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将极端主义势力视为战略性威胁源。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权力结构正在加速发生两个深刻的改变。一个改变是权力的转移，权力正从西方世界转向东方世界，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从美国转向中国；另一个改变是权力的分散和流失，权力正从相对稳定的权力行为体手中分散和流失到把握不定的权力行为体手中。前一个权力结构的变化，即权力的转移状态所导致的利益冲突，使西方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美国和中国之间容易相互视为安全威胁；而后一种权力结构的变化，即权力的分散和流失状态，则导致了各类掌控了一定权力手段的极端主义势力对全球化健康稳定进程的冲击，成为危害各国安全和国际和平发展的新的威胁源。我们看到，三股势力的膨胀势头不仅没能得到遏制反而更加蔓延，陈水扁式的极端台独势力把海峡安全形势一度拖到了战争的边缘，索马里海盗成为危及国际海上能源供应难以割除的毒瘤，以维基解密所预示的网络微恐怖活动具有极大的颠覆性能量，一些以维护家族权力和私利的利益集团不惜拿国家和国民的命运做赌注。依据传统思维的惯性，一些研究者比较注重第一种情况下的安全威胁，这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对第二种情况下的威胁源，虽然注意到了，但却重视不够。严格来讲，认识还没有真正到位，即没有把此类威胁视为战略威胁。

　　应对全球性安全议题应强化命运共同体视角。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议题多数是超越国界的，有些已属于自然生态和地缘政治的范畴。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由全球化时代提供实现条件，严格来讲，它不是一个“中国命题”，而是一个“世界命题”，不是中国一家特立独行、单打独斗就能走得通的道路，而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相向而行的政策与行动的配合。解决全球化的诸多失衡，如气候失衡、经济结构失衡，更多地要靠国际眼光、国际视角和国际平台。例如，寻求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再平衡，不能每个国家都来追求自身的平衡，各自都强调自己的平衡，否则相互之间就非冲突和顶牛不可。

　　解决海洋争端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搁置争议的利益协调机制。地缘政治说到底就是资源政治，资源的获取归根到底决定着地缘战略的指向。当代地缘战略的新动向，表现为人类陆地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和陆地资源的几尽枯竭。这导致全球工业化向海洋方向寻找出路。海洋价值大发现推动海洋成为人类新的生存空间，第三次圈海潮的持续兴起标志着海洋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人类发展面临战略性转变。前不久发生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展示的就是未来海洋工业文明的一幅图景。海上工业文明与即将成为历史的海上商业文明的区别在于，后者是通过海上贸易的方式为陆地工业文明提供服务，而前者是直接把海洋作为工业化的场所来进行开发生产。这导致了地缘政治博弈的大转移。海权较量的中心正从海上交通线转入滨海地带，当前世界各国的海土都存在重叠部分，所有滨海国之间约有400条各种性质的海洋边界有待划定，而新加入的大陆架划分无疑又成了海洋纠纷的放大器。90%以上的危机与冲突热点都集中于此。中日之间、俄日之间、韩日之间岛屿纠纷的蜂起，中国南海海域归属争端，北冰洋划界危机接连发生，这些事件只是全球海洋大争夺刚刚拉开的序幕。海洋工业文明的兴起会带来人类新一轮的大拼杀吗？用旧的国家竞争的眼光看，答案是很悲观的。但是，海洋工业文明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因为海洋空间的自然属性是开放的，人类关于近地太空的利用和信息文明的拓展都将成为它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因而海洋注定只有在建立起搁置争议的利益协调机制、实现国与国面向海洋的全方位和立体式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有效的开发与共享。利益的包容性和利益共享是全球化时代国家观念的创新性思维和国家关系的基本模式。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寄希望于后代更有智慧和更加聪明地解决国与国争端，在当时已经暗含了这方面的意思。这就要求在坚持国家绝对主权与核心利益等基础上，改变国际政治以武力相向解决利益争端的方式，找到用和平的方式破解利益碰撞难题的金钥匙。

　　中国要鲜明地打出代表全球化时代前进方向的革新性话语。在践行和平发展的战略路线时，中国要力避被具体事件套住手脚、被不断出现的事变所左右，而应从创设国际新秩序、新规则和新的行为模式的大格局入手，鲜明地打出代表全球化时代前进方向的革新性旗帜，并身体力行地加以实践，牵引国际社会从传统国际政治模式中走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反帝、反战、反殖成为历史的潮流，处在崛起转折点上的美国政治家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趋势，威尔逊总统在其著名的“十四点计划中”提出了民族自决、非殖民化和集体安全三大纲领，回应了那个时代的要求，引领了当时的国际潮流，从而为崛起中的美国赢得了历史合法性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今天的中国在和平、发展、合作、治理的时代潮流下，也应鲜明地提出反映时代前进方向的新的世界观和国际政治理念，并将其凝聚为有感召力的时代话语，用以塑造今后的国际关系走向，从战略高点上争取主动，打破僵局。这正是中国在利益碰撞磨合期运用国力和影响力有所作为的着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