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声明，中国执行“一边倒”政策。毛说：“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它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４１５、４１７页。】对毛的声明，西方学者的解释各有不同。以彼得•冯•尼斯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毛的声明表现的是一种拥护与反对，是敌人还是朋友的政治观。罗伯特•西蒙斯等人则认为，中苏之间存在着潜在的矛盾，毛的讲话目的是要不过分地追究现实中的是与非，要在完全倒向理所当然的盟友苏联一边和拒绝结盟而接受西方援助之间，采取中间路线。

　　在谈到意识形态对毛制定政策所起的作用时，邹谠指出“意识形态的信念……与对美国的敌意是分不开的，它使毛放弃了旧中国那种‘以夷制夷’的政策。”【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１９４１—１９５０》，第５０５页，邹谠著。】对于这个问题，戴维•迈尔斯更看重的是实际效果。他认为，毛的讲话是谨慎地接受苏联的领导，有限度地依靠莫斯科，适时地表达经济和外交上的需求。中国政策的特点是不刻板地坚持原则，灵活地运用思想理论。

　　美国奥本大学青年学者翟强在他的新著【注:《龙、狮与鹰：中英美关系１９４９—１９５８》第１９—２４页，１９９４年，翟强著，肯特州立大学出版社。】中，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一边倒”政策产生的历史原因与作用，翟强认为，中国执行“一边倒”政策除了历史经验外，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和现实的实用主义融合，是毛泽东作出选择的基础，而且教条主义因素在毛泽东决策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在那个年代，“一边倒”政策是中共顺乎情理的选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毛和党的领导人始终强调，中国革命是苏联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中共反对蒋介石及其美国“主子”的斗争，是列宁、斯大林所领导的反帝斗争的延续。刘少奇说，伟大的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者，铲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对中共而言，在苏美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也不可能“与世隔绝”。

　　翟强说，中共虽然强调以毛的讲话为党的理论基础，但是在现实中，不能不考虑来自美国的威胁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历史的教训表明，中共的决定会立即受到美国的侵略威胁。长期以来，美国支持蒋介石，使中共领导人对美国产生很深的不信任感。美国复兴日本的计划，是要寻找一个与中共抗衡的力量。１９４９年１月，毛在一份中央文件中说，要警惕华盛顿“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动向。美国支持蒋介石执行围困中共的经济封锁政策，这就迫使中共除了向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寻求经济上的帮助外，别无选择。

　　通过回顾历史，毛更坚定了倒向苏联一边的决心，他在阐述自己的立场时说：“（孙中山）积四十年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４１５、４１７页。】

　　翟强推断，毛泽东的声明有几个目的。

　　第一，可以赢得斯大林的信任，斯大林一直担心毛会成为第二个铁托。铁托是一个令苏共头疼的人物。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并拒绝接受苏共的指挥。毛在数年后说，“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怀疑中国会成为南斯拉夫，我会成为第二个铁托。”１９５０年冬朝鲜战争期间，毛再次向斯大林表明：“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注:《党的十届八中全会讲话》，毛泽东，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毛泽东与群众谈话：讲话与书信１９５６—１９７１》施拉姆编，第１９１页。】

　　第二、使华盛顿看到没有在华进行政治渗透的机会。周恩来随后解释说，没有毛的声明，帝国主义也许会对中共抱有幻想。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寻找“钻空子”的机会。周说，毛的讲话给那些抱有幻想的人泼了一瓢“冷水”。

　　第三、毛的讲话也是针对那些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即对在中国和美国关系问题上还抱有幻想的人们说的。这些人寄希望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白皮书，害怕共产党取得胜利，他们可能会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或第五纵队，从而破坏中国革命。

　　１９４９年６月，毛派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刘此次出访目的是向苏联通报中国的形势，取得苏联的理解和支持。在莫斯科，刘少奇报告了中共的政策，苏共政治局在特别会议上讨论了刘的报告。斯大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进行了评论，阐述了当前国际冲突的特点，他指出了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和预防的可能性，在赞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后，苏联领导人对因为没有给中国同志更多的帮助而表示歉意，并承认不了解中国的情况。

　　随着中共不断取得胜利，刘少奇告诉斯大林，中共计划在１９５０年１月建立中央政府。斯大林希望具体知道，中共打算在何时何地建立自己的政府。苏联领导人说，国家不能长时间没有政府；另外，外国势力也会抓住机会趁虚而入。斯大林警告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中国将处于被动局面。刘迅速向中央汇报了斯大林的警告。由此，毛马上着手进行建立新政府的工作。

　　刘少奇访问苏联，使中苏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尤其是在新疆问题和苏联援助问题上。中国西北的新疆紧邻苏联中亚地区。在历史上，苏联把新疆看做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苏曾在北疆边境发生过小规模冲突。１９１７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政权后，列宁将新疆的控制权还给了中国，但是，苏联担心新疆会落入敌对势力的手中。１９４１年，盛世才统治新疆，他与蒋介石政府貌合神离，开始倾向共产党。１９４４年，莫斯科支持的亲苏分子，在北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苏联官员提醒在莫斯科的刘少奇说，美国正在煽动中国西北的伊斯兰民族主义联盟分子，在新疆建立“伊斯兰国”。倘若这事发生，苏联认为中国国内问题将会国际化，建议中共尽快解放新疆，并指示北疆的亲苏力量协助中共。据此，刘少奇访苏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邓力群，在８月９日离开莫斯科前往北疆，以中共代表身份与当地苏维埃政府联系。邓力群后来回忆说，苏联要求与中共在新疆合作，是因为担心美国会介入这一地区，将会威胁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

　　对于刘少奇提出苏联援助的请求，斯大林同意帮助中共更新军事装备，并派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中国进行重建工作。他同意让中国的空、海军代表来莫斯科，商谈苏联如何帮助的细节，包括在中国建立空军学院和海军学校。８月１８日刘少奇离苏返京时，以苏联顾问团总顾问伊•科瓦廖夫为首的９６名苏联专家随行。

　　刘少奇的访问，使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清楚地了解了中国形势，他们一致认为，美国可能利用中国动荡不定的形势干涉中国内政。斯大林之所以愿意帮助毛，最主要的动机是维护自身安全。苏方认为，美国在中国的战略态势影响了中共对美的态度。刘少奇访苏是中苏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奠定了中苏在远东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并为后来毛正式访苏铺平了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第一个承认了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加强双方未来的紧密关系，毛泽东自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６日到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７日访问了苏联。对毛来说，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缔结《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替代１９４５年的中苏旧条约，并以此与来自美国的威胁相抗衡。１９５０年１月３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他此行“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给中央的电报，１９５０年１月３日，第１卷，２１３页。】

　　在莫斯科期间，毛第一次向苏联老大哥提出了缔结《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建议。斯大林同意后，毛将周恩来召到莫斯科，由周具体负责条约的细节问题。在周恩来坚持下，条约明确了双方要承担的军事义务，如果一方受到日本和其盟国的攻击，另一方必须全力以赴提供军事上的和其它的帮助。此外，两国还商谈了向苏联贷款，中长铁路及旅大问题。

　　综上所述，翟强认为，中国领导人对莫斯科之行的结果深感满意，这也奠定了毛执行以《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为基础的“一边倒”外交战略。周在总结苏联之行时说，中苏签署的友好条约及一些协定，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头子们分裂中苏关系的美梦破产。这将使中国人民不再遭受分裂，有助于中国人民重新恢复和发展经济。

　　中苏联盟的形成证明了斯蒂芬•沃尔特的结盟理论。他断定“在结盟过程中，力量的均衡远比在舆论上的一致更重要，”并且“为了取得力量平衡而结盟，要比意识形态的统一更实际。”【注:《结盟的起源》第５页，沃尔特著。】在中苏结盟过程中，思想意识起着重要作用，但不是唯一的，尽管双方的意识形态基本一致，但是没有美国的威胁，中共不会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中共领导一再声明，只要西方国家放弃对中共的敌意，他们愿意与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因此，仅从思想意识上不能完全解释中苏结盟，之后中苏关系的发展表明，联盟内部在思想意识上也会产生分裂。

　　沃尔特还说：“国家联盟是为了共同抵御威胁而不是面对强权。虽然权力分配是重要因素，但是威胁的程度受到地理环境、防御能力、决策思想等因素影响”。【注:《结盟的起源》第５页，沃尔特著。】以这种认识来看中共对威胁的感觉，那么对历史的认识，要比地理环境的影响更重要。

　　从西方学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建国初期访问苏联，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一个新生国家需要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上得到支持与帮助，执行“一边倒”政策并不意味着放弃主权，成为附庸。中共一再声明愿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关系，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一边倒”政策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是发展的需要，也是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