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第三世界同中国的友好交往，使中国外交进一步突破了意识形态壁垒，为日后毛泽东国际战略的转变打下了一定思想基础。毛泽东这一时期所形成的世界革命理论已不同于原有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观点。不可否认，毛泽东对于当时第三世界的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和片面。他没有充分估计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中的复杂性，没有完全了解第三世界同原宗主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没有充分了解第三世界革命的局限性，没有看到当时世界总的趋势是在曲折反复中缓慢地走向缓和。因此，毛泽东这时候的革命主张过于激进。但是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解决的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民族解放问题”[1]。只是这种民族解放运动同资本主义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一样，“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支援”。他只是期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就，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来说，具有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2]。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广泛交往，开始突破意识形态壁垒，不再以一国的社会制度作为交往的界限，而将“反帝、反霸”作为国际统一战线的标准，客观上进一步明确了捍卫国家利益的外交最高原则，更深刻认识到在外交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因此，出自激进意识形态的调整却客观上奠定了现实主义国际战略的基础。

　　第三，第三世界与中国的频繁往来，使毛泽东的国际战略调整不断付诸实践，增长了中国灵活机动的外交艺术。十年中，中国对第三世界进行了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毛泽东国际战略调整也就是逐步调整对“敌、我、友”的分析、加强对第三世界关注和支持的一个过程。中国逐渐调整了对自身的定位，逐渐将自己归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而且是领导革命的重要一员。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中国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一度出现危机。但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迅速调整了外交政策，纠正了“左”的错误，这十年中国跟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总的来说发展是较好的。这是中国在冷战的背景中，寻求两大阵营之外的空间的一次尝试和练习。这次练习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一次突出表现。中国逐渐摆脱了原有僵化的外交方式，增长了灵活机动的外交艺术。因此，同第三世界发展友好关系可以说是毛泽东国际战略转变的一次演练。

　　因此，“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在毛泽东对世界格局的分析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同第三世界的交往，是中国开始新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一次尝试，使中国突破了原有的思维限制，成功地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获得了新的外交空间，为70年代初的进一步突破奠定了基础。虽然这次尝试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遭到了一些挫折，但是中国最终并没有再退回到原有的国际角色中去，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在此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因此酝酿了70年代初新的国际战略。这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国际战略调整的最重大的意义。这种国际战略的调整，对当时和日后中国内政外交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首先，国际战略的调整和对第三世界的支持和援助，使冷战中的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外找到了新的外交空间和革命力量。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当时就被称为“新兴力量”。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背景和中国所面临的局势作出的国际战略调整，虽然不免受到主观激进思想的影响，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当时的必然选择。在毛泽东新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指引下，中国找到了新的盟友，不至于在60年代艰难的国际形势下陷入孤立。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是中国与第三世界外交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中国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有了交往和联系；中国不遗余力地支持和帮助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在今天看来，中国这种先算“政治账”再算“经济账”、甚至不算“经济账”的做法似乎是不明智的。但是，当时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门外，跟两大超级大国都交恶，只有联合第三世界新独立的国家和革命力量，才能在国际上提高自己的地位、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才能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对于第三世界无私援助，才被当时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看作是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因此说，毛泽东国际战略调整的第一个积极作用是，为中国找到了新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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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70页。

　　[2]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