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空前壮大，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光明的前途。国民党政府则利用美国支持企图建立国民党专权的专制政府，将中国引向黑暗的前途。在这种情况下，为争取实现光明的前途，以维护民族利益为己任的毛泽东坚持民族原则，在与国民党政府斗争的同时根据不断变化的局势，运用不同的策略开展对美的积极外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本文试图就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抗战胜利前后，毛泽东对美国期望较高，在站稳民族立场的基础上，主动与美国合作，认为中美合作有广阔的前景。洞察国际局势和国内情况的战略家，制订对外政策都是根据内因和外因做出明智选择的。熟读史书和长期从事革命实践的毛泽东深知，在中国历史上俄国和日本掠夺中国土地甚多，美国虽然也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1］， 但美国所奉行的价值取向是“经济利益至上”，在近代对中国首先以攫取经济利益为重。到了现代，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虽然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有帮助，但斯大林等对中国共产党存在偏见，美国在二战中支持中国抗战，但对中国共产党几乎是一无所知并存在强烈的反共意识。抗战后期，当中国面临两种命运抉择的时候，毛泽东展开了对美国的积极外交，他认为应让美国更多地了解中共，对美国采取主动开放的政策，制订了放手和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的方针，隆重接纳美国官方的军事观察组。他亲自在1944年8 月15日《解放日报》社论原稿“欢迎美军观察组”标题之后，加上了“战友们”三个字，社论称“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是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2］。 中央将由此“打开一个新阶段”。希望美国真正了解中共领导的民主力量和中共强烈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美好愿望，同时可提高中共的国际地位，扩大中共在美国政府及美国人民中的影响。美军观察组工作的成功，“会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3］。毛泽东充分相信中美两国之间将来的前途应是美好的，虽然两国相隔太平洋，但是“中美两国人民间的某些联系是存在的，经过两国人民的努力，这种联系，将来可能发展到极其亲密的友谊的那种程度。”［4］1944年到1945年春， 中共曾对争取美国的承认和支持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多次通过公开的和私人的谈话方式，向美国表示在抗日和战后建设上合作的希望。

　　同时，毛泽东在对美外交的一开始就阐述了有关原则问题。他认为，共产党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媚外惧外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方面要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5］在此基础上， 胜利后的中国与外国合作尤其是与美国合作是必要的。毛泽东与驻延安美国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话时说：“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我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1945年4月1日，他又说：“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而且将继续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友好支持和合作抗日。”［6］毛泽东认为中美两国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产生竞争。他表示如果美国总统能把他和周恩来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对待的话，他和周恩来就决定访问华盛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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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01－12－19

　　［作者简介］卿定文（1969－），男，湖南新化人，湖南长沙电力学院政法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