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外蒙古正式脱离中国版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外蒙古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独立？它是如何发生的？应当怎样看待这件事？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评论和研究，取得了一批较有影响和价值的成果。但与此同时，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却颠倒黑白、混淆历史，通过网络等手段进行传播，造成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在思想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本文围绕外蒙古独立，从已公布的档案和材料入手，对其研究状况进行概述，同时，结合其中的不同观点进行评论，以期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档案材料

　　外蒙古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20世纪，在这个地区出现过三次“独立”。前两次分别开始于1911年和1921年。关于这两次“独立”，在相关的史料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①]、《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②]、《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③]、《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④]，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中俄关系史料》[⑤]等。

　　本文评述的重点是第三次，即1945年的独立。从真正意义上讲，关于1945年外蒙古独立的研究，应当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算起。1982年，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了《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这批档案大部分摘自《蒋介石档案》，是目前已经出版的收录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史料最多、最权威的集子，共收史料1687条。较为详细地披露了雅尔塔会议前后直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这段时间国民党与苏美两大国之间所开展的外交活动，涉及1945年外蒙古独立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档案材料。[⑥]这本书已被大陆学者广为征引。但这批档案只公布了九次谈判中的前六次，即第一阶段的谈判纪要，至于第二阶段只在来往电报中有所涉及，而没有公布纪要。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不过，在2000年之后俄国方面公布的一批外交档案弥补了上述缺憾。这批档案涉及1937-1945年苏联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外交活动，其中就包括了1945年宋子文与斯大林两个阶段共九次谈判的全部纪要。[⑦]对照中俄两部档案文献，我们就可以将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之后中苏美三国之间所开展的外交活动至6月底中苏之间开始就签署条约、苏联出兵东北以及外蒙古独立等一系列问题所进行的谈判作较为全面地梳理和研究了。需要注意的是，这两批档案虽然涵盖了这个时期中苏谈判的全部内容，但是，由于记录者的立场和观点并不相同，一些内容在双方的记录稿中并不完全一致，需要研究者作具体的分析，以便择出相对客观的材料，而不能采取“拿来主义”，把记录稿中的每一句话都不加分析地看作是无可置疑的材料。

　　俄国著名史学家阿·列多夫斯基的《苏联、斯大林与中国的命运——文件集与亲历者回忆（1937~1952）》 [⑧]一书，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与外蒙古独立有关的档案材料。从时间和内容上看，正好与前述两部档案相衔接，并延伸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样就为研究者从整体上把握1945年外蒙古独立，并按时间顺序对其进行追踪研究提供了档案材料的支持。

　　外蒙古独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因此，在开展研究时，还应对当时发生的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进行多方考证，这样也就涉及一批相关档案材料。例如，《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⑩]、《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11]、《斯大林同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 [12]等。当事人的回忆同样也是这一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杜鲁门回忆录》[13]、《哈里曼回忆录：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4]、《蒋经国自述》[15]、《顾维钧回忆录》[16]、《王世杰日记》[17]、《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18]、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等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回忆录从不同角度述及外蒙古独立，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当然，回忆录并非完全可靠，这一点已不乏其例。

　　但是，目前仍有许多材料还无法利用，有待进一步挖掘和等待。这些材料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虽然现已经公布，但多数大陆学者尚未看到的材料，如秦孝仪编纂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20]、朱汇森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事纪要》[21]等；二是尚未刊布的材料，如《蒋介石档案》中关于战时外交尚未公布的重要史料、台北“国史馆”所藏战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外交部等机构的档案和一些外交官的个人专档等。此外，俄国方面的档案材料也有待进一步解密。俄罗斯史学界历来重视档案的整理和挖掘。

　　二、研究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