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内战爆发前后，把谴责美国的扶蒋反共和积极争取美国有机结合起来。然而，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共的愿望相差很大。美国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把中国放到了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上。罗斯福总统时期曾力图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强大、亲美、统一”的国家，使之能够在新的世界体系中充当亚洲和平保护者的角色［8］。他希望蒋介石、国民党实行一定程度的民主改革，容纳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与中共早在1944年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有相似之处。然而，在罗斯福以后，美过分偏袒支持国民党政府，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了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个对华声明，称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表示要以“一切合理方式”帮助蒋介石。后在强烈的冷战背景下，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更加浓厚的反对中共的色彩。新任国务卿马歇尔早把中共视为苏联的“工具”，把中国革命看作“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一部分。这加大了中共开展对美外交的难度。

　　美国日趋明显的对华政策的两面性，表现在一方面派特使来华调解国共冲突，貌似公允，另一方面却扶蒋反共。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判，赫尔利于1945年4月2日发表的一个声明中说：“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毛泽东认为这种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9］1945年7月30日，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不能终止对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批评，“只要美国政府的现行扶蒋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变，我们就将停止批评这个政策”［10］。

　　面对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危险的增加，毛泽东一方面在揭露美国犯错误的同时，另一方面又积极争取美国减少对蒋介石的支持，他指出，对美政策力求在某种程度上中立它，不挑衅，对其错误的政策必须给以适当批评，对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必须予以严正抗议，对其武装进攻必须予以坚决抵抗。提醒美国应注意考虑中共的原则和立场。不仅如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还多次强调重视美国的作用，并希望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消除分歧，在许多场合的言论中表示了谋求对美外交的愿望。1945年11月28日，朱德在回答外国记者有关中共对美军在华行动的态度时，既揭露了美军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又指出：“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将来都承认美国在中国近代化、民主化事业上的伟大重要性，并努力促进中美两大民族的互不可少的合作。”［11］1946年3月4日，三人委员会参观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欢迎马歇尔将军”的社论，提出继续支持美国人民尤其是马歇尔将军。当美国不断将租借物资和军事援助输送给国民党，助长内战时，中共在对美国批评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对美国的努力，力图从政治、经济各方面与美国合作。

　　由于美国对蒋介石的扶持，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8月26日，周恩来还向记者表示：我们“希望马歇尔调解成功，杜鲁门声明实现”［12］。可见直到内战爆发后，中共对美政策仍是争取美国。1947年1月，马歇尔调解失败回国。从此， 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虽然出现几次转机，但最终出现长时间的对立局面。

　　（三）随着美国企图阻止中国革命胜利的政策不断深化，中共与苏联结成国际统一战线成为必然选择，但对美的外交大门仍然敞开。当美国片面调和国共两党的谈判和行动最终失败后，1946年6月25日， 《解放日报》发表《要求美国改变政策》的社论，阐述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既不反苏也不反美”。1947年在美苏冷战开始阶段，毛泽东并不打算偏向某一方，而是希望在美苏之间寻求中立，以保持政治上的主动。1946年8月， 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记者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他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13］。但是毛泽东要选择走中间道路，则不能不充分考虑苏联的态度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众所周知，1945年8月8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为打败日本法西斯起了重要作用。但根据《雅尔塔协定》的多条严重有损中国主权的美苏秘密条款，如果毛泽东激怒了或不与国际共产主义领袖斯大林处理好关系，苏联有可能根据该协定和1945年同国民党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条约》，继续控制中国长春铁路和大连、旅顺海军基地。二战后的苏联已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是世界民主力量的代表，并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影响。此时国际上盛行“两大阵营”的理论，给中共对美苏政策提出了新的问题，是支持苏联还是尾随美国，还是保持中立？毛泽东面临的是统一后的中国需要苏联归还一系列主权，中共寻求和美国改善关系收效甚微的尴尬局面。为获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毛泽东提出了国际统一战线的问题，他说，“在国外，我们应努力去结成国际统一战线，以击破帝国主义反革命统一战线。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国人民，联合苏联，联合各新民主主义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14］随着民主革命的步步推进，美国一直未改变扶蒋反共的立场，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美国的顽固立场未能有所变化。1949年1月19日， 杜鲁门在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和共产党政权打任何交道。”［15］一大批内阁议员都表示同意。5月， 艾奇逊连连电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我们应当强烈反对中共政权。无论是事实上还是法律上的承认。 ”6月16日，杜鲁门指示美国国务院对中共态度不要表现出任何软化。6月24日，7名民主党参议员和16名共和党参议员联名致函杜鲁门，反对对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的任何承认。艾奇逊强调：“必须坚持把中共承担其全部国际义务作为承认的先决条件。”这表明美国政府根本无意与中共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尽管如此，在此阶段中共并没有放弃争取美国的最后希望，仍保持了政策的高度灵活性，密切注意美国方面的意向，寻求与美和解的途径。1949年5月至6月，毛泽东授意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黄华与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三次会晤，表达中共对美国政策的希望，欢迎司氏访问北平，并向司氏表示，毛泽东、周恩来欢迎他作为“许多中共党员的老朋友”去北平。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致刘伯承、 邓小平、陈毅等电报中说到：“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16］表明毛泽东一直没有放弃对美外交的努力，把外交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