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个世纪90年代开始，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民间外交研究逐渐纳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学术界一般习惯于把中日民间外交研究从时间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起到中日邦交正常化（1949—1972），邦交正常化以后至今为第二阶段。限于篇幅，本文仅对邦交正常化以前中日民间外交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简要作一述评。
一、研究现状
国内学术界对中日民间外交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在近20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由于中日民间外交研究的内容涵盖面较广，学者们研究的侧重点和切入点也有所不同。有的学者把中日民间外交作为单独的课题独立出来，如《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专门论述中日民间外交的专著，作者通过对中日民间经济交流的政治外交意义的分析，揭示1945年-1972年间中日关系发展的若干特征，论述了向来被人们忽视的国家关系的又一个侧面；在分析中日民间经济外交在中日交涉过程中的作用的基础上，重新估价民间工商企业界人士或经济团体在外交上所发挥的作用。[①]《论中日民间外交的作用》一文从历史的角度和现实意义两个方面，分析了中日民间外交的特征和过程，论证了民间外交在中日关系的发展和改善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②]《论中日民间外交》一文以战后中日民间外交的发展为背景，论述了中日民间外交思想的提出、内容，分析了其基本特征，明确提出这一思想对推动中日民间关系的发展,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并对今天中日关系的发展仍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③]《民间交流在战后中日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则认为在特殊的中日关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 民间交流(外交) 作为非正式外交渠道在外交中具有特殊的双重意义。但是,民间交流或民间外交并不能完全代表中日外交关系的全部过程,它仅仅反映了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侧面。[④]
部分学者将这一问题纳入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范畴内，例如以新中国外交为研究对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以战后中日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当代中日关系（1945—1994）》[⑤]、《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⑥]、《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邦交正常化》[⑦]、《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⑧]等著作，都是把中日民间外交作为建国后中日关系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进行论述和研究的。至于涉及中日民间外交内容的论文因为数量众多，本文不一一列举。
部分学者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等人物思想研究为切入点来论述中日民间外交，其中以研究周恩来的对日外交思想与实践为主，例如陈答才、潘焕昭的《以民促官——周恩来与中日关系》[⑨]、王玉贵的《周恩来与中日民间外交》[⑩]、刘建平的《从中日关系正常化看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的历史性转折》[11]、李静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一从中日邦交正常化看周恩来所倡导的人民外交》[12]、刘丽君的《周恩来与中日邦交正常化》[13]、孙大力的《周恩来开拓中日友好事业的宝贵启示》[14]、纪亚光《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邦交正常化》[15]等著作和论文20多篇。除此之外，林海曦的《论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16]研究了毛泽东的对日民间外交思想；李学如的《廖承志与中日民间外交》[17]、驻中侠的《赵朴初与中日民间外交》（《池州师专学报》2005年第6期）[18]分别论述了廖承志、赵朴初在中日民间外交中的重要作用；王晓秋的《老一辈学人与中日邦交正常化》[19]论述了以郭沫若、廖承志、孙平化为代表的老一辈留日学人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作的巨大贡献。
另外，还有学者从党史的角度研究民间外交，例如在陈龙娟、于海霞的《试论中国共产党的民间外交》[20]、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等论文中都用了较大篇幅对中日民间外交进行分析和研究。
二、研究内容以及存有争议的问题
民间外交有不同的定义。第一种将民间外交定义为是与“官方外交”或“政府外交”相对的概念，广义是指各国人民之间的一切友好往来，狭义是指那些不代表官方而又具有一定官方背景的民间往来活动，是“官方外交”的补充。[21]第二种定义认为民间外交是中国在长期的国际活动中形成的，旨在加强中外人民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平友好相处的对外交流活动，是中国在对外活动中的一种创举，主要是在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导下，通过指定的机构和团体(通称为人民友好团体)，以非正式外交的形式，与世界各方面的人员进行广泛的交往，加强中外人民间的友好与合作。[22]
陈昊苏认为：民间外交，是指区别于官方外交的民间国际交往，是一种非官方的外交。它的基本属性有三条，即稳定性、包容性和灵活性。[23]有学者认为，民间外交又称国民外交或人民外交，是指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的民间人士或民间团体所从事的对国家的外交会产生影响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交流活动。在一般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属于非正式外交渠道的一种。[24]有的学者认为民间外交是指由非官方人士或机构所从事的外交活动。民间外交的参与者可以是在野党、社会团体，也可以是各界人士。[25]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民间外交，或称人民外交或国民外交，是指国家间非政府主体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26]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民间交流的概念，认为民间外交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民间交流。民间外交的活动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作为正常外交的补充或替代的主体意识和目的指向性；而民间交流则缺少或较少带有政治功利性,只是在客观上对沟通两国关系起到桥梁或第三管道的作用。而且两者的涵盖范围是有明显差异的,民间外交是民间交流的一部分。[27]综上所述，不管对民间外交做何界定，有一点学术界是比较统一的，那就是民间外交是国家间的一种非正式外交渠道，是国家整体外交的一部分，也可以称为人民外交或者国民外交。
中日民间外交的作用和特点。学界对中日民间外交作用的总结基本一致，主要有三点：第一，有力地推动了两国政府关系的改善，并最终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二，促进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第三，加强了两国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在中日民间外交特征方面，学界认为主要有四点：第一，中国政府首先制定并推动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外交政策。第二，经济是基础，贸易是催化剂，经贸关系或者说民间经济外交始终贯穿于邦交正常化以前的中日关系中。第三，中日民间外交政策在制定和推行的过程中，受到国际形势和国内政策等环境的影响。第四，日本民间力量，包括个人和团体在两国的民间外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50年代起，由日本民间发起的促进贸易和日中友好运动，是促进日中关系发展的最积极的两个因素，不断地推动中国日关系前进，同时也给日本政府以很大的影响。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中日民间外交。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一方面是周恩来民间外交思想的产生、形成和主要内容。另一方面是周恩来的民间外交思想所产生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理论意义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外交方面的理论，奠定了新中国的人民外交学的理论基础。实践意义是为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了经验借鉴。有学者通过对周恩来的对日民间外交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分析，认为“在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人民外交坚持革命的价值观和正义道德理念，因此勇于向现实政治和既成的国际秩序抗争，而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则时常受到忽视”，“经过长期的曲折实践，当70年代初国际格局酝酿变动的时候，新中国外交开始了向国家利益主导的现实主义外交的转折。它是意识形态取向外交向国家利益理性外交的转折，是‘促官’意义的人民外交向一般意义的政府间外交的转折，是统战对抗外交向大国对话外交的转折，是‘革命·战争’主题外交向‘和平·发展’主题外交的转折”。周恩来是这一历史性转折的主要思想先驱者和实践领导者。[28]
中日民间外交的分期问题。大部分学者把邦交正常化以前的中日民间外交分为三个时期，即50年代的酝酿和发展时期，60年代的半官半民时期，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的官民并举时期。但对于60年代的以廖高备忘录[29]的签订为标志的半官半民阶段，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因为“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对中方人员不给予外交特权，而要求居留一年以上必须按留指纹、不许悬挂国旗、不许使用密码电报，这与岸信介政府时期‘政经分离’方针下的处理原则并无不同。而当时同样与日本未建立外交关系的韩国，其驻日代表却得到了免按手印的政府外交人员待遇”。因此“并不存在一个连接‘民间关系’和‘官方正常关系’的‘半官方阶段’——毋宁看作是50年代民间关系的恢复与发展”。[30]
中日双方实行并推定民间外交运动的原因。学界一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由于吉田内阁的反华政策和日台条约的签订，中国和日本的官方外交被迫中断，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将日本政府和普通国民区别开来，首先展开对日民间外交的基本方针。第二，中日两国人民都有着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第三，日本经济界鉴于发展经济的需要，要求同新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并积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为中国政府推行的对日民间外交政策在社会舆论和环境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有学者还认为“日本在野党和政界有识之士基于政治的远见、选民的意愿和议会斗争的需要，要求日本政府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31]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政府起初制定并实行民间外交的目的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但是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推行民间外交的初期并没有认识到民间外交的巨大作用，而是“随着50年代中后期中日两国民间经济交流活动的渐趋活跃，特别是中日政治关系的日趋缓和，中国政府改变了以往对日本政府的态度，对中日关系的前景产生了比较乐观的看法，随即开始了立即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构想”。[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