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964年中法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便始终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前列，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近十年来，国内学界关于当代中法关系史的研究呈现全新面貌，主要表现在中法建交、中法关系发展历程等传统问题上的研究内容趋向细化，研究视角更加多元；中法经贸关系、中法人文交流等重点问题的研究有序推进，相关成果显著增多；涉及“一带一路”框架、中法关系未来走向等问题的研究成果频现，紧跟时事热点和前沿领域。目前当代中法关系史研究尚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学界应进一步强化当代中法关系史的整体性、综合性研究，拓宽当代中法关系史的研究范围，加强中法关系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增进国内外学者间的对话与交流，以成果和方法的创新推动当代中法关系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中法关系；中国；法国；研究述评
60年前的中法建交是中法关系史上的大事。中法两国自建交以来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双边关系一直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前列。2024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建交60周年招待会上发表视频致辞中强调：“中法关系的独特历史塑造了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互利共赢的‘中法精神’。面对新时代的风云际会，中法应当秉持建交初心、积极面向未来、敢于有所作为”。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当代中法关系史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却缺乏基于学术史层面所进行的细致梳理和评述。鉴于此，本文试就此做一梳理，纰漏之处，恳请方家补正。
一、研究概况
近十年来，当中法建交迎来逢五、逢十周年，学界都以此纪念性契机召开相关的专题研讨会和学术交流会，引发各界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在广州中山大学举办的“中法关系与交流”学术研讨会上，中法两国学者就中法关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流以及双边关系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探讨，一些重要论文和特约稿件在会后被辑录进《中法关系与交流》论文集中。2019年是中法建交55周年。为此，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外文局与法国桥智库联合承办了中法文明对话会。中法两国政府政要、人文领袖和专家学者聚焦中法文化及世界价值、传统文化保护与现代文明发展、文明多样性与世界多极化等议题，为推动中法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坦诚对话、深入探讨并达成广泛共识，其中36篇文稿收录在会后出版的《文明交流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9·中法文明对话会论文集》中。2024年5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新华社研究院联合主办了“红厅论坛·巴黎对话会：中法文明交流互鉴与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些颇具代表性的专题研讨会及会议论文从一定层面上反映了学界近十年来关于当代中法关系史研究的关注点。
除举办专题研讨会，国内学界还出版了一系列研究著述。有著作在选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中法建交作为时间节点对建交前后的中法关系开展研究。例如，李洪峰的《穿越风雨的中法关系（1949—1980）》一书依托法国外交部开放的档案和学界既有成果，梳理了1949—1980年的中法关系，并对中法关系中存在问题的历史根源进行探究。姚百慧的《冷战时期中美法关系研究》一书根据冷战史相关文献资料，研究了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美国、法国之间的各种关系。黄庆华的《中法建交始末：20世纪40—60年代中法关系》一书在充分搜集、整理和利用国内外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20世纪40—60年代中法关系发展的曲折过程和复杂背景。另外，姚百慧编的《中法建交多国档案选编》汇编了中、法、美等国家反映中法建交内容的档案，对于进行中法建交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陈敦德的《外交核爆：中法建交纪实》一书则以纪实的手法描绘了中法建交过程。中法人文交流是当代中法关系史的研究著述中一大重点领域。高毅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法国文化交流史》一书历时与横向并存，梳理了中法文化交往的历史轨迹，并论述了从17—18世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一直到近期的中法文化的融会过程。戴冬梅的《中国法语传播史》一书从法语在中国传播的视角探究了中法文化关系史，进一步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对象。曹慧的《中法跨文化交际研究》一书则从多角度对法国文化本身或中法文化对比展开分析，并探寻中法文化交流互鉴，相互取长补短的可能。
学术论文是当代中法关系史研究的另一重要载体，相较于著述和会议形式具有成果数量多、更新快、视域广泛等特点。当代中法关系史作为一个综合性概念，主题涉及中法建交、中法关系发展历程、中法经贸合作和中法人文交流等方方面面，在近十年间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含学位论文）多达百余篇。以下就近十年来当代中法关系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及观点进行评述。
二、若干重点研究问题
近十年来，在总结和吸收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国内学者一方面继续深耕中法建交、中法关系发展历程等传统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又加强对新的研究领域的探索，推动当代中法关系史向更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层次拓展。
（一）中法建交的原因分析
中法建交的原因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内容。近十年学界继续从外交政策、国际环境、国家利益等角度探究中法建交的原因，尽管在具体观点上仍存在分歧，但一致认同中法两国各自调整外交战略促成了中法建交。
例如，姚百慧考察了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期间同中国领导人的历次会谈详情，并对中方外交战略调整与对法政策之间的关联进行研究。他分析指出，尽管中法两国在外交策略上各有侧重，但在追求独立自主的外交、冲击美苏把持的两极格局上具有一致性，最终为中法建交奠定了基础。高嘉懿认为，1961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中法两国的外交接触和磋商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正出现转向，揭示出中国在当时已经采取后来被称作“两个中间地带”的外交战略。黄庆华认为，法国决定承认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既是其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体现，也是戴高乐主义在法国谋求世界大国地位和重返东南亚的战略中的具体实践。
近些年来，还有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中法建交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例如，孙君健等认为，中法两国对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反对态度与应对措施充分展现出两国发展独立核力量的共同诉求，中法两国核政策和发展独立自主外交的一致性成为推动中法建交的直接因素。王加丰基于文化心理视角，指出戴高乐采取与中国建交的外交政策固然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但也受到戴高乐个人的价值观或他对中国的特有看法的影响。还有学者采用博弈论解析了法国与中国建交的路径选择，认为法国在与中国建交的博弈中采取了先动占优的策略，充分凸显了戴高乐政府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特点。
（二）中法建交的谈判过程
中法建交谈判是新中国先谈判后建交模式的成功实践。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中法建交的谈判过程进行了多维视角的考察。一方面，部分学者对中法建交谈判中的关键议程进行了专题考证。如姚百慧对中法建交谈判中的《中法建交公报》的形成进行考释，指出在是否要在公报中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表述上，中方拟定了互换照会、发表联合公报、分别发表公报、发表公报加中方解释四种方案，中法两国最终就最后一种方案达成一致。姚百慧还对中法建交谈判中的伯尔尼会谈进行回顾，指出中法两国在伯尔尼会谈中就建交的具体形式、建交公报的措辞、发表公报的时间、确认谈判结果等内容进行谈判，并用“速决为宜”形容中国政府在伯尔尼会谈所采取的外交方针。另一方面，还有学者对中法建交谈判的历史过程及经验进行了探讨。如黄庆华依托多国档案对1963—1964年中法建交的多轮谈判进行考察，认为中国将法国政府与台湾当局“断交”、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作为建交的基本原则；而法国则希望在与台湾当局“断交”和联合国席位问题上不做任何承诺的情况下，争取实现同中国“无条件”建交。经过多轮谈判后，中方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适当照顾法方感受，最终促成中法建交。高嘉懿从法国议员视角出发对中法建交全程进行回顾，认为法国议员在其中起到了先行探路、传递消息、维系联络的良性作用，但这种良性作用是在议员自主意愿、法国政府态度与中国政府对策的三方合力下产生的。付文谦概述了中法建交谈判全过程，认为中法两国谋求建交的过程展现出两国独立自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外交精神。
（三）中法建交中的台湾当局与美国因素
美国和台湾当局是中法建交中的主要阻碍因素。近十年来，国内学者以美国政府、法国政府、台湾当局等多方档案资料为依据，分析了三方围绕中法建交问题的复杂关系。有学者研究了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在中法正式建交前夕的干涉行为，认为台湾当局围绕中法建交问题的对美交涉有三大目标：一是尽力联合美国向法国施压，要求法国不承认或拖延承认新中国；二是让美国协助台湾当局进一步拓展“外交”舞台，阻挠其他国家跟随法国；三是坚决同美国的“两个中国”设想做斗争。有研究者指出，法国与中法建交之前的十几年里对台湾当局的态度始终是似有若无的，而台湾当局时刻害怕法国承认新中国，每当有传闻出现便会四处打探或追问法国政府是否属实。还有研究者对1956—1961年间台湾当局对法国的宣传活动进行了考察，指出台湾当局曾雇用法籍记者白勒德为联络员在法国为其宣传，希望通过宣传工作改变法国政府承认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宣传效果有限。
中法宣布正式建交后，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反应强烈并进行干涉。有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姚百慧以台湾当局对法“外交”为主线深入分析了台湾当局和法国政府交涉的具体过程，认为台湾当局从确知中法建交的消息到台湾当局和法国政府“断交”的十余天时间里，对局势的判断经历了从消极到积极再到消极的起伏变化，其相应的政策也经历了从采取强硬“断交”措施到暂不“断交”、力图阻止中法互换使节再到被迫同法“断交”的过程。翟强根据美国政府档案和蒋介石日记考察了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对中法建交的反应，认为美国政府非常担心中法建交产生的示范效应，害怕西方国家及非洲独立国家纷纷效仿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政府一方面敦促盟国不要步法国的后尘；另一方面，让蒋介石保持忍耐，不提出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
（四）关于建交以来中法关系的宏观研究
近十年间，国内学界对中法建交以来的双边关系发展进行长时段或阶段性的研究，探讨了中法关系的演变轨迹和规律。例如，居伊从社会政治基础出发对中法建交50年历程进行概述，认为基础扎实的中法关系得益于具有相似性、亲密性、创新性和战略性的社会政治基础，并对于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行了一番思考。罗国祥将中法关系的发展历程同两国传统文化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认为中法关系是当代不同意识形态间相互包容、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典范。而这种国际关系实践源于两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自由、平等、博爱”和“仁者爱人”“求同存异”等观念。还有学者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法关系的风雨与波折，并论述了中法关系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所起到的示范作用。
由于国际形势、国内因素及法国元首个人因素的变化，中法关系呈现曲折中前进的发展态势。有研究者对不同阶段的中法关系展开具体研究。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积极发展法中关系，缔造了双边关系发展的黄金十年。罗国祥等认为，希拉克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理念中“和而不同”的思想有深刻的认识，他将中国视为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并将与中国发展全面的合作伙伴关系作为法国外交的重点。张寒指出，希拉克执政时期外交理念经历“戴高乐主义”“希拉克主义”以及希拉克外交新理念的转变，促进了中法两国关系的发展。
希拉克的继任者萨科齐执政时期的中法关系出现一系列波动。陈新丽将萨科齐执政时期的中法关系分为平稳阶段、动荡阶段、恢复阶段、新发展阶段，认为萨科齐执政后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从指责挑衅转向务实合作的历程，逐渐向希拉克时期对华政策靠拢。唐雯则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角度分析萨科齐时期的中法关系如何从紧张回归合作，试图为中法关系的良好发展探寻方向。
奥朗德担任法国总统期间，中法关系实现高水平稳定健康发展。关于奥朗德执政时期的中法关系研究中，王毅指出，法国总统奥朗德执政之初便展现出与前任总统萨科齐不同的外交风格和政策，在低调中积极进取，在聆听中更趋务实，在合作中寻求独立。郑腊香等认为，奥朗德上台后为实现中法经贸关系的再平衡，将经济外交作为其对华政策的核心，在经济上采取一系列举措，希望借助中国解决法国国内经济问题，提高法国的地区影响力，并促进与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战略合作。尽管法中经贸关系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存在片面性与矛盾性的局限性。王朔从经济层面和战略层面对奥朗德的对华政策进行解读，认为奥朗德将法中关系放在仅次于法德关系的第二位并拉近中法两国的距离。
马克龙于2017年就任法国总统并于2022年获得连任，关于马克龙执政后的中法关系成为近些年来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王鲲对马克龙执政以来的法国对外战略进行研究，指出马克龙执政以后的中法关系呈现稳中有进的走势。中法两国在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在政治互信、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武亦文等认为，马克龙在首个任期内与中国在各领域、多维度展开合作，使中法双边关系呈现出延续性与开拓性共存的特点。但是良好的双边关系难以掩盖马克龙对华政策的双面性和复杂性。平浩东对马克龙2023年访华之行进行评价，认为马克龙于美国“围堵中国”之际访问中国，实现了中美博弈以外的外交突破。而马克龙强调不做任何大国的附庸则寻回了戴高乐“独立自主”的主张。还有学者将马克龙执政时期的中法关系评价为在起伏中向前进步，在竞争中实现合作，在博弈中实现双赢。
（五）中法经贸关系
中法经贸合作是维系中法关系的压舱石，也是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引擎。近十年学界关于中法经贸关系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中法经贸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两个方面。
关于中法经贸发展的历史，有学者从宏观层面梳理了中法贸易的发展脉络。邓芸认为，中法贸易发展脉络开始于国家建交、发展于国家层面合作与法国企业投资中国，总体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法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与发展是中法关系日益紧密与中法贸易保持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刘学峰阐述了中法经贸的历程、影响和潜力，认为中法两国应从根本上促进贸易结构升级，妥善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还有学者从微观层面对中法经贸史上的重要事件进行探究。例如，周磊考察了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大规模进口法国工业技术和成套设备情况，认为这次引进不仅改善了中国工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还重振60年代低迷的中法贸易，并对日后的中法经济关系和中国改革开放均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于中法经贸关系的现状方面，有学者引入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对中法经贸合作现状进行考察，体现出近些年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趋势。例如，金瑞庭根据数据分析了中法双边经贸合作的现状和特点，认为中法双边经贸合作呈现双边贸易发展迅速、贸易结构产生新变化、双边投资稳步增长、技术合作迈入新阶段和双边合作机制走向深入的特点。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结构失衡导致外贸逆差、创新滞后导致优势不足、市场封闭导致利益受损等问题。段小梅等应用协整方程、脉冲响应函数等动态计量经济研究方法，分析了法国在华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效应，并指出中法经贸合作在未来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还有学者关注了中法经贸合作中具体产业的现状。例如，张婧研究了中法农产品贸易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建议。田常清等则根据国际权威指标研究分析了中法两国的双边图书贸易情况及两国之间图书贸易的互补性。
（六）中法人文交流
中法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是维系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2014年建立的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更是推动了中法人文交流进一步发展，使中法两国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取得丰硕的合作成果。在中法人文交流的研究中，王战等以中国、法国、非洲三方人文交流为中心，对中法非人文交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构建进行了研究。张亘等探析了中共十八大以来中法人文交流的演变态势和动因，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中法人文交流呈现为上升—阻滞—再发力变向的线性特征。还有研究者指出，在建构和传播中法人文交流机制的形象时，应该充分考虑和重视法国作为人文交流对象国的心理接受过程的认知、情感和评估三个层面。
有学者认为，法国国内关于中法人文交流的报道出现“泛政治化”倾向。例如，程平分析了法国智库对中法人文交流的认知倾向，指出法国智库对中法人文交流的关注不足，呈现“泛政治化”和实用主义两种倾向。章睿通过对法媒《世界报》关于中法人文交流的报道进行定量和定性的研究，认为尽管《世界报》中法人文交流有关报道比较友好，但其相关报道中的批判框架都与政治有关，因此出现“泛政治化”倾向。为了化解法国对中国的误解和疑虑，应重视中法两国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
还有学者对中法教育合作和中法人才交流等热点问题予以关注。例如，马仁锋等对中法高等教育合作历程和结构进行研究，并针对中法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未来，提出推进与法国一流院校、一流学科的合作办学，引进法国高等教育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国际化专业教师队伍和建立多维国际合作办学评价体系等建议。刘天乔等分析了中法高校合作交流的“跨文化”现象，建议中法两国应共同致力于调适双方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从而寻求最大程度的共性，促进中法高校合作交流的健康发展。还有研究者从人才交流合作评估指标和指标数据来源两方面提出了中法人才交流合作的研究方法，并将其应用于中法人才交流合作现状研究之中。
（七）“一带一路”倡议与中法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法关系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对“一带一路”倡议与中法关系的研究成为近些年来的新兴领域。
一方面，有学者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在法国的传播和认知状况。例如，郭琳根据法国智库分析结果指出，由于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对法国投资较少，法国政府对该倡议立场尚不明晰，总体上持保守的态度。鞠雪霞等对真实语言数据加以分析，认为法国媒体既肯定“一带一路”加强经济联系的愿景，又表达出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上的担忧。赵惠冉等探析了中法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并从信息获取、价值观念、历史经验三方面总结了造成这种认知差异的原因。还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代表的是中国提出的一套新的全球治整方案，与法国对前殖民地的旧治整方案极为不同，引发了法国自身与第三世界在打交道方向上的反思。
另一方面，还有学者探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法关系的影响。例如，王战等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法关系发展对中法人文交流的影响，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法两国人文交流的发展是促进两国人民民心相通建设的关键，也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曾晓阳等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法关系不会走向以遏制和反遏制为主题的“准冷战”态势，而是更倾向于对话，建立合作性博弈的互利共赢关系。
（八）中法关系未来走向
中法关系的未来走向一直是当代中法关系史的重要研究领域。近些年来，有学者对中法关系前景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预测，进一步推动了中法关系未来走向的研究进展。例如，郝梦圆等认为，中法两国在多领域交流为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提供了契机。但是法国追求“战略自主”受到国内政党碎片化、中美战略竞争和欧洲内部分歧等重重阻力，难以推动中法关系持续改善。张骥研究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对中法关系的结构性影响，认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法应该成为推动国际关系创新的伙伴，以创新、责任、共赢的精神，推动构建平衡的新型大国关系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供给和新的国际制度供给，推动构建新型文明关系和观念创新。杨成玉则基于法国大选结果对中法合作前景进行判断，指出中法两国未来有望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平稳推进务实合作，激活绿色领域合作新增量，继续在双边、中欧、全球层面开展密切协调。还有学者认为，面向未来，中法两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发展双边关系，以中法关系的稳定性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在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法国也对该地区战略进行相应调整，如推出法国版的“印太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对未来中法关系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一些学者对这些问题予以关注。例如，王传剑等解析并评估了近年来法国的南海政策变化，认为其目前尚未对中法关系产生明显的消极影响，但也不能排除法国越过中国底线进而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的可能性。赵怀普对法国介入印太安全事务的路径、动因和制约因素进行研究，指出法国对印太地区的介入对中法关系具有一定的影响，认为中法两国可考虑就印太事务进行对话，以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的繁荣稳定。
三、对近十年来当代中法关系史研究的思考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学界关于当代中法关系史的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研究范式日趋多元，研究视野也越来越广阔。从学科发展整体态势来看，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对中法建交、中法关系历程等传统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国内学界通过对史料的补充和深度解读，以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对中法建交、中法关系发展历程等传统问题中的既有观点进行再探讨，提出了一些颇具启发意义的新观点。二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当代中法关系史的研究范围从以往的政治、外交领域逐步拓展到中法关系中的经济、文化、教育、媒体等领域。研究议题紧跟时事热点和前沿问题，“一带一路”倡议和媒体视域下的中法关系研究成果频现，体现出学界通过历史研究积极回应现实问题的努力。三是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态势愈加明显。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在对中法经贸关系、中法人文交流等现实问题进行研究时，在历史学的传统研究范式基础上应用了统计学、市场学、教育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使得研究成果更具有创新性和应用性。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与中美、中俄、中日等双边关系研究相比，中法关系研究成果较为薄弱，在具体研究中尚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深化。
首先，当代中法关系史的研究范围有待进一步拓宽。从研究的时间跨度来看，近十年关于中法关系的历史长时段研究聚焦于中法建交至冷战结束这一历史阶段，而针对冷战结束后尤其是最近十年的中法关系的宏观性研究尚显薄弱。相关成果多局限于“短时段”的单独考察，或是某一历史事件“一事一议”的个案研究。为防止研究陷入“碎片化”和“片面性”，应延展当代中法关系史研究的时间跨度，将最近几十年中法关系史置于当代中法关系史的整体研究范畴。另外，从研究的学科领域来看，尽管学界在中法经贸关系、中法人文交流等主要议题上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涉及军事、环境、医疗等其他领域的成果仍显薄弱。在研究的综合性、全面性上仍有待加强。应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使当代中法关系史研究覆盖更多现实领域。
其次，当代中法关系史的相关史料亟待进一步挖掘和整理。近十年来，学界关于当代中法关系史的相关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利用程度仍然不够，特别是法国方面的档案资料。今后，学术界应进一步挖掘、整理和分析国内外的相关史料，在爬梳国内档案文献的同时加强对法国国家档案馆、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等国外档案馆馆藏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推进对国外史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同时为消除史料失真、失准对研究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应当注重对国内外新史料与已有史料之间的甄别比较、互为佐证、融会贯通，以期为当代中法关系史研究提供坚实的史料支撑。
再次，国内外学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有待进一步加强。近些年来国外学界聚焦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法经贸合作、中法人文交流等问题并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然而国内学者对于当代中法关系的国外研究动态关注较少，且由于价值观念、语言差异、信息获取等因素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在一些学术观点上存在一定的认知差异。为此，国内学界应通过构建国际化学术平台加强同国外学界的学术交流，实时追踪当代中法关系史研究的海外进展和前沿热点，实现学术上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国内外学界还可通过学术会议、成果译介、联合研究等方式，共同努力研究具体问题并凝聚学术共识，尽可能地弥合中外学术界的认知差异，推动当代中法关系史研究向更为客观、全面的方向发展。
最后，运用大历史观不断深化当代中法关系史研究。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动荡变革的国际局势为中法关系发展带来更多的风险与挑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法关系的深入稳定发展需要从两国关系发展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中法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对当代中法关系史研究提出更高要求，学界应运用大历史观不断深化学科研究视野，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深刻揭示中法关系发展的历史规律，从而掌握历史主动为双边关系发展谋篇布局，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朝着稳定、互惠、开拓、向上的大方向行稳致远。
回望60年风雨历程，中法两国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前列，为中法人民带来福祉，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面对中法关系的未来，学术界应持续拓宽研究范围、稳步推进史料创新并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推动当代中法关系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在梳理双边关系发展脉络中深刻把握其中蕴含的历史规律，从而掌握历史主动为中法关系的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引和遵循。
［作者简介］郭永虎，历史学博士，教授，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卓亚，博士研究生，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