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一度松动的关系未获发展，反而因中国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而使中国同英法的关系更加紧张。可以说，1956年以后中国同西方的关系不但没有得到进一步改善，反而有所倒退。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转而强调说：“我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同亚非国家也进行着合作，没有这些西方国家，我们一样可以发展经济和文化。”[1]并且于1957年9月提出外交政策三项原则：“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他还对此作了说明：“这和杜勒斯的方针相同，他们怕我们去闹事，不同我们建交。”[2]这明显流露出他对西方国家的失望。

　　另外，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之音。1956年以后，中苏关系在波匈事件后的再次协调并没有持续多久，两国又开始出现摩擦。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访问莫斯科期间，发表了他对于当时国际局势的著名论断——“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3]，乐观地认为美帝国主义和原子弹也是纸老虎。这种观点使得正在谋求国际局势缓和的苏共和其他国家共产党极为不安。在社会主义和平过渡问题上，中苏也发生了争论。毛泽东不同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他坚持自己的“两手论”：一是尽量争取和平过渡，二是准备暴力革命。[4]然而，苏联并不放弃自己的观点。由于在两大阵营中交往的不顺利，毛泽东等人开始考虑中国外交要另辟蹊径。

　　这时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是最令毛泽东感到振奋的事情。第三世界国家在“万隆精神”的鼓舞下揭开了斗争的新篇章。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是在亚洲，以印度和中国的独立与解放为突出代表；那么这一阶段，民族解放运动在中东和非洲更为引人注目。在亚洲，新加坡、马来亚也于1958年开始实现自治和独立。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增强了毛泽东的革命信念。毛泽东在莫斯科为他上述“东风压倒西风”的理论举出的10条理由中，有8条就涉及到第三世界。因此可以说，对第三世界革命的不同理解是中苏理论分歧之一，而反过来，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受到的挫折又促使毛泽东越来越重视第三世界。

　　于是，在同西方的继续敌视中，在同苏联的理论分歧中，毛泽东开始把目光投向第三世界，重视同它们的交往，并且鼓励它们的反帝斗争。中苏两党的理论分歧，进一步发展到两党关系和两国关系的摩擦与冲突。1958年和1959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后，毛泽东逐渐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5]。对于苏联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6]。第三世界因素在毛泽东的外交思维中渐渐加大了砝码。新中国同第三世界的交流、团结和合作日益重要起来。这个时期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虽然仍以社会主义阵营为依托，但也开始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寻找新的力量，开始将无产阶级的国际使命同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结合起来。

　　（二）1958年之后到1962年前后，毛泽东开始把第三世界视为新的革命动力

　　50年代末60年代初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仅1960年一年，非洲就有17个国家宣布独立，使这一年以“非洲独立年”载入史册。1962年，阿尔及利亚经历长期的解放战争后获得独立，这是非洲大陆民族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在美洲，最引人注目的是古巴。在亚洲，印度支那的局势更加复杂。印度、印尼等国开始相继收复老殖民帝国仍旧霸占的一些国土。1962年，印尼收复西伊里安。此外，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也开始了某些联合与合作。1961年举行的第一次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将第三世界从亚非会议确定的亚非联合，发展为亚非拉的世界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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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7页。

　　[2]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8页。

　　[3]  毛泽东：《新世界的力量超过了旧世界》，《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9日。

　　[4]  转引自阎明复：《胡乔木和两次莫斯科会议》（《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5]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18页。

　　[6]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