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三世界因素在毛泽东国际战略调整中的作用以及战略调整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毛泽东国际战略的逐步调整，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认识中应对客观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也是在此背景下积极打开外交新局面的主动尝试。这个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仍然包含他典型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有着对世界革命的热切期盼，体现出国际主义的崇高风范。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以及它们同中国的交往，对毛泽东国际战略的逐步调整直至根本转变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一，第三世界力量的兴起，使毛泽东过于乐观地估计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作用，这是他逐渐改变对国际格局判断的原因之一。毛泽东对于国际格局的最初判断始于1948年提出来的“中间地带”理论，认为两大阵营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到50年代中期，由于同亚、非、拉民族民主国家的交往日益增多，毛泽东又重提“中间地带”。随后，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毛泽东从战略高度揭示了当时世界的基本矛盾和各种力量的对比。他认为在中东地区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3]。1957年，毛泽东开始将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看成是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另一种力量，号召“两种力量的团结”[4]。1962年，毛泽东更为乐观地估计第三世界反帝的革命要求，又对“中间地带”理论作了新的补充，认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5]。1963年又概括为“两个中间地带”或“两个中间世界”：第一个是亚、非、拉，第二个是欧洲、北美、大洋洲及日本。而中国属于第一个“中间地带”。这就是日后中国将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作为自己外交的基本立足点的开端。“两个中间地带”思想可以说是毛泽东“三个世界”思想的雏形。他此时的“第一个中间地带”已经和他70年代初所指的“第三世界”内容基本重合。当然，毛泽东对于国际格局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的冷战背景、美苏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以及它们同中国的相互关系的影响，但是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以及毛泽东对它的乐观估计，同样也是值得注意的重要原因。对国际格局判断的改变是毛泽东70年代初国际战略转变的理论基础之一。
第二，第三世界同中国的友好交往，使中国外交进一步突破了意识形态壁垒，为日后毛泽东国际战略的转变打下了一定思想基础。毛泽东这一时期所形成的世界革命理论已不同于原有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观点。不可否认，毛泽东对于当时第三世界的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和片面。他没有充分估计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中的复杂性，没有完全了解第三世界同原宗主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没有充分了解第三世界革命的局限性，没有看到当时世界总的趋势是在曲折反复中缓慢地走向缓和。因此，毛泽东这时候的革命主张过于激进。但是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解决的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民族解放问题”[1]。只是这种民族解放运动同资本主义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一样，“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支援”。他只是期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就，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来说，具有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2]。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广泛交往，开始突破意识形态壁垒，不再以一国的社会制度作为交往的界限，而将“反帝、反霸”作为国际统一战线的标准，客观上进一步明确了捍卫国家利益的外交最高原则，更深刻认识到在外交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因此，出自激进意识形态的调整却客观上奠定了现实主义国际战略的基础。
第三，第三世界与中国的频繁往来，使毛泽东的国际战略调整不断付诸实践，增长了中国灵活机动的外交艺术。十年中，中国对第三世界进行了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毛泽东国际战略调整也就是逐步调整对“敌、我、友”的分析、加强对第三世界关注和支持的一个过程。中国逐渐调整了对自身的定位，逐渐将自己归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而且是领导革命的重要一员。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中国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一度出现危机。但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迅速调整了外交政策，纠正了“左”的错误，这十年中国跟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总的来说发展是较好的。这是中国在冷战的背景中，寻求两大阵营之外的空间的一次尝试和练习。这次练习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一次突出表现。中国逐渐摆脱了原有僵化的外交方式，增长了灵活机动的外交艺术。因此，同第三世界发展友好关系可以说是毛泽东国际战略转变的一次演练。
因此，“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在毛泽东对世界格局的分析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同第三世界的交往，是中国开始新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一次尝试，使中国突破了原有的思维限制，成功地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获得了新的外交空间，为70年代初的进一步突破奠定了基础。虽然这次尝试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遭到了一些挫折，但是中国最终并没有再退回到原有的国际角色中去，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在此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因此酝酿了70年代初新的国际战略。这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国际战略调整的最重大的意义。这种国际战略的调整，对当时和日后中国内政外交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首先，国际战略的调整和对第三世界的支持和援助，使冷战中的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外找到了新的外交空间和革命力量。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当时就被称为“新兴力量”。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背景和中国所面临的局势作出的国际战略调整，虽然不免受到主观激进思想的影响，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当时的必然选择。在毛泽东新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指引下，中国找到了新的盟友，不至于在60年代艰难的国际形势下陷入孤立。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是中国与第三世界外交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中国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有了交往和联系；中国不遗余力地支持和帮助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在今天看来，中国这种先算“政治账”再算“经济账”、甚至不算“经济账”的做法似乎是不明智的。但是，当时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门外，跟两大超级大国都交恶，只有联合第三世界新独立的国家和革命力量，才能在国际上提高自己的地位、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才能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对于第三世界无私援助，才被当时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看作是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因此说，毛泽东国际战略调整的第一个积极作用是，为中国找到了新的“伙伴”。
其次，这个时期中国在同第三世界的交往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中，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中国开始作为第三世界的重要一员，勇敢地担当起自己的责任。中国不再作为某一联盟的成员、不再受到阵营的限制，而完全开始独立自主地处理国际事务，这为邓小平后来提出的“不结盟、不称霸”政策打下了基础。正因为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才使得中国在70年代初，走出了外交的困境，开始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获得游刃有余的有利形势。另外，中国对于第三世界的援助，也体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国际责任。中国即使在五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仍然真正做到了“在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神圣事业中……我们始终站在正义一边，同各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一起团结奋斗”[1]。体现了高尚的国际道义，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尊重。
第三，“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中国同第三世界的交往，固然是一种国际斗争的策略，但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国际主义精神。至于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它虽然是一种联合与斗争的策略思想，但是也服从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无论斗争还是联合，都是为了实现其革命理想，因此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帮助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斗争。
第四，由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日益激进，并且与国内“左”倾思想交互影响，最终在他的国际思想中形成了世界革命理论。这是以中国国内革命经验套解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而形成的“左”倾理论，导致中国60年代中后期外交方面的一些不适当的做法产生。同时，世界革命理论为中国人提供了一幅令人热血沸腾的革命前景，使国内政治经济朝着更“左”的方向发展。这是毛泽东国际战略调整的负面影响。
总之，“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毛泽东越来越多地关注第三世界，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交往逐步升级并且交往方式逐渐改变，最终形成了以第三世界为盟友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第三世界因素对毛泽东国际战略的调整起着重要作用。毛泽东对国际战略的调整客观上酝酿了70年代初国际战略的重大转变，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新的国际战略以及相应的外交实践，为新时期全方位的中国外交打开了局面，对新时期的内政外交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实习研究员 北京 100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