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外交理论与实践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确立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的文化外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式的变化，邓小平敏锐地把握到时代的主题已开始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及时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并对中国的总体外交战略做出了调整，改变了过去以社会制度划分阵线或以价值观念定亲疏的做法，确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曾指出，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9]发展文化关系就是通过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一切对我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东西，为我国与各国人民的繁荣、幸福与进步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服务。

　　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外交仍然是这一时期的重点。从1980年到1990年，在中国与外国签订的79个文化合作协定中，与发展中国家签订了71个，占总数的89％。在签订的220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中，与发展中国家签订了159个，占总数的67％。[10]邓小平也十分关注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文化往来。邓小平指出：“对于现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于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11]1979年8月28日，邓小平与美国副总统沃尔特•弗雷德里克•蒙代尔共同签署了中美1980年和1981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并指出两国在文化和科技领域的合作交流，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实行和扩大对外开放，需要创造一个良好国际环境。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虽然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是国际社会仍不太平。89动乱后，西方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对中国实行经济、外交上的封锁，同时在舆论上大肆污蔑中国形象，中国的对外开放受到了严重影响。特别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威胁论”在国际社会甚嚣尘上，西方某些国家出于某种目的妖魔化和污蔑中国的事件屡见不鲜。以文化为桥梁，让世界了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改革开放之中国的良好形象，是实行文化外交的宗旨之一。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在阐述中国文化建设时明确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12]1999年2月27日，江泽民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新的形势下，对外宣传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分析形势，审时度势，把外宣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要在国际上形成同我国的地位和声望相称的强大宣传舆论力量，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促进国家统一，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13]以文化交流的形式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在国际舞台上树立当代中国的伟大形象，从而为对外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是这一时期文化外交的主要任务。截止1998年底，我国派出政府文化代表团和文化官员代表团230余起，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文化代表团和文化官员代表团400余起。与我国签订文化合作协定的国家达138个，是“文革”前17年总数的三倍多；在政府文化合作协定基础上，我国与外国签订的文化交流执行计划407个，是“文革”前155个的两倍多。[14]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在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制定了一整套方针政策，2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些都是正确的，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5]江泽民同志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国家的发展和强盛，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人民的尊严和幸福，都离不开强大的文化支撑。因此要“努力建设我国的先进文化，使它在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中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16]“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想，必然要求我们在对外开放和外交政策中，体现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体现丰富的思想价值体系和坚定有力的主张，以此来拓展文化外交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进入21世纪以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的结合也日益紧密，文化因素在国家总体战略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世界各国纷纷把发展本国文化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上，扩大本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运用文化外交来影响世界。在新的国际形式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文化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加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深入开展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交流。”[17]文化部前部长孙家正对“文化外交”做了进一步阐述：文化外交的实质是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心灵的沟通和情感的交流，在沟通、了解的基础上达到理解与尊重。我们通过文化外交的途径和方式，通过深入人心和争取人心，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争取和平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发挥经济、政治外交所难以替代的作用。并指出：文化外交已经成为我国继经济、政治外交之后的第三大支柱。[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