交工作的混乱状态。随着全国动乱局势相对地趋于缓和，周恩来抽出更多的精力关心外事部门的工作。他还亲自抓外事部门的“解放干部”和机构整顿工作，使一大批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重返外交工作，促进外事部门的工作秩序较快地得以恢复。

　　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党的重建工作已经初步解决，转而开始把考虑重点放在政府的重建方面，外交部的工作受到进一步重视。在此前后，中苏边境冲突进一步加剧，促使中央认真考虑苏联发动侵华战争的危险性问题形势的新变化为外交工作重新活跃、有所作为提供了历史契机。１９６９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转达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注:转引自《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１１～２１２页。】。不久，中国开始重新派出一批又一批驻外使节，结束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各驻外使馆的大使等主要负责人长期出缺的局面，也增强了党中央了解和分析国际事务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党和政府开始采取切实措施，逐步消除“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外交纠纷，缓和与修复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毛泽东亲自向有关外宾解释，出现“三砸一烧”的１９６７年７、８两个月，中央对外交部是“大权旁落”，使有关各国了解当时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并非中国党和政府的意愿。中国政府通过公开场合或内部接触，对于过去由于中方原因而损害同邻国关系的事件向有关国家承担责任，主动修复或进一步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就是对当时同中国关系仍显紧张的苏联和印度，中国也作了缓和关系的努力。中苏两国继政府首脑北京机场会见之后，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在北京恢复了边界谈判。１９７０年５月１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副团长甘科夫斯基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有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日同地，毛泽东对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一个伟大的人民。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请问候你们的总统和总理。”不久，印度政府表示准备开始同中国对话，中印关系一度出现有所好转的征候【注:转引自《当代中国外交》，第２４１～２４２、２５２页。】。

　　同周边国家关系的缓和与修复，初步纠正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错误，使中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形象得到改善。此后，中国同非洲及东欧一些国家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外交调整的这些最初成果促动着中国外交进一步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迈向灵活务实、开拓创新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