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小平外交思想是在继承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实践中形成的，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回答了如何科学判断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正确制定中国的外交政策、恰当指引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前途三大问题。究其所以然，“国际形势—外交政策—中外关系”三个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反映了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逻辑结构和内在规律。新时期中国外交实践证明，邓小平外交思想是英明正确的，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邓小平；外交思想；国际形势；外交政策；中外关系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在继承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实践中形成的，是新时期我国制定外交政策和指导外交实践的指南。笔者于2024年11月2日以“邓小平外交思想”为关键词精确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计有各类研究成果46篇，其中学术期刊论文40篇、硕士学位论文5篇、会议专辑论文1篇。可见，现有以“邓小平外交思想”为主题的研究成果总量偏少，CSSCI期刊论文仅有17篇，且大部分发表时间是2004年之前，缺乏博士学位论文等研究成果。实际上，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回答了如何科学判断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正确制定中国的外交政策、恰当指引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前途三大问题。笔者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拟对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深入探讨，以期为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学术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一、新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

　　科学判断国际形势是中国制定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的重要依据。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时代特征、世界格局作出了深刻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科学论断。这些科学论断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据。

　　（一）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

　　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都是各国观察和分析国际形势要考虑的首要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泽东就提出：“世界上的反动派是要搞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的危险是充分存在着，但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中期，中国的周边环境和整个国际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重新估计了国际形势特别是战争的可能性，认为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甚至迫在眉睫。为此，中国不得不做最坏打算，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从各方面做好应付大规模侵略战争乃至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准备，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推进一二三线建设布局。在处理战争准备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时前者常常被优先考虑，把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战争准备之中，这对经济建设和其他各方面工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运用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分析国际形势，提出了世界和平力量团结起来可以制约世界战争爆发的观点。1974年4月，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指出：“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他还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基于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邓小平认为，作为第一世界的美苏两国，在争夺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没有完成以前，直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小，第三世界国家和第二世界国家可以联合起来反对乃至阻止战争。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分析国际形势，认为“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邓小平关于世界战争可被制约、可以延缓的观点，在当时备受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后，邓小平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中国争取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有可能的。198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时说，中国“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来发展，我们太穷了，要改变面貌”。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指出：“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改变了原来对“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判断，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强调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由此可见，为了回答新时期中国发展究竟面临什么样的国际环境的问题，邓小平关于争取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思想初步形成。

　　邓小平关于新时期中国发展可以争取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思想，是借鉴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对当时国际上各种力量和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

　　首先，因为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第三世界如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是反对战争威胁、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如西欧、东欧国家以及日本与美苏也存在矛盾，第一世界的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也不支持战争，世界和平力量团结起来可以制约世界战争。其次，因为美苏两国之间形成了大体的战略平衡。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美苏呈现一种均势状态，虽都具备毁灭对手的力量，但都没有完全消灭对方而保存自己的绝对优势，这种平衡限制了美苏直接冲突引发世界战争。最后，因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上升。彼时，发达国家都在致力于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发展中国家都希望维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发展本国经济、提高民生水平，科技进步、国际经贸、人员交流加强了世界各国的利益交织，各国经济相互依存降低了世界战争的爆发风险。

　　（二）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论及和平与发展问题。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缅甸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山友时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而且，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并认为它“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重申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还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共十四大之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提法持续了数十年之久。“所谓时代主题，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由世界主要矛盾所决定，反映世界基本特征并对世界形势走势有全局性影响和战略性意义的问题。”分析“时代主题”，旨在认清特定历史时期与世界的主要矛盾、基本特征、形势走势紧密相关的世界问题。

　　邓小平提出“世界主题”“时代主题”等概念，都表达了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特征的外交思想，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这一思想紧扣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形成了对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邓小平关于时代特征的提法被表述为“世界主题”“时代主题”等不同概念，但是这些概念论述的主要问题都是和平与发展及其关系问题，抓住了错综复杂、变化莫测的世界主要矛盾、时代主要特征。

　　第二，这一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转移工作中心提供了时代依据，改变了之前对世界战争迫在眉睫的判断，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长期的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只有争取长期的世界和平才能实现中国自身的发展，为新时期中国做出集中力量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提供了时代依据。

　　第三，这一思想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问题提供了行动指南。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坚持做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为了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努力促进南北对话，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与共同发展，积极做世界发展的贡献者。冷战结束后，中国主动摒弃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思维和做法，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顺应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确立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

　　（三）世界格局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

　　世界格局在20世纪经历了四次重大变化，每二三十年发生一次重大变化。第一次重大变化，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它的形成标志着美国开始取代英国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的首要代表。第二次重大变化，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雅尔塔体系”，其后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冷战对立的世界格局。第三次重大变化，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走向破裂，逐渐形成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两极格局。第四次重大变化，是1991年两极格局因为苏联解体而烟消云散，逐渐形成了美国独大的多极化世界格局。回溯20世纪，世界格局虽经历了四次重大变化，然而美国保持世界第一大国的国际地位始终未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若做历史溯源必参考之。

　　面对两极格局解体的世界形势，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的应对方略。1990年3月，邓小平在住地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谈话时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在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关头，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论述了“社会主义本质”，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分析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等。同年秋天，中共十四大胜利召开，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应对方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推进21世纪。

　　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深层次原因是以科技为战略支撑的各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升降变化。科技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系列科技发现与科技创新，科技革命的突出功能是极大地延拓了人类的体力与脑力边界。

　　笔者认为，最近300年，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五次科技革命：18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19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电气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信息互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21世纪2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五次科技革命。前两次科技革命极大地延拓了人类的体力边界，成就了英国“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后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延拓了人类的脑力边界，标志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且以加速度方式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并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美国保持其世界第一大国地位百年未变，与它在第二至第五次科技革命中保持领先地位有直接关系。1978年3月，邓小平在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时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0月，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因此，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支撑的国家综合国力的升降变化是引起世界格局重大变化的深刻原因。

　　二、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是载于现行宪法序言中的条款。新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提出的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坚持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等外交思想上。这些外交思想从国内外形势出发，从要不要对外交往、与谁交往、怎样交往三个方面，为新时期中国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和平友好合作互容的外部环境。

　　（一）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一个国家是闭关锁国还是对外开放、是被迫被动对外开放还是独立自主对外开放，是该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体现。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但是，怎样对外开放只能一边实践一边总结。第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是以四个经济特区为窗口率先拉开大幕的。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将广东、福建设置的“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样，经济特区建设正式通过立法程序确定下来。此后，逐渐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的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格局。第二，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坚持社会主义并行不悖。1982年4月，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我们坚持对外开放，但是终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1986年12月，邓小平同胡耀邦等谈话时指出：“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充分表明，对外开放政策逐步成为基本国策。

　　从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对象看，既包括发达国家和地区，又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第一，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开放。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管理经验，需要向发达国家相关人士讲明原委。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民间人士代表时指出：“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第二，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开放。中国一贯重视推动南南合作，邓小平在会见发展中国家客人时及时解释新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1987年6月，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斯特凡·科罗舍茨时指出：“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

　　从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目的看，它为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服务。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擘画了中国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第一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90年代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基于新时期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安排，对外开放政策呈现出两个特征。第一，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基本国策。1984年10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说，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不但本世纪不变，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也不会变”。第二，它服务于新时期中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1986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时指出，中国“实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中叶的两个目标，关键是坚持开放政策”。因此，对外开放是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鲜明标识，面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旨在服务中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新时期中国调整了过去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对外交往的对象更加多样，即“主张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不计较历史的恩怨，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中国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新时期中国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发展与世界大国的关系、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等。

　　与世界大国的关系方面，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平相处。1975年5月，邓小平在法国出席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举行的欢迎宴会时指出：“中法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是我们都愿意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1989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时指出：“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1990年3月，邓小平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谈话时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国际政治走向受世界大国影响巨大，美国、苏联（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世界大国占据世界经济、科技、军事的优势，与世界大国和平共处成为中国外交的关键。

　　中国是世界上周边邻国较多的国家之一，积极发展与周边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在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方面，中国努力维护睦邻和平和周边稳定。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吴山友时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1988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指出：“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与第三世界国家即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外交工作的基本立足点。第三世界国家是参照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相对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中发达国家而言的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是参考一国的经济、科技、军事、综合国力等发展程度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的不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是不同语境下不发达国家的指称。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若昂·菲格雷多，在谈到中国对外政策时指出：“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1990年5月，邓小平会见埃及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在谈到如何解决国际关系问题时指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相处，相互合作。”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也属于发展中国家，关心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既是关心其生存与发展，也是关心自己的现在与未来。

　　新时期中国发展同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意义十分重大。首先，中国积极发展与世界大国的关系，实现了自身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与发达国家广泛深入开展经济、技术、资金、管理、人员等各方面交流合作，学习借鉴其科学技术、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先进经验，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其次，中国十分关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形势动态，有效维护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和平安宁。中国与陆海邻国唇齿相依，积极发展与周边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为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长期和平的周边环境。最后，中国在新时期外交实践中形成了外交总体布局。2006年8月，中国明确概括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这一概括的实践基础正是新时期中国外交实践，即发展与世界大国的关系、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再加上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的结果。

　　（三）坚持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坚持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既有独立自主的一以贯之，又有具体政策的灵活多样。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联合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反对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战争政策。20世纪60年代，由于苏联推行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中苏关系日益走向恶化。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侵略扩张、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主义政策。70年代，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苏联从北、南、西三面包围中国，中国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以及“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构想，这实际上是在坚持独立自主前提下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反对苏联称霸世界，维护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80年代，中国为了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变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坚持在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关系，中共十二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并将此写进1982年宪法。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围绕中国坚持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观点。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若昂·菲格雷多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1985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吴奈温时指出：“我们过去曾说过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种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还写进了中共十三大报告，即“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新时期中国坚持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立场鲜明、内涵丰富、特色突出。首先，把国家独立、主权、安全放在第一位。对一切国际事务，中国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其次，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中国在国际上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信邪，不怕鬼，不屈从任何超级大国；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时，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社会制度的异同来决定国家关系的好坏亲疏。最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在原则问题上，坚定立场，旗帜鲜明，信守承诺，说话算数，不怕压力，敢于斗争；在策略问题上，权衡利弊，不失灵活，注意把握好斗争的时机和分寸，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三、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前途

　　新时期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极大地拓展了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广度、深度和密度。邓小平先后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前途依然一片光明，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思想观点，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前途指明了方向。

　　（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新时期中国承诺不搞霸权主义，对外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社会主义同霸权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中共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今天世界人民最重要的任务。”1985年6月，邓小平和胡耀邦等接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并发表讲话，指出：“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新时期中国团结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若昂·菲格雷多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1985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首相、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费利佩·冈萨雷斯·马克斯时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国际和平环境。不仅是十年八年的和平，也不只是本世纪的和平，还要着眼于下一个世纪的和平。”1986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霍克时指出：“中国把自己看成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但是究竟能为世界持久和平发挥多大力量，还要取决于我们发展的程度。”

　　新时期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也顺应了时代潮流。首先，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新时期中国反对霸权主义意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国家、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庄严承诺自己永远不称霸，通过自己的发展增强和平力量，坚定地和一切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站在一起反对霸权主义，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其次，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发展，新时期中国维护世界和平旨在促进共同发展。近代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内外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时期的中国，迫切需要争取长期和平来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渴望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实现自身的发展，改善自身生存发展的条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明晰了逻辑理路、回应了时代主题。

　　（二）社会主义前途依然一片光明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1989年6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9月，邓小平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会谈时指出：“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指出：“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邓小平的多次讲话表明，他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有多种原因。首先，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从一国走向多国，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一员。虽然在前进道路上遇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严重挫折，但是，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其次，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自觉自愿作出的历史选择。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各界人士尝试过多种救亡图存的革命或改良活动，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被近现代中国历史证明了的基本规律。最后，中国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然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从中共十三大到中共二十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八次列入党代会报告的题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新时代，中国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三）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其特定内涵，即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与友好合作；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要解决南北问题，谋求各国的共同发展与繁荣。1988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拉吉夫·甘地时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990年3月，邓小平同江泽民等中央领导谈话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在邓小平看来，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需要同时考虑、不可偏废，其目的在于解决和平与发展的世界问题，实现政治和平稳定、经济公正合理。

　　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关键是实现发展，要反对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旧秩序。1974年4月，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剥削，使得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1975年5月，邓小平在访问法国，在会见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时指出：“第三世界要求改变旧的经济秩序，建立一个合乎现在实际的新经济秩序”。1982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指出：“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要实现公正合理的共同发展，缩小南北国家的发展差距。

　　推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关键是促进和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实现各国和平共处。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拉纳辛哈·普雷马达萨时指出：“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8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亨利·基辛格时指出：“现在需要国际政治家来考虑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这个问题。”推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针锋相对，追求建立和平稳定的国际关系。

　　总之，新时期中国外交实践证明，邓小平外交思想是英明正确和富有远见的，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时代主题发生转变，国际形势风起云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础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实行对外开放，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理论联系实际过程中创立了邓小平外交思想，回答了如何科学判断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正确制定中国的外交政策、恰当指引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前途等三大问题，究其所以然，“国际形势—外交政策—中外关系”三个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反映了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逻辑结构和内在规律。发现这一结构和规律，对于总结梳理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陈宗海，历史学博士，教授，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