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先行，以民促官：20世纪50至70年代初的民间外交

　　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取得了执政地位，这本可为广泛开展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提供有利条件，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顽固地执行敌视中国的僵化政策，致使我国的官方外交活动领域相对狭小。在打破这一僵局的努力中，中国共产党在外交工作中坚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6]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反复强调：“是人民决定问题”[37]，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打破西方国家的包围、封锁。在具体工作中，周恩来又多次指出：外交工作虽然是“以国家为对象”，“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38]。他说：“现在的外交不一定先由政府和政府之间建立，而是可以先由人民之间建立，来推动国家之间的外交的建立”。“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来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进行”。他强调：“我们依靠人民。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39]。并一再表示要“争取人民，了解人民，寄希望于人民”。即使是对顽固执行反华政策的国家，也要把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积极争取广大人民。“政府之间，你反对中国，但人民的工作，我们会做，也必须去做。”[40]

　　基于上述考虑，新中国诞生后仅两个月，就成立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1954年又成立了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1966年改为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1969年又改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专业性的民间组织有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等。50年代中期，党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王稼祥等为领导的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和协调各民间外交团体之间的对外友好交往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所开展的民间外交是全方位的。这里仅以中日、中美民间外交的开展为例作些粗浅分析。

　　对中日关系，周恩来指出：“中国人民是愿意同日本人民友好的，日本人民也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这两者就是中日友好关系的基本条件”[41]。又说：“要打破恢复中日邦交的困难局面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我们的想法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为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中日两国人民在两国政府尚未来往和签订协议的时候，直接办起外交来，解决了许多问题，对双方都有利，”“就照着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就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喝香槟酒，实现邦交正常化了[42]。他还指出：“人民外交大大推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这样的做法可以说在国际关系上创造了新的范例。我们是抱着这样愉快的有希望的心情来进行国民外交的”[43]。因此，他十分注意把日本政府和人民尤其是把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同广大的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比如，在处理日本的侵华战争和赔偿问题时，周恩来始终坚持日本人民是无辜的观点。他说：近代以来，给中国造成灾难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日本人民”[44]。因此，“中国根本没有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意思”[45]。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民也同我国人民一样，都是日本军阀的受害者，所以，如果提出赔偿要求，就等于是让同是受害者的日本人民支付赔款。这从我国的意识形态来说也是不行的”[46]。

　　由于中日两国人民长期的共同努力和有远见卓识的两国政治家的积极推动，导致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友好气氛。田中内阁上台后，在中日关系上敢于决断、勇于实行，终于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是名符其实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全体国民表示赞成、全国舆论一致支持、在野党执政党没有分歧，这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是少有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国民外交的开展[47]。

　　对中美关系也是一样。早在50年代初期，毛泽东、周恩来等就在注视和考虑建立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友好交往的可能性，并多次强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48]。基于这一考虑，在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亲切问候。5月，他对专程来华寻求解决台湾问题的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表示：中国准备允许对中国友好的美国有关团体和个人到中国来访问，虽然这种事应该是对等的，但是我们愿意先开放，让美国人民来看看究竟我们是对他们友好的，还是同他们打仗[49]。1956年8月，为打破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僵局，中国政府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并邀请美国的15个重要新闻机构派记者来华访问[50]。这些努力尽管没有成功，但周恩来把美国政府与人民加以区别的思想是清楚的。

　　1957年9月，一批“违犯美国最大利益”的美国青年，在莫斯科参加完“世界青年联欢节”后，冒着回国后要受到惩罚的危险，集体前来中国旅行访问。周恩来在接见他们时说：“中国人民很欢迎美国朋友来中国访问。”“在人员方面的来往，我们一向是积极支持的”。又说：“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中，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需求，首先就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这对我们中美两国，也不例外”[51]。他认为：“中美两国人民没有根本的利益矛盾，他们终究要好起来”[52]。事实正是如此，当历史的车轮跨入60年代后期时，在多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美关系的发展终于出现转机。而在这戏剧性转变的当中，民间外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邀请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城楼并站在自己身边，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很重视发展中美关系的信号。两个月后，毛泽东又同斯诺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美国政府立即做出反应。翌年初，尼克松在国会作外交政策报告时提出，在今后的一年里要采取步骤，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这是美国政府几十年来对中美人民之间进行交往的第一次正式表态。不久，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行，中国政府巧妙而不失时机地利用“乒乓外交”为发展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创造两国政府之间的接触开辟了道路，创造了国际上经久传诵的“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结束了两国之间的敌对状态，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新的历史阶段。“乒乓外交”也被视为民间外交的典范。

　　对于拉丁美洲国家，中国政府充分理解它们作为美国“后院”的苦衷。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确立了对拉丁美洲地区工作的基本方针：“积极开展人民外交，争取建立友好关系，发展经济、文化往来，逐步走向建交。”[53]1956年，周恩来在接见来访的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国的法律工作者时又指出：中国希望同拉美各国开展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人民团体开始。他鼓励朋友们努力推动各自的政府改变对中国的态度[54]。通过不懈努力，从60年代初起，中国逐步同多数拉美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以官带民，官民并举：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民间外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