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结盟与战略相处

　　事实上，不管维护怎样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它生活在集体相处的国际大家庭之中。于是，就有了大家庭成员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由于各自需要和战略利益的不同，各国间关系的性质也表现出色彩纷呈的面貌。而一个国家的形象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定。

　　新中国４０余年的外交实践，在根本的意义上奠定了中华民族从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中重新崛起的大国地位和形象。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在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和确立自己国际形象的过程中，仍然历经了几次重大的历史性变动。大体上，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变动为“结盟——强调战略关系——全面实行独立自主”等三个主要阶段。

　　（一）关于结盟关系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必须结盟。对于饱受战火摧残，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并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敌视的新生政权说来，采取“一边倒”政策，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规定性的需要，更是保卫国家安全，展开国内经济建设所必须。应该说，这是在那个历史环境中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但结盟也有许多弊端。首先，我们自身的角色被严格限定在了极端分明的对抗格局之中。这里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我们必须无条件地置身于同另一阵营的激烈斗争，以逐渐削弱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其二，必须无条件地（有一个时间过程）维护和保持本阵营内部的团结、统一，以壮大阵营自身力量。显然这在两军对垒中也是绝对必要的。然而，也正是这种结盟的规定性，限制了结盟者自身处理国际事务的灵活性，削弱了他们的自由度（在以原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严禁“自由”的，一切服从纪律，一切服从大家庭，违者甚至有被“革出教门”的危险）。因为大家都要按照同一个指令和同一个方案行事，需要遵从一个共同的纲领，于是也就有了同一种面貌和同一种形象。

　　但事实上，这种绝对的“统一”是不可能存在的。各个国家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理解和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追求，都存在着相当差异。因而表面统一的阵营，实际潜伏了许多深刻的矛盾。

　　尽管中共在诸如１９４８年共产党情报局处理南斯拉夫问题，以及在其后对待若干重大国际事务的行动中，同苏联保持了相一致的立场，但实际上，新中国的外交目标并非刻板地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所谓“同一性”，而是谋求同一切愿意与我友好相处的国家和人民建立联系。在这一点上，中国同东欧许多国家有重要区别。正如毛泽东在宣布“一边倒”的同时向世界申明的那样：中国是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在外交实践上，我们在建国初先后同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芬兰等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确立了在通过谈判手续之后同更多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的政策。这一切都是在我国宣布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的情形下进行的，它为新中国树立了既严守独立自主又不失政治原则的国际形象。

　　然而，五六十年代激烈对抗的世界冷战格局，毕竟使我们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外交选择方面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特别是如上文所指出的，当国内政治中“左”的错误越加滋长时，我们处理国际问题的态度也出现了片面性。那种过于强调世界大战的迫近性和不可避免性的提法，那种着重强调和支持世界革命的不切实际的宣传，都影响到我国作为追求世界和平和寻求睦邻友好力量的最初形象。

　　值得研究的是，我国同苏联结盟关系的最终走向破裂（这种破裂首先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某些人顽强地企图以“家长”自居，对别国主权和内政施以粗暴干涉的结果。中国与苏联的“闹翻”，最根本的是反对“老子党”对中国主权的干涉），造成了我国对外方针的两个重大变化。一方面，我们独自更高地举起了反帝和革命的大旗，成为在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力量。这一形象事实上表现为对原本社会主义阵营政治立场的执著坚持与追求；另一方面，我们对世界政治力量作了新的划分，相继提出了“广大民族主义国家有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中间立场”，“中间地带仍然是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中心”，以及最后形成的关于“第二世界”、“三个世界划分”等重大的理论观点。

　　应该说，同苏联盟友关系的实际破裂所产生的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变化，给当代中国外交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意义在于，在摆脱了原有的“集团政治”性的所谓阵营之后，使我们有可能更为广泛地接触和团结民族主义力量乃至第二世界的政治力量，建立起国际统一战线，向着压迫、剥削别国的主要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抗争。这个反帝、反霸的国际统一战线为新中国赢得了很高声誉。正是在这种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坚持一切国家应当享有平等权利的正义斗争中，中国争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和好评（１９７１年中国终于在无理地被排除２０余年后，重返联合国）。同时，在世界从此由两极走向多级化的意义上，中国外交所促动的全球性战略格局的变化，对战后历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此看来，因实质上并不平等和由更多意识形态色彩维系起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政治家寻求和开拓中国新的外交战略，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性联系。在新的对外政策调整中，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是，更加务实和采取一种战略相处式的关系，从而使中国外交形象有了新的意义上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