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审时度势，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战略决策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反帝反修”的斗争中，党中央仍是把侧重点放在反帝方面。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初，党中央对国际形势的最新变化进行了审慎的分析，对中国的外交战略适时地作出了重大调整。

　　６０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比。一力面，美国称霸世界的企图与其力量不足的矛盾日益暴露，不得不开始实行战略收缩；另一方面，苏联却利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之机，加紧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并日益走上霸权主义道路。与此同时，欧洲共同体的形成和扩大，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和亚、非、拉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不断地冲击着旧的世界秩序。世界格局开始从两极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１９６８年８月，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部队突然袭击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１１月，在波兰党代表大会上，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公然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这种肆无忌惮的霸权主义行径，给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投下了浓厚的阴影。１９６９年３月，发生了苏联入侵中国领土的“珍宝岛事件”，把中苏关系推到战争的边缘。

　　与苏联咄咄逼人的气势相对应，美国在越南战场的攻势并无减弱，中国南部边境的压力仍未解除。虽然１９６９年１月上台的尼克松新政府声称要从亚洲收缩力量，“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但其确切的政策含义及以后的行动走向犹待观察。在这种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党中央展开了调整中国国际战略的研究和实践。

　　苏军侵捷和“珍宝岛事件”的发生，使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中苏主要分歧已不再被视为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了。在中央领导层看来，苏联不断在中苏边境大量增兵，并挑起冲突，而同时又积极宣传“欧洲缓和”和苏美战略武器谈判，很显然有发动侵华战争的企图。面对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现实威胁，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要准备打仗”。此后，全国掀起大规模的备战高潮。

　　党中央强调战争的危险性并为此积极准备的时候，并没有把战争的危险绝对化。中央一方面密切注视苏联方面的新动态，相机缓和紧张的战争气氛。另一方面，在中央领导层内部，展开了对战争问题和国际局势的研究探讨。

　　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不久，苏联领导人表示了要同中国领导人通话的意愿。毛泽东当即指示外交部用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１９６９年９月８日，苏联方面又提出在柯西金赴河内吊唁返回时会见周恩来的要求，毛泽东当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经过会晤，中苏双方达成了维护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协议，并决定恢复中苏边界谈判。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０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此后，中苏边境的紧张气氛有所缓解，再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尽管党的九大对国际形势和战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讨论，毛泽东和党中央仍认为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就在以林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认定战争必然爆发，并以此为各项工作的指针的时候，毛泽东却委托自“二月逆流”以来一直靠边站的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四位老帅座谈国际形势，并从战略上向中央提出建议。毛泽东还请周恩来转告四位老帅，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脑袋里不要有框框。意思是不要被九大政治报告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和报刊上的宣传动员所框住。经过认真的研究和讨论，四位老帅向中央提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等报告。这些报告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美矛盾比较集中在欧洲和中东，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四位老帅建议，应从战略上利用苏、美矛盾，举行中美高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注:参见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４２辑。】。无疑，老帅们的这些分析和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沉思考。

　　１９６９年前后，毛泽东十分注意观察美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和美国新政府的战略调整动向。他以战略家特有的敏感，收集尼克松本人和美国政府松动对华关系的一些信息，并请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予以注意【注:参见青长：《毛泽东优良作风之我见我闻》，《党的文献》１９９３年第３期。】。在毛泽东看来，美国由于陷入越南战争，内外交困，力量日益衰落，开始在苏美争霸中处于不利形势，必然要寻求新的出路。１９６８年１１月底，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不到三周，中国驻华沙代办奉命向美国驻波兰大使递交了一份建议双方１９６９年２月２０日在华沙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照会。１９６９年１月，毛泽东指示中国的官方报纸转载了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周恩来也多次指示有关部门加强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探讨同美国接触的可能性【注:转引自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０３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重提“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这一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被重视过的重要政策。

　　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１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从２３日起放宽对美国公民来中国旅行的限制。７月２５日，尼克松在关岛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了从亚洲收缩力量的战略意图，并在中苏政府首脑机场会晤后指示加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缓和关系的步伐。１２月１２日，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同美大使斯托塞尔在中国使馆进行了自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两年后的首次接触。１２月１９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宣布部分取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并称“希望这些步骤能改善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１２月底，美国第七舰队开始减少在台湾海峡的船只和巡逻活动。尽管此时美国的政策还不时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其缓和对华关系的意向已是昭然若揭了。

　　中国方面密切注视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微妙变化，并不失时机地予以回应。１９６９年１２月６日，中国政府宣布释放两名因游艇误入中国海面已被拘捕数月的美国游客。１９７０年１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准和亲自指导下，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正式举行。会谈中，中方代表表示：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政府愿意接待。美方表示，美国政府愿意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对中苏分歧，它无意站在哪一方，无意参加反对中国的联盟，也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义。中美立场的日益接近，使中美和解的前途变得“柳暗花明”。

　　在中美接触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中国并不放弃对美国侵略政策的批评。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０日，毛泽东发表庄严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扩大侵越战争，声明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按照周恩来的解释：“这里所讲的革命是广义的，主要是指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６７页。】所以，很显然，从１９７０年开始，随着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相对缓和，党中央实质上认为“革命”的形势大于战争的可能，从而改变了一个时期以来关于发生侵华战争危险性的过高估计。与此相联系，从１９７０年初开始，大规模地对苏备战活动逐渐从临战型向常备型转化，中国的报刊宣传中也逐渐更多地出现“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贡献”，“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等内容。中国突出对美国扩大印支战争和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谴责，也主要是从道义、立场方面作宣传动员，并不是像１９６９年对苏备战那样富于实质内容。

　　尽管中美两国在唇枪舌战，但双方的战略意向并没有由此而改变。１９７０年９月，尼克松在接见《时代》周刊记者时明确表示希望有生之年能到中国。１０月１日，毛泽东引人注目地在天安门城楼亲切接见美国友人斯诺，并与他一起检阅国庆游行队伍。１１月和１２月间，中美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和讨论。１２月１８日，毛泽东接见斯诺，明确表示愿意同“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右派”尼克松商谈解决中美关系问题，欢迎尼克松来华访问。为了使全党能够理解和支持中美和解，毛泽东的讲话后来被一直转发到基层党支部。

　　在中美关系面临重大转折的时刻，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机而断，于１９７１年４月作出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决策。“乒乓外交”的消息轰动了世界，并大大推动了中美和解的步伐。４月下旬，中美双方终于最后商定了美国总统特使来华事宜。５月２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全面套论预定在６月中旬举行中美预备性会谈的问题。会议对美国的革命形势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对会谈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作出了充分的分析和估计，并拟定相应对策。至此，党中央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战略决策终于全面地、正式地确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