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的派驻是中共中央探索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重要实践。在当时复杂的外交形势下，中共中央组建了首批以军队干部为主体的驻外大使队伍，并对其进行了专门培训与指导。在驻外过程中，驻外大使注重使馆内部管理与建设，重点进行对外友好交际工作，积极开展驻外调查研究，妥善处理原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起义人员并积极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展开斗争。首批驻外大使的派驻与实践不仅为外交工作积累了经验，而且对塑造新中国的国际形象、深化与巩固中国同驻在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将军大使”；首批驻外大使；外交实践

　　外交代表是国与国之间开展外交活动的核心角色，“不仅要向本国政府负责，还要向驻在国政府负责，发挥纽带作用”。新中国“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就外交人员而言，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且大多数国家不了解新中国的情况下，经过长期革命洗礼的将军无疑成为驻外大使的首选。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转战云谲波诡的外交舞台，“将军大使”以其政治忠诚、顾全大局的立场与风格，出色地完成了在外交战线的历史任务，成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重要奠基者。由既有研究观之，目前学界对该群体的考察尚付阙如，有学者梳理了首批“将军大使”自派出至卸任的过程，但多流于主导性事件的陈述，忽视了大使驻外实践的全面性，尤其对驻外使馆内部的管理与建设等鲜有论及，在史料运用上也存在不足。部分研究对驻外使团的构成及夫人外交等略有涉及，但总体上仍缺乏对这一群体更为深入的考察。鉴于此，本文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首批驻外人员回忆录和纪念文集等资料为主，系统爬梳首批驻外大使队伍的组建与培训历程，重点考察其驻外实践，以期另面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实况，为进一步探察新中国外交提供一个独特视角。

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队伍的组建

　　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的选派是在国内外多重背景下展开的。新生人民政权建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与此同时，苏联和一批人民民主国家相继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批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也在谈判后陆续同新中国建交，并提出希望能够互派大使。根据“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新中国欲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表现在外交干部的任用上，即“决不能依靠旧外交部的一套人马办外交，必须‘另起炉灶’，创建新型的外交队伍”。而此时新生人民政权初建，外交人才匮乏，外交工作虽有经验，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那还没有开始”。尤其在外交干部的选拔与培养上仍然存在困难，派驻大使工作迟迟无法开展。在此情势下，尽快组建一支政治立场坚定、各方面素质较强的驻外大使队伍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工作的迫切任务。

　　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是由中共中央直接任命的。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最先宣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任命罗申为首任驻华大使，中国则任命王稼祥为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这是新中国派出的首位驻外大使。随着其他国家陆续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外交干部匮乏的情况日益凸显。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及实际情形，周恩来向中央建议从原中央外事组干部、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的干部、各大军区和各大行政区领导骨干、青年大学生等群体中抽调部分人员组成外交干部队伍。在人员数量与比例上，“以从解放军部队来的干部为主体”。在选拔条件上，中央并未制定严格明晰的标准，但由1949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给中共华南（分）局组织部关于外交人员选派条件的电报可见，外交部选派的大使、公使、领事人员要满足的条件是：政治上忠实可靠；有相当丰富知识，能懂外国语更好；谨慎周详，能坚决执行政策，服从领导；师团级以上干部等。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向各地方及解放军各部队下达指示。随后，一批将军、省市领导干部陆续从全国各地来北京接受培训，并在培训结束后形成了由袁仲贤、耿飚、王幼平、谭希林、彭明治、姚仲明、王任叔、黄镇、吉雅泰、倪志亮、曹祥仁、冯铉、姬鹏飞、韩念龙等组成的首批驻外大使队伍（包括已赴苏联的王稼祥）。当时虽尚未实行军衔制，但该队伍中多数成员都是来自部队征调的高级干部，故后多被称为“将军大使”。

　　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队伍的组建确有中共中央特殊的考量。其一，注重政治素质和纪律性。人民军队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基地，毛泽东在1949年初就指出：“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善于处理外交事务”。以军队干部为驻外大使队伍的主体，不仅在于其政治立场坚定，“不会跑掉”，而且能够将“长期积累起来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的战略思想及经验运用于外交斗争的实践之中，同时把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带到外交队伍中生根”，如同一支“文装解放军”。其二，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是一场“文仗”，驻外大使的知识背景与文化素养是中共中央在选拔时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一点来看，首批驻外大使队伍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例如，王稼祥早年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通晓俄文和英文；吉雅泰曾就读于苏联东方大学，通晓俄文和蒙文；袁仲贤、倪志亮与谭希林均为黄埔军校毕业生，曾分别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第四期步科、第五期工兵科学习；耿飚是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等等。其三，中共中央在任命时往往考虑到这些干部与建交国家之间的渊源。如王稼祥曾有共产国际的工作经历，对苏联情况比较熟悉。黄镇、耿飚、姚仲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参加过与美国、国民党军调处的谈判，具有一定的外交经验。吉雅泰虽非将军出身，但曾任中共内蒙古分局宣传部部长，是蒙古族共产党员，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生活数年，对蒙古相对了解。王任叔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参加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人民反抗斗争，在其政界特别是在华侨中享有较高的声望。新中国成立后，印尼总统苏加诺主动提出希望由王任叔担任新中国驻印尼大使。由此可见，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的组建是中共中央对政治时局、意识形态、组织建设及干部个人情况等多方考量的结果。

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的培训与指导

　　从此次任命来看，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主要来源于军队，且基本由中共中央直接任命，其中除部分大使有留学及驻外工作经历外，其他大都对外交知识与外交礼仪等不甚熟知。在此情况下，为使“将军大使”尽快从军事领域转移到外交领域，深入了解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熟悉基本外交知识与外交礼仪，中共中央和外交部在其出国前与派驻过程中都进行了专门的培训与指导。

　　（一）外交部专门开设学习班对赴任前的“将军大使”进行集中培训

　　1950年初，一批赴任前的“将军大使”齐聚外交部老礼堂接受培训。此次培训学习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主持，“除大使外，还有准备任命为参赞、秘书等具有外交官身份的同志，都参加了学习”。为提升大使的外交知识水平，学习班邀请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著名法学教授何思敬、王铁崖、周鲠生等有关专家为大使讲授外交史、国际法、外交特权及外交文书等知识。为此，学习班专门“举办文书格式展览会，展出了照会、国书、会谈纪要……各式各样的文件”。在外交礼仪方面，请胡济邦、阎宝航等老外交工作者向大使讲解了外交礼节的相关知识。同时，邀请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及匈牙利驻华大使爱夫朗可等分别介绍本国情况、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体会，由毛岸英讲述其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学习班培训结束后，部分大使赴外交部有关司参加了进一步的实习：黄镇、王幼平、彭明治、谭希林等到苏联东欧司；姚仲明、袁仲贤、韩念龙、吉雅泰等到亚洲司；姬鹏飞、耿飚到欧非司。值得一提的是，学习班期间，周恩来还专门派邓颖超为大使夫人做思想工作。邓颖超说，周恩来派她来告诉大家，在外交战线上，“男女同工同酬，同工同名”，外交工作“与过去的工作、斗争完全不同，只有努力学习，才能完成任务”。同时，邓颖超强调女性在外交方面具有的先天优势，“做好这一工作对国家有利”。通过此次培训，“将军大使”们深入领会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初步掌握了各种外交业务知识和技能，为全身心投入新中国外交事业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二）毛泽东、周恩来等对首批驻外大使提出明确要求并具体指导

　　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首批驻外大使，指出：“到国外当大使仍要发扬在部队的长处，也要开展调查研究”。同时，就如何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了几项要求。其一，从长远来看，要注重学习驻在国语言文字，“只有懂外语，才能阅读当地报纸，才能和别人交谈，也才能做好调查研究”。其二，对调查所得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只有如此，“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要重视事物之间的联系，善于通过对细微迹象、报纸书刊等的研究获取有用信息。其三，“要通过研究，认识和学习别国的长处”，进而学以致用，“把学到的好的东西运用到国内建设中来”。周恩来则对驻外大使进行了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的全方位指导。在学习班期间，周恩来就曾对驻外大使们指出：“你们大多是到社会主义国家当大使，要多做友好工作。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要注意多请示汇报，一定要加强组织纪律性。要组织学习驻在国语言，注意学习驻在国的长处”。根据出使国家情况的不同，周恩来对每位大使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如在吉雅泰出使前，周恩来指示其要谦虚谨慎，尊重当地风俗习惯，遵守外事纪律，要经受得住艰苦条件的考验。这些要求与指导进一步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任务导向，为后续交际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方法遵循。

　　（三）外交部组织召开首次驻外使节会议并对大使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与指导

　　自首批驻外大使派出至1952年春，其间既形成了一些外交经验，“也出现了一些需要及时提醒、预防的问题苗头”。对此，周恩来认为“抓紧进行一次反对大国主义的教育很有必要，而且具有普遍意义”。4月下旬，外交部召集首批驻外大使回国参加首次驻外使节会议，职务为二秘以上的大使夫人也同时参会。会议开始前，外交部要求各驻外大使首先检查自身在工作中是否存在狭隘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并做书面报告上交。会上，周恩来做题为《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报告，阐述了新中国“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等和平外交方针，在厘清“建立什么样的外交阵线”之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外交工作的思想领导”：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要求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会议期间，陈云亦发表《三年恢复和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讲话，强调“经济工作决定一切，外交工作也要以保证进口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装备为主要任务之一”。此次会议的召开对首批驻外大使后续工作的开展及新中国外交人才的培养等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的驻外实践

　　驻外实践是驻外大使开展外交工作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外交经验不足，首批驻外大使的驻外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主要包括对驻外使馆内部的管理与建设、对外友好交际活动、驻外调查研究、对原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起义人员的妥善处理及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斗争等。

　　（一）注重使馆内部管理与建设

　　使馆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其建交国首都派驻的常设外交代表机构，担负着重要职责与使命。新中国成立初期，使馆内部的管理与建设是驻外大使外交工作的重要基础。在建馆问题上，使馆房屋设备多由大使馆自行解决，驻在国政府有时会施以援助。根据出使国家的不同，选址寻房工作难易亦有不同。据驻瑞典大使耿飚回忆，其到任后几经周折，直至二三年后才得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寻得合适的房舍。而姚仲明大使在缅甸政府协助下，很快便购到房舍，并在华侨帮助下进行了扩建。在使馆内部建设方面，驻外大使尤其注重使馆的保卫保密工作。如驻印尼大使馆对档案室、机要室及使馆和宿舍等均进行了加固，并专门制定了废纸处理办法与外出两人同行制度等。驻印度使馆则根据外交部减少华侨雇员与印度工人的指示，相继解雇与遣送部分华侨雇员与印度工人，并对华侨雇员工作进行了调整，尽量减少其对外关系。后勤工作作为使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格外重视。耿飚驻瑞典期间强调：“搞外交也需要后勤工作的支持”，并制定了“后勤服从于外交”“坚持节约”“大家动手，勤俭建馆”等工作原则。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则在馆内建立了严格的仓库管理制度，为保护国家财产与供应各部门需要提供了保障。

　　外交人员的配置与培养是外交官队伍建设的重要工作。在使馆人员的配置上，根据外交部对驻外使馆外交官官衔级别及使领馆编制的规定，外交官衔与军官等级或行政等级相对应，如大使、公使等级相当于兵团级或军级（部长或司长），使领馆人员按编制进行配置，一等大使馆总计30—32人、二等大使馆24—25人、公使馆21人、总领事馆13人、领事馆11人，各使领馆内根据需要对各职务人员数量做具体分配，以节省为原则。使馆外交人员遵循一定排列次序，一般而言，像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印度、印尼、缅甸等外交官衔均按照专任外交官（指使节、参赞、秘书、随员等）与非专任外交官（指武官、副武官，商务、财务、文化、新闻等参赞或专员）依其职位的高低混合排列，但将首席武官列于首席馆员之后。驻在国在外交官衔名录中有其他统一的排列方法时，则可在中国要求的次序基础上按照他们的排法。外交人员培养方面，驻外大使在注重提高馆员思想政治水平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对馆员外交专业知识和语言的培训。如王稼祥曾专门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为使馆人员讲授外交礼节、外交文书和法律条约等方面的课程”，并将其整理成笔记运用于实际工作之中。在培训过程中，驻外大使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如驻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不仅组织馆员积极学习语言，而且自己经过一段时间学习，“能够用保文、俄文阅读《工人事业报》《真理报》等报刊上的简要新闻”，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二）重点进行对外友好交际工作

　　交际工作主要指驻外使馆对外邀请与被邀请的各种交际活动，其不仅在政治上反映了国家的政策动向，也彰显着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范，是使馆与驻在国及其他使馆加强友好团结、联络感情的重要步骤和经常性业务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驻外使馆实行馆长负责制，由驻外大使统筹对外交际活动。以驻印度使馆为例，该馆一切交际均由办公室秉承驻外大使指示处理，重要事项经会议讨论，大使决定后再由办公室统筹调度处理。大规模的邀请交际活动则常特设委员会筹备并专门总结。在交际工作中，各驻外使馆还陆续建立了有关交际的请示报告、材料登记与档案整理等制度，使日常工作更为规范化。如驻保加利亚使馆于1951年成立对外活动小组，除正式活动进行会议讨论外，一般性活动亦须事前向大使请示，事后向大使汇报，对于各种性质的活动均分别进行认真登记。驻瑞士使馆则通过建立交际档案，“使一切交际活动均有记录与参考”。大部分使馆会定期进行交际工作总结，发现问题，汲取经验。从各使馆建馆至1954年5月，外交部连续收到“许多有关使馆交际工作的报告和总结”，其反映的各种情况与经验教训对外交部了解各馆交际情况与改进部内交际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驻外使馆交际活动内容主要包括一般事务性交涉，日常对外交际活动，对驻在国被邀团体、赴华团体与个人的协助工作、外交礼节的例行活动等，其中以一般性事务谈判与文化宣传类活动居多。首先，一般性事务交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驻外使馆对外进行的事务性谈判，涉及政治、经贸、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以驻印尼使馆1952年的交际活动为例，其与印尼政府、各使节团与非官方方面均存在谈判交涉，第一季度4次、第二季度10次、第三季度17次、第四季度20次，全年共计51次，为该年驻印尼使馆交际工作中比重最大的一项活动。其次，日常的一般交往以文化与社会活动为主，形式多样。驻外使馆往往利用元旦、春节等重要节日参加或举行宴会、招待会，由大使或其他外交官出席，旨在加强友谊和团结。尤其驻外使馆在举办国庆招待会时，多以宴会、电影招待会、图片展览会等方式大力宣扬新中国的成就与力量，塑造新中国的崭新形象。最后，对人民团体的协助工作也是驻外使馆交际活动的重要部分。对于驻在国赴我国的代表团或代表，驻外使馆主要是帮助其迅速办理签证、举办招待会、启程时送行等。对于我国出访的代表团，驻外使馆“一贯是比较重视的”，主要协助其了解驻在国情况，予以生活上的照顾，协助翻译资料及派干部协助工作等。此外，礼节性的例行活动包括使节到任拜访、回拜、调职辞行及其他送往迎来等，但这类活动“不经常有”，在外交活动中所占比重较低。

　　驻外使馆对外交际活动范围比较广泛，包括与驻在国政府间、与各使节团间、与非官方方面以及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多种交际。其中，与驻在国的交际活动是驻外使馆整个交际活动的主要方面。若驻在国为兄弟国家，则交际活动更为深入，如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不仅与驻在国政府间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之兄弟使馆间有较多的来往，而且与驻在国的地方团体、群众组织也有着较多的来往”。在与各使节团的交际中，根据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驻外大使尤其注意与苏联使馆保持密切联系。如黄镇驻匈牙利期间“对苏联大使照例以‘老大哥’相称”，其“到任后应约为匈方报刊撰写的关于我国国庆一周年的纪念文稿，也先送交苏联大使征求意见”。此外，驻外使馆与其他各兄弟国家使馆的交际活动主要表现在日常交际往来与友谊活动，并通过一些共同参加的场合相接触。对承认与我国有外交关系国家的使馆，一般因其国家对我国的不同态度而稍有所区别。资本主义国家的使馆活动多是“有选择的去参加”，除礼仪性拜会及重大节日宴请外来往较少。日内瓦会议期间及之后，与资本主义国家使馆的来往有所增加。与非官方方面的交际主要指驻外使馆与驻在国民间团体或个人之间的往来，这是国与国之间开展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的重要渠道。

　　（三）积极开展驻外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首批驻外大使外交工作的重要业务之一。了解驻在国与外国使团的基本情况，洞悉驻在国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动态，对推动开展交际工作、提供外交决策依据、促进新中国外交及各项建设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这一时期驻外大使调查研究的内容相对统一。一是对驻在国礼节等方面的调研。1950年，为“系统的了解各国交际、典礼、优遇等情况”，改进国内工作，外交部向各驻外使馆发出通知，要求各使馆就驻在国有关交际、典礼的具体情况及其对我国外交人员的接待和优遇办法等报回国内。随后，各驻外使馆纷纷按要求对此展开调研。如1951年驻波兰大使彭明治在调研后向国内报回《波兰礼节调查》，内容涉及路途见闻、招待情况、呈递国书仪式、访问拜会、与其他使馆交往问题及使馆内部建设等调查近30条。二是对驻在国基本情况的调研。除驻苏联使馆外，这项工作尤以驻保加利亚使馆最为细致。据该馆翻译人员何倩回忆，曹祥仁大使历来对调研工作的安排及时且详尽，主抓对驻在国国内基本情况（包括历史、地理、区划、政党关系等）与现状的调查研究。三是对国际形势的调研。随着抗美援朝战争局势的变化，国内亟需获得准确的战略情报。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到任后迅速展开工作，“夜以继日地搜集、分析战况，将美军和南朝鲜军的兵员编制、武器配备、兵力部署、战略战术、作战特点以及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进展状况，不断向国内报告”。1950年8月下旬，倪志亮在组织馆员研究分析战争形势的基础上，指导撰写了《目前朝鲜战争局势报告提纲》，为国内掌握朝鲜战争局势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在调查研究方法上，驻外使馆以书面调研、实地调研和会谈调研为主。其一，通过翻译报刊、研究材料等获取信息是驻外使馆开展调研的基本方法。驻匈牙利使馆自1951年春建立研究工作部门后，利用掌握外文的馆员翻译了一部关于匈牙利各方面情况的材料，供馆员研究和递送外交部参考，并建立每日汇报制度，将汇报记录和每日情况研究整理出一份匈牙利要闻简报，按期寄回外交部。其二，实地调研是驻外使馆开展调研的另一重要途径，往往融合于对外交际活动之中。谭希林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期间，要求使馆每年制定计划，提出调研工作的重点和专题，并亲自率领馆员进行实地参观访问，了解捷克斯洛伐克工农业生产的一些实际情况。其三，部分使馆还通过经验交流与询问等方式获取信息，如驻瑞士使馆由于初期缺乏对外交礼节及当地习惯的了解，“一般是向兄弟使馆（主要是苏联使馆）询问。对于有关瑞士的礼节，有时直接问礼宾处”。在调研过程中，驻外使馆注意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搜集材料、研究分析，不仅加深了对驻在国的了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与驻在国及其他各国使馆的互动与交流，推动了驻外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妥善处理原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起义人员并同帝国主义反动努力展开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原国民党政府的爱国职业外交官表示出对新中国的拥护。1949年10月，以凌其翰为代表的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及驻巴黎总领事馆人员发动起义，表示“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对原国民党政府其他驻外人员影响很大，纷起响应。新生人民政权对此表示尊重，并指示派出的驻外大使对其进行接收与妥善处理。以对原国民党政府驻缅甸使馆起义人员的接收为例，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起义后不久，其驻缅甸大使及其使馆若干人员和驻腊戍总领事亦公开声明弃暗投明，举行起义，且尽责保护使馆财产与档案。新中国驻缅大使姚仲明到任后及时向起义人员进行了细致的思想工作，阐述了中共中央的政策，对他们的起义给予了应有的评价，接收了他们负责保管的财产，安排他们回国去外交部报到，或学习或安置工作。

　　新中国自成立之初就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包围与封锁。一些国家往往不明真相，对新中国的政策与立场存在误解。对此，首批驻外大使积极应对，广泛介绍新中国的方针政策并进行解释工作。这在抗美援朝战争舆论宣传中体现尤为明显。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驻瑞典大使耿飚曾“想方设法收集和了解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情况”，并“将这些资料配合外交工作，向国际友人介绍朝鲜战场的真实情况，来揭露国际反动派的歪曲宣传”。当瑞典受美国影响、对朝鲜战场的真实情况有所误解时，耿飚找到瑞典医学博士安德烈并向其介绍美国细菌战等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后经安德烈亲赴朝鲜收集资料化验后，证实“的确有大量致病细菌”，这一结论“对西方国家的舆论有不小的影响”。驻匈牙利大使黄镇则在使馆“持续深入地进行了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工作”，要求全馆人员将朝鲜使馆同志们的事看作是自己的事，倾心相助、全力以赴。其夫人朱霖、武官夫人常凯和朝鲜使馆同志经常应邀参加匈牙利民主妇联主持的种种抗美援朝集会声援活动，动员匈牙利妇女募捐，数次将“满载慰劳品的列车送往朝鲜前线”。此外，一些离国多年的老华侨、留学生由于受反动宣传影响，对新中国政策存在疑虑甚至恐惧心理。为此，驻瑞士大使冯铉细心介绍与解释，以使其了解真相，消除误解，要求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人士络绎不绝。

　　总之，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通过驻外使馆内部的管理与建设、对外友好交际活动、驻外调查研究、对原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起义人员的妥善处理及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斗争等，推动了外交工作的初步开展，为新中国的外交决策提供了重要信息支持。

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外交实践的历史影响

　　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产生于鼎革之际，其外交实践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体系的建立、国家形象的建构及中外友好交流与合作等都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为新中国外交体系的建立健全奠定了基础

　　首批驻外大使从选拔培养到驻外实践的过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对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初步探索，为此后开展外交工作积累了诸多经验。在外交人才培养方面，周恩来提出的“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十六字方针为新中国外交干部的选拔与培养提供了重要指导。在交际技术层面，各驻外使馆经过学习、探索与实践后，对一般外交常识和驻在国礼俗、交际往来、宴会等活动的特点、形式和方法，以及外交礼节活动规律等有所掌握。驻外使馆馆员在待人接物、谈话技巧、交谊舞以及日常应酬等交际技术上的学习与积累对开展外交工作无疑大有裨益。在制度建设层面，多数使馆建立了有关交际工作的制度体系，如制订参加交际活动规则；指定交际秘书，设立交际档案，编制交际日历表；订立参加交际活动后的报告制度；定期举行交际活动，各种有关问题的座谈及具体技术指导等；建立请帖、礼品的收发等级制度等。其中尤以驻苏联、印尼、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缅甸等使馆做得较好。在经验总结方面，驻外使馆根据外交部要求切实对交际工作进行了归纳分析，有些使馆还将其整理成系统性成果。如1955年驻瑞典使馆根据外交部指示整理了有关交际工作处理办法的各项资料，包括名片、请帖、拜会、悬挂国旗的办法、有关交际活动照片的搜集办法、晚会的组织等六项。这些经验虽尚未完全成熟，但在一定程度上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借鉴，为外交体系的建立健全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提升国际影响力并初步构建新中国的国际形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首批驻外大使的派遣与实践是提升新中国国际影响力与推动构建新中国形象的重要举措，彰显了新中国面貌。其一，驻外大使的派出是中共中央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具体践行，展现了新中国友好团结的形象。如驻匈牙利大使黄镇在同驻在国的日常交往中“一概热情友好、以礼相待”，获得了匈牙利方面的赞誉，称“中国大使馆最好客”“中国同志待我们太友好了”。其二，大部分使馆通过组织“新中国展览”、国庆宴会、电影招待会等活动宣传了新中国的概况，彰显了新中国自力更生的形象。如1951年袁仲贤出任印度大使期间，中国曾参加在孟买举办的国际工业展览会，中国展览馆接待了150多万名观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国外举办的工业展览，也是新中国的工业在短短两年内快速发展的缩影。其三，驻外大使对驻在国的积极援助展现了新中国的人道主义情怀。如1953年11月，为救助印度灾民，袁仲贤大使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向尼赫鲁捐赠一张287356卢比（合15亿元人民币）的支票，作为印度总理的国家救济基金。其四，驻外大使针对反华宣传及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斗争展现了新中国爱好和平、追求正义的国际形象。如朝鲜战争中，各驻外使馆对于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真实情况的广泛宣传是倡导和平的具体表现。由此观之，驻外大使的派出与外交实践对于展现新中国面貌，消除对新中国的误解及塑造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三）深化新中国与驻在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首批驻外大使在中国对外交往中起到桥梁作用，促进了新中国同驻在国及其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深化了新中国与建交国家的友好关系。在首批驻外大使协助下，新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完成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在《中苏友好关系同盟条约》缔结过程中，驻苏大使王稼祥在谈判策略、使馆招待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驻瑞士大使冯铉领导使馆人员“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筹备和后勤保证工作”，保护周恩来总理的安全，并率领由使馆参赞、秘书、翻译组成的工作班子配合、协助中国代表团工作。此外，驻外大使通过协助官方或民间代表团出访推动了中国同驻在国之间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如谭希林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期间，中方曾派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等20余个代表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亦派出10余个各种性质的代表团访华，陆续签订了文化合作、科学与技术合作、邮政、电讯、广播等协定，促进了中捷两国的密切交流与合作。在交际过程中，驻外使馆与驻在国及其他使馆（尤其是兄弟国家）遇事相商、互相帮助的工作方式增进了相互之间的感情。驻印尼使馆在参加印尼博览会时，始终同捷克斯洛伐克使馆密切联系，采取一致的步骤，在平时工作上（主要是商务方面）彼此交换情况，并通过日常的电影招待会及周末友谊球赛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了两国之间的感情。

　　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尚处于完备中的外交体系下，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的工作在初期面临诸多困难，有时会因其对外交礼节与语言的生疏而使外交工作缺乏一定的主动性、灵活性与周密性。当然，在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探索阶段，这些问题是恐难避免的。从首批驻外大使的总结汇报观之，驻外使馆交际工作呈现出日臻进步的特点，驻外大使在此过程中的积极因应不仅彰显了“将军大使”直面困难的革命作风，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对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主动与坚定。

　　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的派驻是中共中央在复杂形势下经多方考量做出的重要决策。从首批驻外大使的组建看，其选拔与任用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外交干部缺乏的重要策略。但不可否认的是，由将军出任大使更多还是因为其在革命战争时期锻铸的政治纪律性与革命斗争经验是因应新中国复杂外交形势的重要武器。从其驻外实践看，驻外大使对使馆的内部建设、与驻在国的各种交际活动及驻外调查研究等是新中国尝试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具体实践。这不仅为新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亦对提升国际影响力及深化中国同建交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总之，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的派驻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背景下，基于新的外交方针和建交原则做出的必要选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作者简介］燕美，博士研究生，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研究计划”专题（360-BE12065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