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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者访苏参观团的多重探索
发布时间: 2022-07-15    作者:唐仕春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2-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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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派参观团出国考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向外国学习,并以此促成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变革。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派出了上百个参观团(代表团)访问苏联,考察学习苏联经验的内容各有侧重。其中较早派出的有1950年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者访苏参观团(以下简称组织工作者参观团),其在获取、传播、借鉴苏联经验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学术界对此也予以一定关注,不仅对一些类别参观团如1953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1955年中国司法工作访苏代表团等展开专门探讨,而且在中苏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中也涉及访苏参观团。关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者访苏参观团”亦有描述与讨论。

  既有组织工作者参观团研究很少利用俄方文献。研究组织工作者参观团而不利用俄方文献,往往不能较好地呈现参观团访苏期间的行为、观察与思考。俄方文献是组织工作者参观团研究的突破口。目前学界已利用的中文资料主要是组织工作者参观团成员胡亦民、马文瑞、张秀山、何载等人的回忆录,很少利用该参观团回国后所撰写的文章和书籍,而这些论著恰恰是理解组织工作者参观团传播苏联经验的基础。本文发掘了既有研究很少利用的中方和俄方文献,特别是参观团成员的著述以及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所藏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接待组织工作者参观团访苏的俄文档案,以期进一步探讨组织工作者参观团在探究、传播、借鉴苏联经验等多重探索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派出组织工作者参观团

  1948年,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推进,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指日可待,如何建立政府、怎样管理国家开始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从革命转向建设,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解放区治理到全国执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治理国家、管理城市、发展城市经济等方面缺乏经验的新挑战。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即已开始谋划派代表团去苏联学习管理国家经验。1949年6—8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将来会分期派出各种参观团到苏联学习,以提高干部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的水平。很快,斯大林、毛泽东等中苏领导人就此达成共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迅速对派参观团去苏联学习做出安排。1949年11月2日,《中央关于组织参观团赴苏短期参观学习的通知》指出:“为了学习苏联国家组织与建设工作的各项经验,以便更快地能使我们各项工作作好,目前即可组织若干必要的参观团到苏联去作短期的参观与学习”,“所有去苏参观团,必须由有经验与有学识的和忠实可靠的人员组成之,并须有负责的干部为领导”。根据通知精神,1950年1月,组织工作者参观团组建完成,在北京参加访苏前培训。

  组织工作者参观团由中共中央和省市党的中高级干部组成,总人数为42人,其中各中央局、省、市组织部部长和组织部干部处、组织处的负责同志35人,翻译、司机等技术人员7人。参观团团长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张秀山,副团长为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王甫和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王尧山,参观团秘书长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秘书长金铁群。张秀山的秘书王兴华、马文瑞的秘书何载等承担参观团秘书工作。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首次访苏,在莫斯科与苏方围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进行谈判。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月17日,毛泽东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启程回国。2月18日,组织工作者参观团抵达苏联边境的奥特波尔火车站,开启在苏联境内的学习之旅。

  1950年2月18日至6月25日,组织工作者参观团在苏联境内访问学习,历时4个多月。2月25日至5月3日,参观团主要在莫斯科听课、座谈与参观。5月4—20日,参观团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考察乌兹别克斯坦党组织工作经验以及在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取得的成就。5月21日到6月3日,参观团到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下同)和列宁格勒(今彼得格勒,下同)了解这些城市的大型企业、历史和文化古迹。6月4—18日,参观团回莫斯科继续考察。随后,参观团乘车返回国内。

  中共中央为了让组织工作者参观团更好地总结苏联经验,指示参观团回国后,先在国内参观一些地方,再作总结。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参观团回国后,先在东北的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大连、鞍山、抚顺等地参观20多天,然后集中在北京进行个人和集体总结。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参观团的成员除作个人总结外,还认真校对了报告、记录。马文瑞等参加了总结报告的撰写,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回国后作了访问总结,把写报告的任务分配给我。我写了,少奇同志看了很满意。”

  组织工作者参观团向中共中央呈交了9000多字的书面报告。刘少奇看过参观团的总结报告后,8月18日给参观团做了专题报告,肯定了参观团的访问总结报告,指出:“你们给中央的报告,‘给我思想上以很大启发’。实践总是走在思想、理论的前边,‘联共(布)的组织机构,在马恩列斯全集中找不到,它扩大了我们在组织工作方面的眼界’。”

  访苏之前,组织工作者参观团成员中有出国经历的仅2人,到苏联学习工作过的也只有个别人。他们绝大多数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看世界,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一批走出国门,踏上苏联的土地,亲眼观察、亲身接触苏联社会,探究苏联经验的群体。特别是对苏联城市和大型工厂的考察,令长期奋战在农村、缺乏城市工作经历,特别是缺乏企业管理经验的党的干部耳目一新。访苏学习使参观团成员增长了见识,充实了自我。

  组织工作者参观团为探索管理国家经验的内在需求而派出,中苏同盟为参观团的出访奠定了学习基础,指明了学习方向。1950年8月20日,组织工作者参观团解散,从组建到解散历时7个多月。从1949年夏天中共中央谋划派参观团去苏联学习算起,则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期间,组织工作者参观团自始至终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并在其领导、指示下开展活动。

  探究苏联经验

  1950年2月1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即将出发的组织工作者参观团全体成员时指出,参观团的主要任务是“考察、学习苏联共产党各级组织是如何领导经济建设工作的,为我们党提供经验”。苏联也意在通过各种途径展示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成就。在实践中形成了苏方负责安排、中方主动学习的局面。

  组织工作者参观团访苏前对在苏联的学习考察并没有详细的计划。苏方则细致地制定了参观团的学习考察计划。第一,为参观团成员授课29次,其中,党建和党组织工作的实践课14次,苏联经济、文化建设和国际形势课15次。第二,组织参观团在企业、集体农庄、机关和学校以及各级党的组织学习党组织的工作实践。第三,通过考察和座谈给参观团介绍苏维埃、工会、共青团、妇女、合作社等组织的工作情况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第四,为参观团介绍苏联文化和科学机构工作,安排参观团成员的文化休闲活动。参观团在访苏过程中根据学习情况不断提出请求,要求对学习计划进行局部调整,减少理论课程,增加对实务的考察。苏方同意了中方的请求,减少了8门理论课,增加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考察。

  学习考察大体按照苏方制定的计划展开。组织工作者参观团实际学习了21门课程,课程内容中党的建设约占总数的1/2,党的组织建设约占总数的1/3;访问了21个党的机构和基层党组织,举办了66场座谈;考察了35个机构、企业和学校的工作;在莫斯科等地参观44次,看电影23场,看戏剧13场,听了一些音乐会,访问了马戏团和体育馆。无论是课程还是考察的对象,参观团的学习活动主要围绕党组织建设展开,但又超出了党组织建设的范围。

  组织工作者参观团学习考察时体现了主动精神,提出大量问题向苏方请教。所提问题反映出参观团成员近距离观察苏联社会的认识和思考。在课堂与各类座谈中,参观团成员共提出了将近1200个问题。其中,属于党组织运作的问题238个、培养干部的问题164个、联共(布)领导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的问题156个,共计558个问题,约占总数的46%。涉及联共(布)组织结构的问题77个、宣传鼓动的问题97个、苏维埃工作的问题81个,共计255个问题,约占总数的21%左右。联共(布)组织结构与宣传鼓动方面的174个问题加上558个党组织运作等问题,这些涉及党建的问题超过总数的60%。此外,约有10%的问题属于工会(68个)和共青团(53个)等工作,另有涉及联共(布)民族政策、农业经济、消费和工业合作社、文化教育、劳动组织与工资、妇女工作等问题若干。工会工作等问题中也有涉及党建的。可见,尽管参观团提出的问题比较广泛,但仍以党建为主。这与苏方的安排略有不同,苏方更侧重全面展示苏联建设经验,中方提问则聚焦于党建。

  组织工作者参观团探索苏联经验时不仅在专业领域方面表现出一定主动性,还体现出如下特征:

  1.眼观苏联,心系中国

  组织工作者参观团为解决中国问题而试图在苏联经验中寻找答案。参观团副团长王尧山在1950年3月29日与苏方座谈时表示,中国共产党尚未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起组织系统,有的城市没有建立市委区委,有的市委区委虽然建立,组织和职能还不完善,对如何开展工作缺乏经验。参观团向苏方提出了市委区委本身的职能、工作方式等问题,如市委的组织结构、部门成员、责任范围是怎样的?如何制定市委的工作计划?如何定期检查工作?要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必须要处理党政关系。因此,参观团向苏方请教:市委部门领导苏维埃部门的方法是什么?党的部门如何对相应的苏维埃各级政府机构进行监督?联共(布)基层党组织实行分区管理,参观团对区委等机关怎样处理与辖区内级别更高的机构和企业里党组织的关系很感兴趣。

  工资是组织人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50年3月22日的座谈中,参观团副团长王甫言道:“我们用实物分配粮食和其他物品制度具有必要性。但这导致平均主义,不能激发工人的积极性,引起不满。现在我们想从实物分配转向工资制度。但是如何最正确地转向新制度呢?我们这里产生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必须在这个领域深入地学习联共(布)经验。”参观团探究苏联经验时,经常提及中国当下和即将进行的各种改革,呈现出与他们心中所系的中国问题的关联。

  2.注意苏联经验的时代性

  组织工作者参观团除了探究当时的苏联建设经验,还经常询问他们从战争向和平时期转折过程中的经验。例如,在培养新干部、改造旧干部问题上,3月22日,王尧山谈到中国不得不使用旧干部时说:“结束国内战争,转向和平建设,我们大部分干部转向领导经济工作,这是他们过去没有准备的工作,没有任何经验领导经济。我们把自己的党员工作人员送到工厂,他们从没领导过经济工作,没有受过技术方面的教育。这样的工作人员领导工厂被迫使用国民党时期旧的工厂行政人员。”3月31日,参观团向苏方请教:“在革命胜利的初期以及在恢复时期,你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成功地从旧的干部和工人中快速地培养用技术知识武装的人和有能力管理国家的人?”

  组织工作者参观团关注培养工农新干部,力图探寻提高干部政治素质与业务水平的办法。如3月31日,参观团向苏方询问,工人和农民在国内战争时期转向和平建设时期,经受住了政治考验,但是在技术和业务方面没有达到适当的高度,从工人和农民中培训干部,苏联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

  张秀山等多次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谈到研究苏联工资制度的必要性。3月21日,张秀山在与苏方座谈时说,中国“由于准备整顿工资制度,转向用钱支付”,“我们请联共(布)中央更详细地让我们了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时期和现在苏联的工人、职员和党务工作者的工资制度”。

  组织工作者参观团探究不同时代的苏联经验,意在主动寻找、选择与中国当时所处时代相契合的经验,而不是被动、不加区分地接受苏联经验。

  3.勇于探索新经验

  在苏联,党对企业的领导在企业外是通过设立党的工业交通部等机构,在企业内则是通过安排党组织与行政机构、工会、共青团组织的职权划分来实现。党内所设机构如党的工业交通部等对组织工作者参观团而言完全是新事物。围绕党的工业交通部等领导对应的政府部门与相关行业,参观团提出了一系列问题。1950年3月16日,参观团向莫斯科市五一区苏维埃主席和联共(布)区委书记请教:地方苏维埃执委会中是否有工业交通部。如果有,它如何协调自己的工作与党的区委部门工作?党的工业交通部领导工业交通行业的方式是什么?苏联企业内部实行“一长制”,党委和行政领导机构的关系尤为关键。3月6日,参观卡里布尔量具工厂时,参观团提问,如何建立厂长、党委书记和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苏联的干部名单制度等亦进入了组织工作者参观团的视野。3月31日,参观团向苏方提出了干部登记方面的问题:干部登记名单的内容是怎样的?干部名单有什么样的作用和功能,如何管理干部名单工作?干部名单涉及对干部的分级管理。4月7日和8日,在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员会座谈时,参观团围绕州委层级请教“上级任命的干部名单”制度:什么样的干部被纳入党的州委员会任命的干部?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接待组织工作者参观团访苏的俄文档案中有大量参观团的提问资料,却没有苏方如何答复的资料,但是在参观团回国传播、借鉴的苏联经验之中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传播苏联经验

  从获取苏联经验到传播、借鉴苏联经验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组织工作者参观团回国一个多月后即解散,参观团及其成员在传播、借鉴苏联经验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多发生在参观团解散之后。

  (一)传播路径

  组织工作者参观团回国后总结了苏联党建和国家建设的经验,并将部分苏联经验传播到国内。其传播路径主要有以下三个:

  第一,组织工作者参观团向中共中央递交总结报告。报告分为联共(布)党的组织机构与任务、干部管理、工作计划与检查执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四个部分。参观团总结了联共(布)党组织工作经验,其中还包括党组织工作之外的宣传鼓动工作等,内容比较丰富全面。不过,访苏报告没有公开发表,传播范围有限。

  第二,组织工作者参观团成员通过报告等形式介绍了访苏所见所闻。1950年8月25日,王尧山在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上做了苏联考察报告,介绍了访苏情况以及回国后向中央汇报的问题。张秀山回忆了苏联“镰刀与锤子”冶金工厂党组织建设的一些经验,认为“这些做法对我们都很有启发”。接着,他指出:“1953年,我们在整党期间,东北局组织部曾将苏联这个工厂的党组织的一些做法,向东北一些重点企业作过介绍。”何载也曾在西安省立二中做报告介绍访苏见闻。

  第三,组织工作者参观团成员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介绍苏联经验。归国以后,金铁群(成泽)先后撰写了介绍苏联工厂中党群工作的随笔文章数十篇。在张秀山的组织下,《东北日报》从1950年9月开始连续发表署名成泽的访苏专题文章,如《联共党的基层组织概述》等。这些文章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成泽与报社接到全国各地许多读者的来信。读者在来信中说这些文章对他们的工作和学习很有帮助,并且有的工厂党委把文章油印出来,作为研究材料。12月18日,新华书店的经理李文给成泽写信称:“关内关外,各地读者来了很多信,要求急速印成单行本。”《东北日报》是当时国内颇有影响的报纸,1948年末报纸发行量就已近8万份,读者群不只局限于东北,而是遍布全国各地。可以说这些文章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51年,东北人民出版社为了满足读者需要,将成泽已发表的文章编成3个小册子出版,即《苏联工厂中的党群工作》《莫斯科一个工厂的行政管理与党群工作介绍》《苏行杂记》。《苏联工厂中的党群工作》由12篇文章组成,《莫斯科一个工厂的行政管理与党群工作介绍》有23篇文章,《苏行杂记》有6篇文章。这些文章多取材于组织工作者参观团访苏时的见闻和获取的资料,如《苏联工厂中的党群工作》中有几篇文章几乎是按照成泽的日记、札记抄写的。为了使《苏行杂记》的内容更充实,成泽又补选了21篇同类性质的文章,加上初版6篇,共计27篇,于1952年1月重新增订出版了《苏行杂记》。

  总结报告、文章、书籍等以组织工作者参观团成员所获知苏联经验为基础,展现了他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苏联社会。总结报告内容全面,读者层次高,得到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参观团成员做访苏报告实现了与听众面对面的交流。不过,这两种传播路径的范围有限。参观团成员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影响读者群范围较广,是传播苏联知识、经验的主要路径。

  (二)传播内容

  参观团成员选择刊发什么内容文章,出版什么内容的书籍,先发表什么,后发表什么,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些知识、经验的传播在他们心中的轻重缓急。成泽在《东北日报》上发表访苏的文章有关于苏联的国民教育制度、塔什干市的少先宫等内容,但更多的是涉及苏联工厂的党建,如苏联工厂中党的监督工作,党如何领导工会、青年团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党的工作计划,党组织怎样检查计划决议的执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苏联工厂中党如何准备与召开会议,等等。

  《苏联工厂中的党群工作》收录了成泽在《东北日报》上发表的那些涉及苏联工厂的党建文章,还涉及塔什干市斯大林综合纺织工厂的党委、行政管理、工会、共青团工作等。《莫斯科一个工厂的行政管理与党群工作介绍》描述了三山综合纺织工厂党委、行政管理与工会。《苏行杂记》的内容大体分为以下5类:介绍了斯大林格勒等4个城市、斯大林汽车工厂等5个企业、卡岗诺维奇集体农庄等5个农村组织、苏联的图书馆等10个文化艺术设施以及列宁格勒百货公司等。

  《苏联工厂中的党群工作》与《莫斯科一个工厂的行政管理与党群工作介绍》两书内容基本上是以苏联工厂为对象,党对工厂的领导占有相当大的篇幅。《苏行杂记》也有部分内容是介绍苏联工厂工作。除了5个农村组织,其他内容基本关涉城市。因此,城市与工厂管理,尤其是工厂党组织建设是成泽重点推介的对象。

  组织工作者参观团成员对苏联工厂中的党建问题进行了细致探讨,详细介绍了党在计划经济中的作用,党组织与厂长的关系,党与工会、共青团的关系,工厂中的各种政治学习等。

  第一,“一长制”下党组织与厂长的关系。在苏联,普遍强调的是使党的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相结合,反对孤立地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和党务工作,使党的工作脱离生产、脱离实际,把党的组织变成不起实际领导作用的组织。但同时也反对放松政治工作,而去包办代替行政工作,损害“一长制”的行政领导,使党的工作变成事务主义的工作。党的组织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去完成与超过生产任务,使行政领导的一切指令都是正确的,都能顺利地得以实现,这样便帮助了厂长的领导,巩固了“一长制”的领导,提高了行政领导的威信。

  第二,苏联工厂中党的监督工作。工厂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对于能否完成与超过生产计划要负政治上的责任。《苏联工厂中党的监督工作》列举了党组织监督工作的主要内容:监督正确制定和顺利完成生产计划,监督发明创造和不断改良生产技术,监督国家法令、党的政策、决议以及集体合同的严格遵守执行,监督对国家资金的正确使用,监督实行民主管理,监督与管理干部工作。

  第三,联共(布)领导工会、青年团及其他社会团体的方式。工会等组织根据党委的计划,并在党委的帮助下制定工作计划。党委还通过在工会等组织中工作的党员去实现对这些组织的领导。党委随时监督与检查工会等组织的工作,健全民主制度,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挑选配备领导干部,并号召每个党员积极参加与支持工会等组织的工作。

  第四,苏联工厂中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在业余时间参加政治学习,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这种学习制度在苏联被普遍、严格、认真地执行着,不允许有任何党员逃脱这种政治学习。苏联工厂中党的组织每天都在工人职员中进行鼓动工作,其目的在于向全体员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解释党的政策,解释政府和工厂的各种决定和号召,动员全体员工自觉地实现这些决定和号召,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竞赛,提前完成生产任务。

  每个企业和机构中党的基层组织除了从事本单位的工作,还根据区委所指定的区域,在居民中进行有系统有计划的政治教育与鼓动工作,并帮助居民开展文化艺术活动。

  “为了向苏联学习,把我们自己的工厂管理得更好”,组织工作者参观团成员描绘的苏联经验非常具体而实用,甚至连如何准备会议、怎样开会都有详细的说明。参观团成员传播的这些苏联经验此后被中国广泛借鉴,但也有一些苏联经验未能在中国推广开来。如苏联企业、机关、学校、工厂、矿山、农庄的基层党组织都归其所在地的区委领导,即使是高级领导机构的基层组织也都属于区委领导。而在中国,一些级别较高的机构与企业中的基层党组织与其所在地的区委等机关的关系并不太密切。

  借鉴苏联经验

  尽管目前尚不能全面知晓中国从组织工作者参观团获取的苏联经验中采用了哪些,没有采用哪些。但是,在中共中央机构设置、干部分类分级管理及后备干部名单制度、创设党的工业部、在工厂推行“一长制”等方面可以发现组织工作者参观团的影响。

  1952年,为加强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中共中央拟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一些干部调到中央工作,并拟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的机构。6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驻苏联大使张闻天:“我们研究了前年中国党的组织工作参观团在苏联参观后有关联共组织工作经验的报告,但我们对于联共中央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的组成、职权和关系还不清楚,我们想了解联共中央有关这三个机构的经验作为我们建立中央机构的参考”。中共中央请张闻天继续收集相关资料。由此可以看出,组织工作者参观团的总结报告为加强、改进党的中央机构提供了参照。

  中国建立干部分类分级管理及后备干部名单等制度也受到组织工作者参观团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干部队伍迅速扩大,全国的干部工作分工日益精细,并向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继续沿用过去那种由党委组织部门统一管理干部的方法,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1953年11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规定按工作需要,将全体干部划分为九类,由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的各部分别进行管理;不仅应对在职干部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还应逐步建立后备干部名单制度。

  中国创设的干部分类分级管理及后备干部名单制度与苏联的干部登记管理制度颇为相似。组织工作者参观团成员胡亦民回忆称,苏联的“干部职务名单制度,即干部后备名单制度,我们很感兴趣,觉得有必要、有用处。这一作法,中央采纳了,从上而下建立了职务名单、后备名单制度,当然有我们自己的作法”。组织工作者参观团探究、传播了苏联干部登记管理制度,为中国创设干部分类分级管理及后备干部名单制度提供了借鉴。

  组织工作者参观团在借鉴苏联经验方面取得较大成效的还有推动中共各级党委增设工业部,在工业企业中实行“一长制”。

  组织工作者参观团在访苏期间,重点探究了在党的机构中设立工业交通部等问题。1950年3月21日,张秀山与苏方座谈时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工业、交通和农业经济部还没建立,其职能现在也不明确,因此请求详细向我们介绍联共(布)在这方面的经验”。胡亦民回忆参观团访苏时说,苏联“从中央到地方,党的机关大体都有工业交通部、财贸部……回国后,这一项作法采纳了,在党委内部设立了工交部、财贸部、农村工作部等等”。

  1950年,中央组织工作会议的预备会议确定学习联共(布)在工业部门的组织经验,各大区可选择某些城市试办党的工业部。1951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讨论建立党的工业部等问题。沈阳、哈尔滨等市委提出成立党的工业部,以加强地方党委对工业的领导。但也有一些人主张在省委、市委下建立企业党委,来解决对工业的领导问题。东北局常委会研究后,决定派张秀山在城市工作会议对相关问题予以说明。

  针对与会者的疑问,张秀山明确表示应该成立党的工业部,其理由有二:一是联共(布)领导工业的经验值得学习,且中共中央有试办党的工业部的指示;二是基于中国的实际需要与条件。张秀山强调增设党的工业部,以专门的机构来研究和管理工业,企业党委是兼职人员组成,不利于开展该项工作。张秀山指出,党的工业部是党委的办事机构,是帮助省市党委检查、研究工厂工作,起草与提出有关工厂工作的指示、决定草案,但它不能单独向下级发布指示与决定。这样做对省市党委对工业的领导是一种加强。

  城市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做出《关于党对国营企业领导的决议》。该决议提出,在条件具备与工作需要的情况下,可在省委、市委内部设立党的工业部门。东北局在沈阳、哈尔滨等城市进行建立市委工业部的试点。为了支持这项试点工作,张秀山把秘书王兴华派到哈尔滨市担任党委工业部部长。

  在东北试点设立党的工业部等机构的基础上,1953年,各级地方党委普遍采用对政府工作分口领导方式,设立了工交口等。1955年,中共中央规定在各级党委增设新的党委工作机构,如工业交通部等。此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建立了党的工业交通部等机构。

  “一长制”最初由列宁在1918年3月提出。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在企业中确立了“一长制”。受苏联影响,中共在苏区时期即在公营企业中实施带有“一长制”性质的厂长负责制。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领导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

  1951年5月城市工作会议之前,沈阳五三工厂等企业已经进行了厂长负责制试点。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上围绕工厂是否实行“一长制”展开了争论。张秀山出面进行解释,强调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必要性,认为厂长负责制是和近代化工业所需要的统一集中、专责管理相符合的,并就一些人对实行厂长负责制的疑虑一一予以解释。

  一些人担心厂长不能集思广益,妨碍民主的实行。张秀山主张通过以下措施解决工厂里民主管理等问题:厂长必须接受党委的领导和监督检查,必须听取工会的意见,发挥工会的作用;厂长按时召开生产会议,讨论生产计划;厂长向工人大会(或代表会)报告工作,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厂长订合同必须经过工人讨论——明确工人的义务、工厂的义务;厂长要定期接见工人,采纳合理建议,接受工人的批评意见。

  一些人认为厂长负责制降低了工厂中党的领导作用。张秀山指出,厂长负责制仍然要有党的领导,厂长仍然要接受党的监督,党在工厂的任务仍然是十分重大的,因而不能也不应该再把生产行政工作也包揽过来。

  一些人质疑厂长负责制现在实行是否过早?张秀山用事实指出中国已经具备实行“一长制”的可能性,“一方面,有苏联专家在技术上具体帮助解决了技术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确也在几年来摸索了一些工业管理的经验,这样就使我们在现时实行厂长负责制完全有可能,并且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后,也会更促进企业行政干部很快地学会技术”。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党对国营企业领导的决议》指出了实行厂长在行政、生产上责任制的必要性在于“国营厂矿乃是近代化的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生产的企业,因之在生产行政管理工作上必须实行严格的负责制”;可能性是“国营厂矿已经进行了民主改革,生产开始走上正轨,国家经济机关的计划领导加强,新的经营管理制度建立,同时又有苏联专家的具体帮助”。这与张秀山关于实行“一长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论述比较接近,该决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张秀山的意见。

  1951—1952年,在东北地区的国营企业中推行了“一长制”,其他地区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53年有计划地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为了整顿企业的生产秩序,克服无人负责的现象,中共中央要求建立健全厂长负责制。1954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国营企业中推行生产、行政管理上厂长负责制。但是由于“一长制”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个人命令主义倾向、削弱党委集体领导和群众民主监督等问题,因此对“一长制”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1956年初,毛泽东在听取电力工业部等部委汇报时主张在企业中建立以党委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全国国营企业中普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自此,“一长制”退出历史舞台。

  诚然,“一长制”退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不就此问题做探讨。但从借鉴到逐步推广直至终结,其过程反映了新中国在借鉴吸收苏联经验方面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

  结语

  组织工作者参观团对历史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时刻并不多见。它常受制于外在因素,从筹建到解散,始终受中共中央领导,与中苏结盟的进程相伴而生。它在探究、传播、借鉴苏联经验等不同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并非始终如一,所发挥的作用亦各有侧重。

  探究苏联经验时苏方主导考察行程,组织工作者参观团主动请求增加对苏联建设实践的考察并不断提出问题请教苏方,苏方也尽可能地满足参观团的请求,最终,组织工作者参观团获取大量苏联建设经验。

  传播苏联经验有三条路径。组织工作者参观团给中央提交了访问总结报告,从中借鉴什么经验的决定权在中央。参观团成员所做访苏报告与发表文章、出版书籍这两条路径虽然是以参观团成员个人名义进行,但是传播什么内容也是结合社会需求和国家建设的。

  借鉴苏联经验时通常由专门机构主持,组织工作者参观团及其成员虽不是创设新制度的主导者,但仍能成为借鉴苏联经验、创设新制度的合力之一。一方面,提供总结报告或者介绍苏联经验引起党和政府的关注,为改革创设制度提供借鉴,如1952年中共中央机构改革参考了参观团的总结报告等。另一方面,参观团成员借助各种渠道直接推动了借鉴苏联经验,如张秀山推动建立党的工业部和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等。

  组织工作者参观团成员对苏联经验的认识不一,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各地情况各异,推动采用苏联经验具有多样性。东北等地建立党的工业部和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其他地方并没有即时跟进,有的地方甚至反对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在不同的地域,参观团传播、借鉴苏联经验的成效各异。

  组织工作者参观团及其成员的多重探索捕捉到时代脉搏,因应了时代的需求。新中国初建之时,革命向建设转向尚在摸索之中。中国共产党如何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城市与企业是时代的中心课题。参观团访苏时经常向苏方询问战争转向和平建设时期的经验。城市与工厂的管理,特别是党对企业的管理,始终是参观团传播、借鉴苏联经验的重点所在。参观团及其成员的多重探索始终围绕中国和平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展开,夯实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建设的基础。

  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与核心内容。组织工作者参观团学习、推广苏联共产党管理城市与企业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步骤,在实践层面上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初创性贡献。参观团的多重探索,展示了多种因素合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过程。

  组织工作者参观团的多重探索不是孤例,而是时代的缩影,并构成时代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参观团访苏后的10年间,中国相继派出100多个不同行业的参观团访苏考察。它们共同汇聚成学习苏联经验的潮流。这些参观团采用类似组织工作者参观团访苏的模式,学习的方式是听课、座谈、参观,回国后总结学习心得,做报告,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并在实践中借鉴苏联经验。组织工作者参观团走在时代的前列,为其他参观团访苏作出示范。《中央关于组织参观团赴苏短期参观学习的通知》规定:“一个参观团到苏联去,主要地只应研究学习一门知识,不要企图什么都学习。这些参观团回国后须忠实地没有错误地负责报告或写出所学得的知识”。将不同领域的参观团在苏联学习一门门知识的景象拼接起来,可以形成一幅比较完整探究、传播、借鉴苏联经验的历史图景。诸如组织工作者参观团访苏这样的交流也是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中苏各领域合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组织工作者参观团及其多重探索只有回归时代长河中的初始节点才能被更好地理解。参观团访苏之后的几十年里,访苏获取的苏联经验有的被放弃,有的仅仅作为知识在中国传播,有的被借鉴到中国但有波折,有的被中国长期采用。随着时代变迁和中苏关系的变化,中国社会对参观团传播、借鉴的苏联经验看法不尽相同。当视角转向这段曲折历史的起点,我们观察到的是参观团在一个新旧转换、百废待兴的时代里探究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艰辛与努力付出。

  [作者简介]唐仕春,历史学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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