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王正毅教授的启发，他在一次会议中提出“建构‘中间地带’”的概念。不过，选择“中间地带”作为关键词主要还是基于对历史的重新考察。
　　本文旨在探讨导致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和在1950年代中期出现飞跃性发展的主要内容、动力和过程。①以往的一些研究认为，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领导人都是在全球战略层面思考亚洲地区问题的，本文的研究并不否定这个基本判断。②不过，大量新公布的历史文献和外交档案证明，毛泽东等对亚洲地区问题的思考和此时期他们针对该地区一些问题制订的政策等，有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含义。从后来的发展看，中国处理与亚洲国家关系的实践为中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和空间，中国因此建构起新的国家身份和认同。尤其是对中国外交影响重大的是这种变化加强了中国领导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他们渴望更加迅速地克服与外部世界交往中的战略性缺失和获得更强大的世界地位。需要指出的是，以往对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苏结盟、中美对抗和主要事件，对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对亚洲政策缺少深入的探讨。冷战、中苏关系与中美对抗、亚洲地区国际体系的变动和中国的内部事务等等因素及它们之间的互动等，固然是中国亚洲政策得以发生的基本背景，也是探讨中国亚洲政策的基本结构。本文试图在这个结构中勾画出中国亚洲政策缘起的轮廓和线索，国内外新外交档案的发现则为这项研究提供了条件和动力。
　　本文将对中国亚洲政策的研究置于“中间地带”这个概念之下，这个概念是毛泽东在1946年8月提出的，他习惯性地用形象的语言描述当时地缘政治和世界政治中正在展开的关键变化，认为美国和苏联两个非欧洲大国的兴起及欧洲衰落之后，美苏之间的地缘空间中的那些政治力量大致都可以用“中间的”来概括，并将对世界政治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1954年夏季，中国的亚洲外交进入一个十分活跃的新时期，当时毛泽东重新使用这个概念概括他对世界政治的观察和解释对外政策的调整，从他的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到一个连贯的论述逻辑，故有必要根据新出现的历史文献重新界定“中间地带”思想的内涵和长期影响。本文论述涉及的东亚和南亚地区并不是毛泽东用“中间地带”概括的全部地区，将这两个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那里是中国当时在苏联阵营之外展开外交活动的主要空间。
　　一、“中间地带”：一种新认同的缘起
　　20世纪初，中国兴起的政治思潮和革命运动都证明，关注中华民族之命运的所有精英基本达成了共识，即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命运取决于中国是否能自觉和坚决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其代表者为孙中山的名言：“当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共领导人同样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在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同世界的联系甚至还要更紧密、更具体。这主要表现为他们笃信，中国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政治演变尽管极为复杂，但一个至关重要的现象是苏联与各国共产党的命运紧密相关，“反苏”必然“反共”，而“和苏”就会“和共”。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共领导人对国共关系变化的每次判断，都将苏联在世界政治中的状态及美英法等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作为重要的依据。
　　抗战结束后，中共领导人仍然认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的政策是反苏反共，国民政府则是“在反苏时又必望连上共”。③这种将国共之争视为美苏之争的看法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共与苏联是连为一体、密不可分的；二是中共中央因此需要同苏联协调政策，中共的政策要适应苏联的对华政策。不过到1946年3月东北内战爆发之际，中共领导人的看法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他们当时不再认为中国的形势发展同美苏关系有那么紧密的联系，中共有必要根据新的现实来决定战略和对外政策。从1946年初起，毛泽东就在寻找机会在东北同国民党军队打一场大战以确立中共在东北的地位。3月间，毛泽东下决心不惜通过战争来控制北满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不过党内也有人担心东北大打有可能引起全面内战，甚至引起美国的军事干涉。这时丘吉尔刚刚发表富尔顿演讲，有关美英苏再度爆发冲突的国际舆论沸沸扬扬。中共中央因此确实需要解释，世界形势的变化到底对中共的战略将有何种影响，以及中共的政策与美苏关系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互动。
　　针对上述疑问，毛泽东在4月写了一个简短的文件表达他对世界形势的一些新看法。看来他并不十分有把握，所以文件当时仅限在部分领导人中传阅。他说苏联同美英法之间的关系是妥协为主，尽管目前妥协还不会很多。更重要的是大国之间的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同美英法“做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特别是苏联同美英法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换言之，中共中央不必为了配合苏联的对外政策而不断对国民政府做出让步。④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等对冷战与中国革命运动关系的认识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信号。
　　全面内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开始用“中间地带”这种话语进一步阐述他的上述看法。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毛泽东首次使用“中间地带”来概括他对世界政治的新观察，此后不久又据此对世界政治作了与众不同的系统阐述。他当时描绘了一幅这样的世界政治和地缘战略图景：在“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即“中间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在毛泽东看来，“中间地带”有两重属性。从地缘角度看，那片地方处于美苏之间而且“极其辽阔”；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这里的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等两类，它们中的每一类都力量不足，但加在一起则数量极为庞大。毛泽东认为，3月以来美国进行反苏宣传是在释放烟幕，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所以，只有“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扩张，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战争。⑤根据这个逻辑，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就是美国到处侵略扩张和“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反对美国的斗争，“美苏之争”自然也就不是中心、也不是最重要的了。
　　11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三人在延安枣园开会。当时由负责宣传工作的陆定一做记录，这表明他们是打算宣传这次会议中提出的观点的。毛泽东在发言中再次概要地阐述了“中间地带”思想。他说现在世界分成了三块地方即美国、苏联和美苏之间，其中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在中国也反映这种对立”，中共革命因此而“与世界有紧密的联系”。他还估计，未来的发展很可能是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升为世界的主要矛盾”，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那样，反正就不可能是美苏矛盾占据世界政治的中心。⑥经过在这个小范围达成共识后，毛泽东指示陆定一专门写一篇文章阐述上述新见解。
　　陆定一很快完成了初稿。该稿经毛泽东两次批阅，以及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等阅后表示同意，于翌年1月4日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刊发。该文集中阐述了“中间地带”思想的核心，即“现在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人民与美国反动派的矛盾，是英美矛盾和中美矛盾”，那种关于世界政治中“美苏矛盾是主要的”等观点，则是“中外反动派的武断宣传”。在这样的论述逻辑中，中国革命在世界政治中地位大大上升，属于决定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一部分。中共中央因此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中共推行更为激进的政策符合世界政治的大潮流。⑦
　　毫无疑问，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思想首先是为了中共战略转变的需要，既然中共中央选择了战争解决问题，就必须回答同战后一个时期以来的情况相比，世界政治的新特点是什么，以及中共的战略选择同世界政治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对世界政治的描述其实是很实用的，他对世界政治的本质的论述远不能说是准确和完整的，但的确满足了中共战略转变的实际需要，而且这些论述还是把握住了一个实质性问题，即中共可以走自己的路，因为不论美国和苏联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和对抗达到何种程度，它们实际上都既无能力、也无意愿介入国共内战。
　　不过从更长远的影响看，需要指出，“中间地带”思想中包含着一种新的认同的萌芽，其核心是包括中国革命运动在内的民族和革命运动有着比大国政治更为重大的影响和意义。根据陆定一文章的论述，正在形成一个“世界规模的统一战线”，它包括“美国的人民，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等“十几万万人的极其巨大的队伍”，这“标志着世界历史的新的一页”。文章没说苏联是这个“世界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尽管肯定了它会给予“同情和支援”；中国则与苏联不一样，“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运动，是这一段世界历史中的重要一部分”，中共应该“为一个新中国与新世界而坚决奋斗”。⑧显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革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大幅上升，他说“打破了德国，来了英法左倾，打破了日本，来了中国革命”。⑨这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苏联一样。后来的发展证明，这种新认同既然萌发，便不可避免地开始影响中共领导人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判断，以及影响后来中国对亚洲的政策。那个地区是“中间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主要的地缘政治舞台。
　　之所以说“中间地带”思想中包含的只是一种新认同的萌芽，是因为“中间地带”思想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也就延续了一年时间。到1947年9月，欧洲九国情报局会议召开以后，“中间地带”这个概念在毛泽东的话语系统中一度消失了。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及它立即公开宣布世界已经划分为两大阵营，尤其重要的是苏联借此公开宣布它将担当起世界反美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指出，当前各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错误倾向是过低估计自己的力量，过高估计美国集团的力量。各国共产党只要不怕美国的战争恫吓和讹诈，就可以挫败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国家的任何计划。⑩这一论述显然非常有利于中共中央的战略决定和克服中共党内的“恐美”思想或倾向。所以，自从共产党情报局的《宣言》发表以后，中共中央很快接受苏联的观点，宣布世界已经划分为相互对抗的两大阵营，以及苏联是和平民主阵营的领导者，等等。毛泽东还充分发挥《宣言》对世界形势的论述，宣称全世界反美力量超过了美国及其阵营的力量，以及中共“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11)
　　不过，毛泽东此时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分析还是有明显的差别。在“中间地带”思想中，中国革命是处于世界政治中心的，虽然还不是唯一的中心。情报局《宣言》则断言，世界政治的中心仍然是在美苏之间，美苏之争的中心还是在欧洲。《宣言》几乎没有涉及中国革命和中共，而中共也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在苏联看来，中共算不算共产党都还是个疑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这时立即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的论述是有选择性的和很实用的，尽管他们知道“中间地带”在地缘和国际政治两方面的确切含义是无法同“两大阵营”协调起来的。
　　革命民族主义的激扬是这个时期中共战略思考的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同样也是毛泽东“中间地带”思想的一股源头活水。二战胜利后，民族主义在中国再次蓬勃兴起，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如果没有民族主义的诉求，就不会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实际情况是在中共的政治动员中，民族主义的确被证明是最行之有效的法宝之一，特别能在革命队伍中激起昂扬的斗志、献身的热情与无所畏惧的勇气。这个时期中共革命民族主义在追求民族解放这一点上与以往并无不同，同其他政治集团相比本质上也无不同，它的突出特点是在于针对列强在东亚以《雅尔塔秘密协定》为基础构建的国际秩序的挑战、冲撞直至根本性的革命与颠覆。这一特点在抗战刚结束时就表现出来，“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则是第一次用中国话语进行理论化的尝试。
　　伴随着中共的战略转折，中共的革命民族主义进入新的高潮。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军队转入战略进攻后的部署。这次会议决议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宣布接受情报局《宣言》的观点。不过，毛泽东的很多讲话内容与其说是在迎合苏联对世界政治图景的新描述，不如说是在继续为中共的战略做论证。会议期间的讨论反映出党的领导层存在不同的意见，与会干部中有人认为，仍然存在爆发大的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尚不足以制止战争”，等等。毛泽东则有针对性的重申了他在1946年4月那个短文件中提出的观点，特别是批评一些中共干部“谈帝国主义就好像谈虎色变”。他说那是一种精神作用，“中国多年与帝国主义斗争，遭受失败，故精神有些害怕”。特别是他指出“恐美”在苏联也有，“喜欢美国罐头，喜欢美国纸烟，对伟大的现实看不起，这就是由于战争受了创伤，精神上未获解放，怕纸老虎”。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批评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热衷走议会道路而导致革命力量遭受挫折。毛泽东还流露出对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的赞赏。他以南共领导人在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期间强硬批判美国为例，暗示日丹诺夫和莫洛托夫的发言有些软弱。(12)对毛泽东来说，中国革命运动是首要的，他无非是要使中共指战员获得一次精神解放，但他对南共的赞扬和对苏共的暗指显然对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造成了消极影响，苏南关系破裂后他一度被怀疑为是中国的“铁托”。更重要的是，中共革命所包含的革命民族主义诉求使毛泽东在涉及中国世界地位的问题上不可能同苏联始终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