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话语的历史生成与现实启示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万隆会议
［摘要］新中国外交话语的历史生成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三次重大外交活动：中印两国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三次重大外交活动生成了新中国外交话语的基础：价值指向——和平与合作；重点场域——发展中国家；运用策略——求同存异。之所以能生成新中国外交话语，原因在于坚守和遵循了新中国外交话语建构的深层逻辑：马克思主义外交学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理念、新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三次重大外交活动的话语建构为新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丰富和发展确立了框架与方向，对塑造新中国外交格局、寻找新的话语场域和平台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国外交话语的历史生成具有深刻现实启示：坚持中国核心利益与世界普遍利益相结合的外交话语原则、坚持旧平台与新空间相结合的外交话语场域逻辑、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话语表达策略。
［关键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新中国；外交话语
新中国外交话语的历史生成经历了三次重大外交活动：1953年12月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中国代表团出席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以下简称印支）问题的国际会议（以下称日内瓦会议）；1955年4月中国代表团参加并主导亚非会议（以下称万隆会议）。这三次重大外交活动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奠基性重大意义，初步确立了新中国外交话语的基本价值理念和逻辑框架，生成了新中国独特的外交话语基础模式与核心内容。此后，新中国外交话语的所有表达、阐释和评价，都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展开和深化。三次重大外交活动之所以能够建构新中国外交话语的基本体系，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领导集体和外交团队遵循外交话语建构的底层逻辑和理念原则，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理念相结合。三次重大外交活动的话语建构是一个相互联系、层层递进的历史整体和活动过程，贯穿这一整体和过程的主题就是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营造有利国际环境。研究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到万隆会议的外交话语建构过程与经验，对深化新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认知与理解，对发展新时代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外交叙事的国际传播力度和效度，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关于这三次重大外交活动，学界已有所关注，对每次活动都进行了分析与讨论，产生了具有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从总体上看，考察新中国外交话语形成的研究成果还较为少见，特别是从深层逻辑和内在规律上，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大外交活动建构话语体系的经验分析和意义总结还需要深化。
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中国外交话语的理念奠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明确宣布了新中国建交原则：“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在这里表达了新中国外交话语的三项原则：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正是在这三项原则指导下，新中国外交话语建构的实践接续展开。1953年12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了谈判。谈判开始之际，周恩来与印方代表进行了会谈，在三项原则基础上提出五项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五项原则的关键是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双边关系话语的核心价值，逐渐转化为多边关系话语的核心价值，最后上升为新中国外交话语的理念基础。1954年6月，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访问了印度、缅甸等国，主要议题是协调相关国家在印支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表达话语，为新中国在日内瓦会议的外交话语表达提供支持。周恩来与印度、缅甸两国政府分别签署了关于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声明。访问之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相关国家关于印支问题叙事话语的价值基础。
1954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夫人时指出：“这五项原则应当普遍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现在这五项原则已经是世界闻名了。”毛泽东在这里明确了两个观点：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准则，而且要用于世界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二是五项原则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已经是“世界闻名”了。正因为如此，12月，毛泽东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升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
1956年9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在此后新中国外交事业发展进程中，话语建构和表达都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设计与实施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新中国外交话语生成的历史与逻辑起点。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包含４个‘互’字、１个‘共’字，既代表了亚洲国家对国际关系的新期待，也体现了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际法治精神。”这段重要论述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了深刻的外交话语分析，对深化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中国外交话语历史生成中的基础性地位具有指导性意义。
日内瓦会议：新中国外交话语的要素呈现
1954年2月，中国代表团到达日内瓦，出席解决朝鲜和印支问题的多边会议。会议期间，代表团不仅用新中国外交话语表达了对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的立场与态度，而且开始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外交话语封锁，让新中国外交话语开始在国际社会得到传播和认知，初步呈现了新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基本要素。
（一）表达了新中国外交话语的根本立场
日内瓦会议的直接目的是讨论朝鲜和印支两个问题，中国与这两个问题有着密切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关联，中国的态度和立场对问题的认知与解决有着重要影响。中国代表团参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用新中国外交话语，把新中国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是非标准和原则立场清晰表达出来，要将长期以来被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所颠倒的历史叙事与现实描述纠正过来，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以和平为最终目标的解决方案。
到达日内瓦之际，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简短书面声明，内容与话语是经过认真思考和充分准备的，叙事逻辑精准、修辞含义深刻。
首先是聚焦朝鲜和印支两个问题，周恩来将中国代表团的目的与意向进行了明确表达：“这个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他特别强调要和平解决这两个问题，和平是核心概念，正是在这一核心概念下，建构了新中国外交话语的叙事逻辑。其次是凸显新中国外交话语的亚洲价值。周恩来强调这两个问题是亚洲的问题，明确了亚洲话语权：“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本来是亚洲的问题，只是由于外来的殖民主义者破坏了亚洲的和平，形成了现在的复杂局面。这里既有话语阐释的深刻历史逻辑，也有叙述和解决问题的话语原则，那就是亚洲人民的自决，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以亚洲国家和人民的意志为前提，这一话语就确立了这样的解决方案：一切外来势力必须撤出这两个地区。最后是表达新中国参会的诚意与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这一外交话语是对新中国形象的生动呈现。
日内瓦会议进程中，中国代表团基本是按照上述三个原则来设计和书写口头发言与书面材料的。周恩来4月28日关于朝鲜问题的长篇发言就充分体现了这三个原则。这篇发言有理有据，话语逻辑和解决方案清晰公正，充分考虑了历史经纬、现实是非和未来方案：“朝鲜战争已经停止，但是朝鲜的和平还没有巩固，朝鲜的统一还没有实现，与朝鲜问题有关的其他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印度支那的战争还正在进行。全世界人民对于这种情况正感到深切的不安和焦虑，他们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使这种情况得到改变——使朝鲜问题得以和平解决，使印度支那的和平得以恢复。”这一话语逻辑和话语内容，让世界各国了解新中国的和平诚意与解决方案的公正合理性，为这两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中国智慧。
（二）确认了新中国外交话语的时空界定
虽然日内瓦会议是为解决具体问题而召开的，不是一般性理念与原则讨论，但是，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背后蕴涵着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对问题叙事的话语逻辑。中国代表团在考察和分析问题时的话语逻辑与框架，承载着新中国外交的哲学理念与价值原则。
一方面是话语空间的界定。将问题的空间范围界定在亚洲，亚洲是亚洲人民的生活空间与历史家园，亚洲各国人民长期在这块土地生息与发展，一直享受和平的生活，而现在却是战火纷飞、生灵涂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外来势力的介入与破坏。空间逻辑是十分清晰的，话语中反复提到亚洲概念，朝鲜和印支的空间是亚洲人民的空间，朝鲜和印支问题解决的空间主体是亚洲国家，问题解决的主人也应该是亚洲人民，一切外来的势力必须尊重和服从亚洲空间主人的意愿与选择，任何外来势力不能把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强加在亚洲空间主人的头上。亚洲问题并不是孤立的，亚洲空间与世界空间是联通的，联通的根本纽带就是和平，亚洲人民的和平渴望与世界人民的和平意愿是息息相通的。这样，历史的话语空间逻辑实现了亚洲基础上的世界融通。西方国家军队撤离之后，和平目标并不能立即实现，相反，还有可能出现利益与权力真空，造成这些国家内部不同势力之间和周边国家之间更大的冲突。这又会给西方国家军队滞留和返回提供借口。所以，必须在没有外部武力干涉的前提下，在国际社会的协调与斡旋下，冲突当事国和利益相关主体坐下来进行协商。新中国特别注重这一根本的话语表达。只有在外国军队离开这个空间之后，和平才会实现。这一分析方法在日内瓦会议上得到了充分展示与表达：“维护亚洲的持久和平和集体安全，需要亚洲国家共同努力。”
另一方面是话语时间的重构。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都有着复杂的时间发展脉络，在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话语建构与表达中，必然会存在不同的结果，美国等西方国家刻意回避基本时间因果，强行勾连某些时间要素，时间逻辑是虚伪甚至荒谬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的首次发言就是例证。他在叙述朝鲜问题的时间逻辑时说道：“长期以来所寻求的朝鲜的统一和自由没有能够实现。又一次共产党的侵略出面干涉。1950年11月，共产党中国派遣大批武装部队进入北朝鲜”。这里隐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时间前后及其内在关联，孤立地强调新中国出兵这一要素，将美国入侵朝鲜、袭扰中国东北、干涉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等一系列因素从时间线上隐去，向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散布了新中国就是朝鲜问题“罪魁祸首”的言论。中国代表团必须打破这种误导国际社会，对中国、对殖民地国家与人民极不公平的时间逻辑。周恩来在发言中建构了新中国外交话语中的时间逻辑：“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干涉朝鲜的战争，并同时侵占了中国的台湾，接着又不断轰炸中国东北，炮击中国商船，侵犯中国的领空和领海。美国政府更无视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警告，命令它的武装部队大举侵越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和图们江，进一步严重地威胁了中国的安全。”这一话语表达的因果线索与时间次序十分清晰，远远不是美国虚构的支离破碎时间逻辑所能比拟的。
（三）展示了新中国外交话语的技术策略
在冷战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敌对意识与打压行动非常明显，在国际社会散布了一系列诋毁和攻击新中国的言论。为了维护新中国的合法权利，必须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进行坚决回击，必须坚持敢于斗争精神，同时也要坚持善于斗争精神，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同阶层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在话语建构与表达中，不能把话说得绝对，要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以恰当的话语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新中国建构外交话语的重要策略。
一是对美国无理言论和敌视话语进行坚决斗争。美国之所以同意召开日内瓦会议，并非出于解决问题的真诚态度，而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以及中国在这两个地区的重要影响。在日内瓦会议前夕，美国国务卿竟公开号召对印支采取“联合行动”，并策划组织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的军事集团。这就是针对中国的敌视话语，中国代表团必须通过话语表达予以揭露，直指美国话语霸权之后的武力威胁和军事干涉本质。
二是表达新中国团结和联合的意愿。新中国相信，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愿意看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新中国愿意以真诚态度对待国际社会的一切成员，哪怕是对美国代表团成员也是以国际礼仪话语相待，充分显示了新中国自信自立、不卑不亢的态度和形象，释放最大的和平善意。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对新中国的态度并不是特别敌视，中国代表团与其进行了积极接触。例如，日内瓦会议开始后不久，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邀周恩来与艾登会见，就会议的议题与各方立场和观点广泛交换了意见，相互了解对方外交话语的价值立场与表达方式，为进一步认知对方的外交理念奠定了基础。1954年6月，中英双方同时发表公报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和任务同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这一外交成就证明，新中国外交话语可以得到国际社会甚至西方国家部分人士的理解和认同。
万隆会议：新中国外交话语的结构营造
在冷战环境下，新中国的外交话语得不到充分表达，必须打造新的外交话语空间与场景。万隆会议为这一设想提供了良好机遇。在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将三个方面话语要素结合运用，初步营造了新中国外交话语的结构体系。
（一）和平与合作外交话语的系统表达
经过长期军事斗争而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在朝鲜战场上与西方国家联合体（“联合国军”）的勇敢军事对抗，给国际社会印象就是斗争观念特别强，再加上美国主导的西方媒体大量不实的话语建构与歪曲的叙事表达，国际社会对新中国有着误解和“不解”。新中国需要通过话语表达，向国际社会呈现和平发展的意愿与形象。日内瓦会议上，新中国外交话语的和平取向得到了初步展示，但这还远远不够，必须通过新中国外交话语的系统表达与有效传播，将新中国和平形象塑造起来。
1955年4月17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抵达万隆机场时在讲话中强调，亚非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这里所强调的仍然是和平与合作两大主题。在会议期间，周恩来的所有发言始终围绕和平与合作进行话语表达与叙事建构，同时也是对大会主题的阐述与诠释：“我们亚非国家所需要的是和平和独立，我们并无意于使亚非国家同其他地区的国家对立，我们同样需要同其他地区的国家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由于与会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影响甚至破坏了会议两大主题，但通过周恩来在发言中以和平与合作为核心的话语表达，使参会代表从新中国外交话语中体会和感受到和平与合作的重要价值：“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经过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对和平与合作的反复表达，和平与合作理念和原则得到了大会的完全认同，最终成为大会的最根本指导思想和核心理念。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上做《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阐述了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并介绍了会议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他认为：“这种面对面的接触促进了亚非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尊重，对于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起了不小的作用。”
（二）新中国外交话语场域的结构性重建
话语结构的重要元素是话语空间和场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操纵国际联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霸占了外交话语场域。新中国外交话语要在国际社会得到充分表达和合理传播，必须寻找新的话语场域和平台。
新中国外交话语成为万隆会议的主基调和主旋律，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美国等西方国家参与的新型外交场域，新中国外交话语能够摆脱他们的控制，能够充分阐释和表达新中国外交话语的立场与原则。从会议筹备开始，中国就发挥了主导作用。会议最早倡议国印度尼西亚认为，没有中国参加的亚非会议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向国内汇报的电文写道：“与苏加诺谈话谈到茂物会议时，他说：‘希望中国不可不来参加这次将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因为没有中国参加是解决不了任何事情的。听尼赫鲁说周恩来总理将要来参加。’与印尼国民党国会议员温敬多谈到茂物会议时他说：茂物会议邀请中国参加是实现了国民党的愿望。在万隆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中就决定了必须邀请中国参加，否则任何事情不能解决，亚非会议也可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就说明，新中国在亚洲国家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新中国外交话语在非传统的外交场域得到充分表达和有效传播。
万隆会议的进程与结果，证明新中国外交话语的场域转移决策是非常正确和积极有效的。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并毛泽东《亚非会议期间同各类型国家接触情况的报告》中写道：“我们按照中央的方案，求同存异，耐心说理，尽一切努力求得一致协议，又对所有与会国家表示尊重，因此博得了大多数与会国家的好感，而反共反苏最烈的国家也多少改变了它们对新中国的一些成见。”正是在外交话语场域转移成功的历史逻辑下，新中国将外交重点确立在亚非拉国家。1971年10月，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就是在亚非拉国家的支持下实现的。毛泽东曾经风趣地说：“非洲兄弟们把我们抬进联合国”。这是新中国把外交话语的重点场域放在亚非拉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重大成果。
（三）新中国外交话语策略的结构性确立
寻找建立与拓展外交话语的共同基础，就是以双方共同的历史、地理、利益、价值等各方面要素中的相同和相通点为外交话语的基本前提，通过外交话语尽量深化与扩大这些相同和相通点。新中国与亚非国家存在广泛而深厚的共同历史记忆、现实利益和发展愿景。新中国外交话语就应该围绕这些共同点而建构、表达和传播。从历史来看，亚非国家在近代都有着被侵略和殖民的经历，有着痛苦的记忆；从现实利益来看，都需要解决独立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问题；从未来愿景来看，都期盼将自己建成繁荣富强的新国家。这三个方面的共同点，形成中国与亚非国家建立与发展和平合作关系的最大动力。所以，新中国的外交话语必须明确这一基本前提。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补充发言，就是从加强亚非国家共同点的话语强化上彰显中国立场，从而赢得亚非国家的理解与支持，避免会议走向争执甚至对立的方向。“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周恩来的外交话语表达，突出和彰显了共同点，使万隆会议参与国在记忆和情感上产生了共鸣，在认知上达成了共识。这是新中国“求同”外交方针的胜利。
国家与国家之间除了共同点之外，还存在领土利益、历史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差异，有的甚至是对立的，中国和亚非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之间的空间距离较近，在利益上的交集比较多，难免产生利益矛盾和理念分歧。这既是客观现实，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万隆会议参加国之间也存在差异性甚至矛盾。如何在外交话语中阐释这些矛盾，是新中国外交话语的重要内容。新中国外交叙事不仅要彰显“同”，而且还要处理“异”。这是对新中国外交话语的智慧性的考验，新中国外交话语强调“求同”的同时，不回避“异”，通过恰当的话语，阐释“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本质，并用外交话语强调解决的原则：暂时无法解决的“异”，就先搁置和存放起来，这就是“存异”，不让其扩大化，要让“同”成为亚非国家外交话语的主基调，而不能让“异”成为亚非国家外交叙事的主旋律。新中国在准备万隆会议时，党和国家决定对一些分歧较大的议题，无法达成共识的外交叙事，先不要进行表达和传播。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补充发言充分体现了新中国外交话语方针中的“存异”原则：“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新中国外交话语不以吵架为目的，承认差异，但强调要控制差异，不能让差异成为对立与冲突的思想原因和逻辑基础。
“求同存异”的外交话语方针经过万隆会议验证，证明是可以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认同的，是达成认知共识的话语建构和表达策略。
理念引领：新中国外交话语建构的底层逻辑与贯通主线
新中国成立初期三次重大外交活动及其话语建构，是一套整体行动和连续过程，它是在根本理念引领下的外交理论自觉与实践主动，是在底层逻辑上的话语设计、选择与实施，是在主题主线下的过程贯通与递进。
（一）底层逻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外交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这一观点有深厚的唯物史观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社会主义外交实践的根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实践就是在这一原则下展开的。毛泽东一直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多样性和普遍性来考察当今世界，他在1954年10月谈到国际关系时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承认世界各国之间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就不能把唯一性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标准，以自身的唯一标准来考察和处理国际关系，必然导致霸权主义的外交行径。中国承认差异性并且希望在差异之中寻求和平共处的路径与方案。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外交学说具有普遍性，是关于外交实践的一般性原则，用来指导中国外交实践，必须转化和创新，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运用。周恩来在论述新中国外交方针时特别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外交学说进行面向中国外交实践的转化：“唯有经过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整理的，才算是科学。”“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但是现在还做不到。”外交话语的建构与表达，带有很强的规律性，把握这一规律必须以科学理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外交学说是科学理论，但要根据新中国外交的具体实际进行转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外交学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话语建构的底层逻辑。
（二）思想渊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平理念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这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中华文化也是承认世界多样性的，毛泽东在1954年10月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相似，中华传统文化也承认与强调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差异性，并且在差异性的基础上，保持和平相处的秩序。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话语的文化渊源就在于此，具有追求“和为贵”的文化特质。正是基于这种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话语具有明显的和平特征与价值理念。
新中国外交话语建构要从历史中寻找要素和资源，要以历史的经验与规律论证和平共处的重要性。中国的仁人志士正是在总结历史的思考中，建构了和平的理念和话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国历史传统的和平理念与原则，强调要建构与表达新中国的和平外交话语：“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腐朽的人手里东西越多，倒得也越快。因此，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正是在这一历史结论的基础上，新中国外交话语的建构和表达，始终秉持“和平为上”的根本原则，把“和平为上”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话语建构的思想基础与文化渊源。
（三）贯通主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利益需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次重大外交活动及其外交话语建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在当时十分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三次重大外交活动所有的书面文稿和口头讲话，都是希望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和平力量，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打压与挑衅，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稳定和发展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新中国三次重大外交活动话语建构的主题主线，就是要营造新中国建设与发展需要的国际环境，这条主线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次重大外交活动及其话语建构贯通起来。
1949年11月，周恩来在谈到外交话语对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时指出：“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无论是军事还是外交，都是同一个目的，都是为了保卫和建设新中国，军事是“武打”，外交是“文打”。“文打”之中，话语就具有重要作用，每说一句话，都可能影响新中国的国际环境与利益，所以，外交活动中的每句话，都是从新中国利益出发，都需要经过反复考量，精心设计。新中国成立初期三次重大外交活动及其话语建构，就是围绕新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这个主题而展开的，这个主题就是一条主线，将三次重大外交活动及其话语建构串联起来，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和接续的过程，为保卫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现实启示：不断开辟中国外交话语新境界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中国外交既具有难得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复杂多变的风险挑战。如何以新时代的外交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和传播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引导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进行正确认知、积极认同，这是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建设的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话语建构和生成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的守正创新有着深刻启示。
（一）坚持中国核心利益和世界普遍利益相结合的外交话语价值理念
话语表达就是利益诉求，所有话语建构和传播基础都是基于利益的。在人类社会交往基础上的利益生成与分配，必然是单方利益与多方利益的结合，任何将单方利益绝对化，而不观照和考虑他方利益的话语就是话语霸权。当民族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之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就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而实现自身利益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话语之所以具有话语霸权特征，根本原因就在于违背了世界历史规律和全球化的趋势，违背规律和趋势的外交话语是不可持续、终究要破产的。新中国外交话语当然首先要考虑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新中国的核心利益不是孤立和绝对的，而是与世界普遍利益融通的。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世界共同利益是和平发展。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只能在和平共处中才能实现，打压和损害其他国家利益，无限追求自身利益，最终是要失败的。新中国外交话语建构与传播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既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也考虑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关切，坚持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和观照世界普遍利益相结合的外交话语原则。加强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提升中国国际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这些成功经验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新时代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道路，就是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必须坚持维护自身发展权，任何压制中国发展的企图和行为都必然遭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这是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的核心价值和根本基础，但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融通的，中国梦不是孤立的梦，也是世界梦。“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这就是在继承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话语成功经验基础上的外交话语创新，是维护中国核心利益和观照世界普遍利益相结合外交话语建设经验的科学实践。这种启示及其运用必然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知和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是维护中国核心利益和观照世界普遍利益的典范。事实证明，这种外交话语可以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著名国际关系问题专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卢卡斯·菲亚拉认为：“这一倡议被认为是后冷战时代的一个决定性事件，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内改变全球安全治理”。
（二）坚持旧平台与新空间相结合的外交话语场域逻辑
话语表达与传播成效受到平台与场域的影响，外交话语尤其如此。新中国外交话语之所以能够得到较好的建构和传播，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充分利用传统外交话语平台和场域，同时营造和开发新的外交话语平台与场域。日内瓦会议是传统外交话语平台，虽然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把持，但也要积极参与充分利用，更重要的是，新中国运用了万隆会议这样全新的外交场域和话语平台。召开万隆会议倡议是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主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问题，新中国紧紧抓住这一机会，将其打造成表达和传播新中国外交话语的主平台和新场域，新场域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摆脱传统场域势力的控制，较好实现外交话语表达和传播主动权，如美国企图在万隆会议上挑拨离间，但这不是他们主导的旧平台，他们的话语霸权受到了约束甚至抵制。这就是开发新的外交话语平台与场域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启示。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万隆会议经验与启示时强调：“万隆会议是亚非人民团结合作的一个里程碑。”这里所说的里程碑就是亚非国家开辟了外交新场域，营造了外交话语新平台。
在全球化新时代，中国外交既要坚守和运用好传统场域与平台，更要注重开发新的外交话语场域和平台，特别是要通过全球治理创新的契机，以新兴市场国家为重点，开发和营造对话新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发扬万隆精神时指出：“中国将同有关国家一道，完善中国—东盟、中阿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平台”。“中国将继续推动南南合作及南北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两个新的空间格局下，需要开发与营造新的外交对话的场域和平台。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外交话语的垄断与霸权，加强中国外交话语的国际表达与传播。
（三)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话语策略艺术
新中国外交话语是在冷战的复杂环境下生成的，新中国面临的各种封锁与敌视是非常严重的，如何在坚持新中国外交话语根本立场和原则的前提下，以灵活机动的话语方式，争取更多友好力量，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话语霸权，是新中国外交话语建构的重要任务。历史证明，新中国外交话语建构取得了巨大成效，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话语策略，在原则性问题上，话语表述明确而坚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则以灵活话语方式进行表达。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莫洛托夫邀周恩来同艾登会见，几句对话充分体现了外交话语的精妙及其重大意义。艾登说：“英国是承认中国的，只是中国不承认我们。”周恩来回应的话语非常巧妙：“不是中国不承认英国，而是英国在联合国不承认我们。”艾登说：“英国对中国也有不满意的事，不过今天我们在一起共餐，我不想提这些事了。”这段对话，有着很强的话语策略与叙事时空逻辑，艾登把反对中国的原因归结于中国，说是中国不承认英国，周恩来没有直接反驳，而是将叙事空间转移到联合国，因为英国在联合国不承认中国，责任在英国方面。艾登听了之后，马上将叙事时间进行了转移，迂回到过去，“英国对中国也有不满意的事情”，有了过去的铺垫之后，艾登又回到现实，态度有了积极变化：“我不想提这些事了”。不想提不满意的事了，而是想朝前看、讲新话。在这种话语之下，中英双方进行了交流并达成了一些共识，自此之后，中英关系逐渐升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在今天复杂国际形势下，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话语霸权，中国外交话语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显得更为必要。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三次重大外交活动建构和生成的外交话语，奠定了新中国外交话语的正确方向与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新中国外交话语不断创新发展，内容不断深化、形式不断丰富，先后形成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话语体系、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话语体系、习近平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包括外交话语建构在内的外交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正义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习近平总书记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在新中国外交话语建构史上的重要意义有着深刻论述：“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同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共同讨论政治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停战问题，展现和平精神，为世界和平贡献了中国智慧”。“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所确立的外交话语理念与方针，同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话语联系起来，充分说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三次重大外交活动在新中国外交话语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谢迪斌，法学博士，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潇潇，博士研究生，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理论与实践研究”（19JZD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