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谈的当代中国外交是指1949年以来的中国外交。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过学术界共同的努力，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1）越来越多和质量逐步提高的科研成果问世；（2）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开设中国外交的课程；（3）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这个研究领域，研究队伍整体素质逐步提高；（4）这个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发展得非常迅速。其中最能代表中国外交研究发展的是已经出版和发表的一大批科研成果。

　　它们包括通史、专门史、专题著作、不同类型的教科书、论文集等等。还有一些专业杂志刊载了相当多的学术论文，其中一些质量相当高。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教科书和通史类的著作所占比重比较大。在这类著作中，最初影响比较大的是198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外交》，它是《当代中国》丛书中的一种，在当时有一定的权威性。外交学院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和《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9》对后来的研究影响甚大，这主要是指编纂体例。前一部是谢益显主编1840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史》的第三册，同前两卷近代时期和中华民国时期等是一个系列；后一部延续和补充了1979年到2009年的内容。这两部书有相当的连贯性，它们的主要特点是系统和全面。

　　另外，外交部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是一部通史类的多卷本著作，目前已出版的三卷，包括从1949年到1978年的中国外交。这部著作也比较全面地梳理和描述了中国外交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作者为外交部的资深外交官，他们可以比较多地了解外交档案和一些实际情况。北京大学牛军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是新近出版的，该书不仅有意地运用规范的史学研究方法和学术话语系统，而且明确地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学习和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史的分析框架。

　　如果以通史类的著作为参照，另外两类成果显然更引人注目，它们是专题类著作和论文集。专题类著作又可分为：(1)双边关系史，如中美关系史、中苏关系史、中印关系史、中日关系史、中越关系史等；(2)重大事件史，如中苏同盟的兴衰、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印边界冲突、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问题等；(3)人物研究，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外交思想和重大外交决策活动等。论文集包括的内容更为广泛，几乎涉及当代中国外交中的大部分重要事件、双边或多边关系、人物和思想研究等。由于这两类成果数量很多，在此不作专门介绍。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两类成果理应受到更多的重视，它们是对通史类著作的重要补充，对一些重大专题有比较深入的分析，并能反映有关领域的前沿状况。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一些通史类的著作并没有能反映很多专题研究的新成果，以致观点和话语都显得陈旧。这固然同通史类著作问世周期长有关，但也不应否认目前这个领域还有些封闭，学术交流还不够活跃，受到的政治限制还比较多等等，这种状况需要逐步改进。

　　推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档案的整理出版工作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年谱编纂工作等，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比过去有利得多的条件。80年代以来，有关部门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包括：《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0册）、《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卷）、《毛泽东文集》（8卷）、《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3卷），《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军事文选》（4卷）、《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已出版3卷），《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已经出版7卷），《邓小平文选》（3卷）、《邓小平军事文集》（3卷），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江泽民文选》（3卷），等等。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对外开放以来，已经先后编辑出版了《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1949—195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等。还有一些参与外交工作的中国领导人的文集，以及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出版的大量文件集等，都包含着涉及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