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对照，社会主义阵营的情况让毛泽东反感和不安。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宣扬苏美在许多方面“决定着整个国际局势”的“戴维营精神”，主张裁军。随后赫鲁晓夫从美国直接来到中国，在30日的国庆宴会的讲稿中暗中警告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定性”[1]。这引起了中苏双方领导人的激烈争吵。毛泽东开始在内部尖锐批评说：“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2]对于苏联极力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并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采取看似不偏不倚实则偏袒印度的态度，毛泽东十分愤怒和失望。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莽撞和软弱也使毛泽东很不以为然。面临着美苏缓和的形势，一直处于两大阵营冲突前线的中国于是以革命外交的方式来摆脱这种外交的尴尬局面。

　　1958年2月改由陈毅元帅任中国外长时，毛泽东已经在酝酿革命外交了。1958年中国对于中东事件的反应以及炮击金门，就是革命外交的一次尝试。然而1959年到1960年初，由于“大跃进”后在国内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也由于与苏联的关系大体保持友好，中国的外交主张仍然是和平与缓和。中国越来越加强了和第三世界的联系和交往，但当时毛泽东在言辞中并不强烈主张它们反帝，更没有提出反对第三世界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政府，甚至对于中印关系，他都再三说：“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3]然而随着中苏之间矛盾的加深，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他的革命外交政策逐渐成熟。1962年2月，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开始向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方面的重大建议，包括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要量力而行的建议，被毛泽东批评为中国党内的修正主义观点。1963年以后，他进一步把这种观点概括为“三和一少”。自此，党内有关缓和路线的观点遭打击而沉默。毛泽东大力支持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革命外交观点占据了上风。至此，毛泽东对第三世界国家反帝斗争的坚定支持态度完全形成。

　　毛泽东革命外交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支持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要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责任和民族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在这里，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开始突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局限，将第三世界作为新的革命动力来源，开始了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全面关注和支持。他表明中国要“团结所有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的朋友，不管是什么国家，什么政党”[4]。但这个阶段中国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还没有公开分裂。

　　（三）从1963年前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毛泽东完全将中国归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对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进行全力支持

　　1962年下半年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对中印两国、对亚洲乃至对世界的局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963年，中国外交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是中苏之间相互的文字讨伐。中苏两党由于理论分歧所掀起的意识形态论战，导致了两国之间的敌对和冲突。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周边展开了进一步攻势。自1961年5月，美国派“特种部队”进入南越展开所谓“特种战争”后，美国逐渐卷入对越南的战争。1964年，美国以“东京湾事件”为借口，开始对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轰炸，这也是美国对中国的战争挑衅行为。这一阶段，由于美国变本加厉的敌视态度、中苏论战的升级以及印度的恶意挑衅，中国受到了来自东部、北部和西部的多重威胁，形成了当代中国外交形势最为严峻的局面。

　　在这种艰难局势中，第三世界地区的独立解放运动更加引人注目和使人振奋。1961年至1968年，非洲又有17个国家相继宣布独立，英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基本结束；在亚洲，越南抗击美国侵略的战争进入高潮；在拉丁美洲，继古巴独立之后，巴拿马开始了争取收回运河主权的活动，多米尼加反对美国干涉其内政；在国际组织方面，不结盟运动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对此欢欣鼓舞。他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豪迈诗句来形容当时的国际形势。不仅仅是毛泽东，当时国内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都为这一革命洪流而激动着，他们相信“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5]。

　　------------------------------------------------------------------------

　　[1]  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5页。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01页。

　　[3]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76页。

　　[4]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67页。

　　[5]  叶剑英：《远望》，《远望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