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打开中国通向世界的大门，捍卫国家的独立和尊严，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等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在非洲的尼罗河畔，在亚洲印尼的万隆会议上，在欧洲的日内瓦讲坛上，都留下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外交风采。

　　中国倡导并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广交朋友，积极维护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

　　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终于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政治孤立和外交封锁：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中德建立外交关系。这一系列的重大外交事件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已得到包括西方大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普遍承认和尊重。

　　70年代末，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树立了对外开放的中国外交新形象。

　　在实施改革开放战略时，邓小平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课题，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眼光和革命家的气魄，做出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伟大战略抉择。

　　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他一再强调中国外交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它需要一个睦邻友好的周边小环境和较长时期和平稳定的国际大环境。

　　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跨越历史的纠葛恩怨，我国开展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全世界各种类型的国家建立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和友好往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对外开放，使中华民族得以吸纳世界各种文明的精华，推进自己的现代化历史进程。

　　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国际形势，将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外交形象？

　　冷战虽然结束了，但新旧矛盾交织，冷战的阴魂徘徊不去；经济全球化浪潮迭起；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的斗争此伏彼起。

　　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的时候，曾有人额首相庆，“再见了冷战”。但孰料在整个90年代，全球却出现了一连串硝烟弥漫的“热战”：从海湾战争到波黑冲突，从科索沃战争到马其顿危机，从印巴在卡吉尔地区的冲突到以巴冲突再度升级，天下仍很不太平。

　　尽管国际格局呈现“一超多强”的态势，但美国这个惟一的“一超”的确实力超群，世界并不是一个诸强平起平坐的均衡格局。多极化与单极霸权的较量更加激烈，多极化还将是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

　　反映时代变化、代表不同国家利益的各种政治理论思潮和国际战略观层出不穷、针锋相对。从“文明冲突论”到“民主和平论”；从“有限主权论”到“新干涉主义”；从“民主社会主义”到“第三条道路”；从“北约新战略”到“新的国际安全观”，各种观念和主张不断出现。

　　时代主题虽然未变，但影响和平与发展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增多：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效应；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的升温；国际恐怖主义和有组织跨国犯罪的嚣张；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相互勾结，不断制造事端；国际军控与裁军停滞不前；经济安全、信息网络安全、资源安全、环境与污染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遇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的中国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实行所谓的制裁，在人权等问题上不断攻击中国，且同最惠国待遇挂钩，在所谓“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上大作文章，以图在政治上孤立并削弱中国，干涉中国内政，达到“以压促变”的战略目的。因此，冷战的结束既给我们带来了和平与发展的机遇，又给我国的外交工作带来了各种不利的因素。面对机遇与挑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做出战略决断。

　　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乃是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件大事。

　　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深入分析冷战后的国际形势，认真思考重大战略问题，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积极实施全方位的外交战略方针，打开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为：

　　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采取灵活多样的外交手段，打破西方国家的所谓制裁。

　　我们必须采取更加积极务实的外交姿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活动，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要建立中国作为国际上有影响力、有建设性作用的国家形象，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调整与大国及国家集团的战略关系，开创中国外交新格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要实施积极主动参与和趋利避害相结合的方针，致力于倡导和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