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５年，中国的对外政策正酝酿着一个战略性变革：放弃“联合反霸”即“一条线”的方针，重申全面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同年，中国决定裁军１００万。这两项重大举措，震动了世界。引人瞩目的是，邓小平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百万裁军的战略意义作了下面的阐述：“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注:《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２８页。以下凡引邓小平的话，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２、３卷。】以树立“和平形象”为一个大战略的立足点，是耐人寻味的。它同当代中国的外交战略演变之间形成了至关重要的联系。

　　所谓“外交形象”，无非指一个国家要向世界表明什么，以及经过某种预定的政策和外交行为，为世界留下特定的印象等等。如同人们在社会公共关系中需要一个与其内在特征相符的形象一样，国家也需要以完美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丑陋、偏私与凶恶必定为人们所疏远和唾弃；而公正、美好和善良，也必定会得到广泛的拥护和友谊。

　　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维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良好形象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种对美好目标的追寻，往往要历经坎坷。因而对新中国外交形象的历史性考察，将有助于对确立中国“和平对外形象”这一重要命题的理解。

　　一、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

　　长期以来，国际上总是流行着一种“中国好战”的观点。显然，这是一种使我国外交形像深受伤害的舆论。对于居心不良、有意中伤者，我国领导人曾多次予以严肃批驳。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产生这种舆论的国际性原因，认真研究造成这种现实状况的国际国内背景。

　　在很大程度上，“好战”的舆论同我国曾经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某些不尽确切的表述和观点有密切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坚持着“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由于世界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特别是在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我们不仅认为世界性的大战不可避免，甚至感觉它已迫在眉睫：“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这种概括和其后社会上广为使用的一个口号“团结起来，准备打仗”，把战争可能性及备战气氛推向了一个炽热点。

　　同时，在“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上，我们也坚持“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观点。而且，在宣传上更侧重革命的因素在增长：“越南南方、老挝、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日益壮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日益为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掌握。”【注:《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因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迫切任务，就是联合起来，埋葬帝、修、反和一切走狗！”这种并不确切的语言的使用，无疑给我们的对外形象带来某种不利影响。

　　事实上，“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也需要世界性的和平，使整个经济落后国家获得发展自己的机会。那么，上述极端的语言和过于绝对化的判断是怎样发生的呢？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形成了我们长期来对形势的严峻估计。先是美国在朝鲜、台湾海峡发动战争，制造紧张局势，继而它在日本及东南亚对我形成包围，最后在越南挑起了一场热战；其后是前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对我构成直接的战争危胁。６０年代末，前苏联发动了对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捷克的军事入侵，并在中苏边境的东部和西部挑起武装冲突；７０年代后期，苏联煽动地区霸权主义者入侵柬埔寨、直接出兵阿富汗等行径，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警惕，从而对可能针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作出准备。

　　但是，毕竟我们作出的分析只是指出了它的可能。事实证明，针对我国或世界性的大战并未爆发，这就有可能使我们从另外的方面考虑问题：１．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采取的战略是直接侵占还是军事遏制？２．美、苏两国是否真的会冒打核大战的风险？３．我们是否对国际形势作了“过火”的反应？４．当今世界的诸种矛盾是否已经达到必然引起大规模热战的程度？换言之，这个世界的主流究竟是战争还是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