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认为党史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党的其他思想工作一样，是为着支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1]他注重党史工作的战斗性，又强调党史工作的科学性。他说：“党史工作的战斗性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科学，依靠的是真理。这种战斗就是科学与反科学的战斗，是真理与谎言的战斗”。因此，“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党的各种根本问题”；[2]“必须加强对在国外论著中经常出现的许多比较重要的、有影响的错误观点和歪曲我们党的历史的言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有理有据的分析和批判。”[3]根据胡乔木的指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曾多次联合召开评析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状况的座谈会。每次座谈会，胡乔木都从头至尾参加。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杂志，也是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创办的。

　　胡乔木怀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从事党史工作。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党史不应当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党史工作要改革，而要改革就必须开放。只有开放的工作才能产生开放的党史。[4]为了改进和提高党史工作，把中共党史写成一部开放的党史，一部具有科学性的著作，他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指导性的意见。

　　一、研究党史，要注意四面八方。

　　胡乔木指出：“党的历史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不能分开的。”“离开社会的发展，孤立地讲党史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的。”[5]他认为,注意四面八方，党史就必须写以下几个方面：

　　１、要写人民群众。党史要表现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党的斗争是反映群众要求的，是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要让人们看了党史以后，真正感到党是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的，是尊重人民的；而不只是党自己在照镜子，左顾右盼。

　　２、要写朋友。党是依靠与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这些人，如宋庆龄、陈友仁，如鲁迅、邹韬奋，如杜重远、阎宝航等等，在党史中应当有他们的地位。我们党在困难时得到人家的帮助，作为胜利者来写历史时不能把人家忘了。不写他们，那是一种狭隘的宗派观念。那样的党史，人民是不会接受的。

　　３、要写地方与普通干部和党员。党史既要写党的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活动，也要写地方组织、党的优秀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活动。不能因为领导的错误就把党的群众性斗争一笔抹煞。党史上的优秀干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斗争，都应该有生动形象的记录。胡乔木指出:“党史应该有新的材料，新的观点，新的态度。党史是人民构成的历史，跟人民斗争的历史分不开，我们要在人民斗争历史的背景下写党史。党中央和领导人要写，但是要避免分量太大。”[6]“党史不要只讲党中央这样正确,那样错误,还是应把人民的斗争、党的斗争,热气腾腾的局面反映出来。”[7]

　　４、要阐明党的每一步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为了更有说服力地阐明这一最基本的历史经验，还必须将中国党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进行比较研究。

　　这样注意了四面八方写出来的党史，才能不只是一线一面，而是立体的。[8]

　　二、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胡乔木要求：“对党的历史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入，精密化，更要重视详细地占有材料”。他说：“我们要继续做好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只有充分地占有和利用一切可靠的资料，把这些资料甄别清楚，才能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才能写出有战斗力的历史论著。”[9]他强调：“由中共中央领导编写的党史应拿出权威性的材料。”“资料方面要有新东西”，“要拿出一些新材料，否则不可能超出过去的党史本子。”[10]“一定要多用一些新的事实，对于这种事实一定要有新的见解，对于事实的描述和分析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思想，并且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已经发表的材料和没有发表的材料都要用得比较充分。这样，表明党史是在掌握了充分材料的基础上写的。”[11]他还说：“现在美国、苏联、日本都有一些专门研究中共党史的研究会、研究所。如果我们的研究水平比不过他们，是无法向中央交代的。”[12]

　　在这方面，胡乔木采取了一些措施,做了不少具体工作。

　　胡乔木认为，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有计划有领导地开放党的历史档案。我们不能因为有少部分档案要保密就不扩大开放。只有开放档案，党史研究领域才能形成竞争的环境。[13]他对档案馆负责人说：“要破除陈腐的保密观念”，要把档案馆“由封闭型管理变为开放型管理”，不要老是“一把锁”，要开放档案为历史研究，为学术研究，为党的中心工作和各项工作服务。[14]

　　胡乔木指出，要系统地研究、整理、编辑出版、公布档案资料。多卷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本和公开本都是由党中央决定，在他支持下编辑出版的。[15]以后又续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新时期形成的文献系列集《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以及大批地方革命历史文件选编等等，也是在他同意和支持下陆续编辑出版的。[16]在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到来之前，他亲自主持编辑出版了《遵义会议文献》。为了选用张闻天有关遵义会议的论述，他不仅让张闻天选集传记组提供意见和文本，而且还从档案馆调阅了张闻天１９４３年所写的长达四五万字的延安整风笔记，亲自考量，从中节录了约一千二百字，加上《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的标题。为了写好《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段落，他和邓力群一起主持编辑了两部篇幅相当大的、关于“文革”十年间毛泽东言论和“文革”十年间重要文件的资料集。他还指导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研究人员住到中央档案馆长期查阅档案，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

　　胡乔木还指出：“为了写好党史，要多收集资料，收集国民党和外国人写的共产党的历史，看看他们怎样写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并说,《张治中回忆录》，托派王凡西写的《双山回忆录》，对我们写党史有用处。[17]

　　三、要搞清楚理论问题，通过党史表述这些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