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

　　中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国外交战略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与美国和苏联两国关系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因此，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政策的内容受到中国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政策的影响，实际上是随着对美苏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的。

　　（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前沿。新中国成立时的《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执行联合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战争政策”。因此，中国对亚非拉国家政策在消除它们对中国的疑虑之后，由强调中国与它们共性发展为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的共同战略目的。毛泽东认为，东西方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美国反动派非常痛恨苏联，确实梦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由欧、亚、非三大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3]（P，59—60）这样，美国不仅是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者，而且也首先是亚非拉广大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利益的最大也是最直接的威胁者。于是毛泽东提出，“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美国是亚、非、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者的主要敌人，支持刚刚获得独立而受到美国威胁的国家是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

　　（二）“两面开弓”政策实施的主要地区。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在外交上不仅要反对美国对越南的入侵，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斗争，又要为清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呈现“两面开弓”的态势。因而中国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上也呈现出这种特点。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打破美苏孤立中国的政策，毛泽东发展了他中间地带的思想：“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中间地带。日本也是第二中间地带。”[3]（P，509）根据这种分析，第一中间地带的国家成为反对美苏两霸的直接同盟军，第二中间地带的国家成为间接同盟军。“中国这时的外交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这一时期，中国把亚、非、拉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8]（P，7）中国除了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坚决支持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统一的斗争外，中国的第三世界的政策也具有“两面开弓”态势：中国从最初以巨大物资支持，积极推动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转变为坚决主张无限期推迟，是因为一些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参加国坚持邀请美国和苏联参加；中国在1965年的印巴战争中支持巴基斯坦，是因为印度背后有美苏两家的支持，中国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发动的“六•五”战争，不仅反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也揭露和谴责苏联对美、以的纵容。

　　（三）反修反霸的同盟。中苏大辩论争论的议题之一是对广大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式以及对待它们的态度问题。1965年中苏两党从组织上分裂后，林彪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强调中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所走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对亚非拉人民“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这一讲话得到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高度评价。[12]从此，中国加大了对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随着中苏分裂，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第三世界国家又成了中国反修反霸的同盟军。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支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因反对苏共在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上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遭到苏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苏联不仅停止了对阿的一切援助，而且还撤走了在阿工作的所有苏联专家。次年1月，阿政府要求中国政府提供物资援助和帮助建设69个成套项目。2月，中阿两国签订中方向阿方贷款的协定，确定从1961—1966年，中方向阿方提供11250万卢布的无息贷款。[2]（P，35—36）此后，中国对阿的援助不断增加。70年代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并据此执行“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力图在全球，包括第三世界建立一个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因而在第三世界国家执行了一条“以苏划线”政策，试图以此抵制苏联在第三世界不断进行的扩张。中国提醒亚非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在驱逐原殖民统治时，不要忽视了对苏联在这些地区渗透的警惕，提醒它们不要“前驱狼”，“后进虎”，要“驱狼拒虎”。

　　（四）不结盟，不划线，外援减少，共识增加。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调整外交战略，执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不需要去争取同盟反对一个主要的敌人，中国改变了在第三世界“以苏划线”的作法，认为“一些国家或同苏联关系好些，或同美国关系好些，这是毫不奇怪的，中国应体量它们的处境，尊重它们的政策和作法。”[13]中国政府这时强调的是“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由于中国与它们的关系不再受到中国与美苏关系的影响，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余地增大，灵活性增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点也明显增加。如在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联合国大会的投票中，中国对联大决议投赞成票的比例从1978年的65.9％上升到1979年的77.2％，到1987年则上升到86.4％。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一致的比率从1971—1976年的58.5％上升到1981—1983年的80.5％，1984—1987年再上升到84.5％。而对同类决议的反对票比例则由1971—1976年的大约7％几乎下降到零。[14]

　　（五）推动多极化和人权斗争的同盟。在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压，借口人权干涉中国内政成为中国外交斗争的主要对象。而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的多极化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在这两点上，发展中国家又被中国看做是中国外交的同盟军。中国从“六四事件”中得出经验“中国的许多真朋友是在第三世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合作和互相支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第三世界国家将更加成为我国在国际上继续发挥重大作用的坚强后盾……和亲密盟友。”[15]因此，当世界银行采用价格对照法将中国列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时，中国对此予以抵制。当西方提出邀请中国参加即将在日本冲绳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时，中国予以拒绝。不仅如此，中国认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将是发展中国家，甚至到了21世纪的中叶，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后，“中国绝非就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搞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将成为中国调整以及搞好同大国关系的一个战略依托。在人权问题上，在中国反对西方国家借口“人权”，“人道”侵犯国家主权的斗争中，中国认为这不仅仅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而是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斗争，中国代表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立场。正如中国外长唐家璇在回顾1999年世界形势和中国外交时所说，“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一年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共同维护正当的权益，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中国在联合国反对西方国家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干预”行动“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赞赏。”[16]

　　在促进世界多极化方面，发展中国家也被看做是中国的天然同盟军，中国认为自己的立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是一致的。科索沃战争后，《人民日报》发表观察家文章指出，美国利用其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的优势，“企图加紧构筑在国际事务中由美国一家说了算的‘单极世界’，并由美国霸权主义来主宰21世纪的世界秩序。”[17]但中国主张“单极世界是危险的，多极要比单极好，多极格局有利于中小国家维护自身的主权和独立，有利于他们发展民族经济。”推动世界的多极化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项战略内容，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也不认为这仅仅是中国的一国之见，而认为亚非等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表示不满，对当前国际形势中的一些不稳定因素表示关切和不安，认为多极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18]在这种战略背景下，中国一些学者提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无疑将提高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影响，对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平衡国际关系、制衡大国强权政治以及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这在“冷战结束后世界的两极格局瓦解，‘一超多强’多极化趋势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增强，必将对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的趋势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在推动全球多极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的外交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19]。有时候非洲还被单独看做是“多极格局中的一极”而得到重视。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中国政府再次调整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政策。

　  四、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几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