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同志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熟谙多门科学的社会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时，他担任第一任院长。我和乔木的接触，开始于１９４９年夏天。几十年来，我一直在他的间接或直接领导下工作。
　　１９４９年，我写的一本谫陋的小册子《美国侵华简史》由华北大学印出。乔木当时正主持《人民日报》的工作，他从一位编辑的手中看到那个本子后，决定全文在报纸上连载。《美国侵华简史》撰写于解放区，资料单薄，报纸的刊载，对我是一个无声督促；它要求我把这个题目再写下去，并有计划地研究中国近代史。自那以后，我或者参加乔木主持的会议，或者请他审阅文稿，或者听他谈论学问，教诲启发，每有提高。大约１０年前，我写的涉及自己学习过程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开国的一代，学术界和其他各界一样，众星闪耀，俊彦辈出。北京又是人文荟萃的地方。他们或者领导一个部门、单位的工作，或者在思想文化的某些领域影响显著。我作为晚辈后学，在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领导下工作，向学术界其他前辈和同志求教的机会也很多。他们的快言高论可得而闻。与战争时期相比，自己多少有了一点进步，和这个环境条件是分不开的。”这里讲的开国的一代学术界众星闪耀，在我的心目中，胡乔木是那些闪耀光芒的群星之一，而且是一颗在许多时间里始终保持着自己亮度的星。
　　胡乔木同志长期主管思想理论工作，对于如何加强祖国历史的研究，他倾注的心血是不少的。近些年里，他多次强调要重视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就是一例。为避免枝蔓，我想不去罗列那些事实，而只着重讲《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上阐述的历史方法论问题。
　　胡乔木在《文集》第二卷里反复讲，“历史要分析”。他说，看待历史不能简单化。把历史简单化，就会不合事实。历史唯物主义要求非常仔细地、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不是像贴标签那样。随便贴标签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庸俗化。《文集》第二卷论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中国２０年“左”倾、对社会主义新认识等问题的文章占着不少篇幅。它们中间，有作者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前后讲的，也有很晚撰写的。作者在那些文章中对历史进行的具体分析堪称典范。
　　关于“文化大革命”：作者说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它都不能叫作革命，而是中国的内乱，是特殊局面下的、跟历史上一些内乱不相同的内乱。毛泽东对此应负主要责任。他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把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正常活动，看成是阶级斗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发动了这场所谓革命，究意谁是革命对象，谁是革命动力，这样一些根本的问题，他自己也不清楚。他说这个革命与过去革命战争不同，过去南征北战，敌人很明显，所以仗好打。现在谁是敌人，谁不是敌人；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弄不清楚。自己连敌人都没有弄明白，就来发动了一个革命！他创造了很多名词，什么走资派、死不悔改的、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其实那些作用都不大。真正起作用的是他把“走资派”改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这句话挽救了他，可以下台。不然的话，毛泽东也没法下台。依靠什么力量来革命，他也不知道。毛泽东有一个谈话，说我开始曾把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红卫兵）身上，后来，感觉到这些人也不行。那么，依靠谁呢？他没有答复，也就是没有找到一个社会力量来进行这么一个革命。结果造成了一个职业的造反派，结成帮派体系，专门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破坏活动。那时他受到了很多刺激。其中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是一次刺激，《海瑞罢官》问题又引起刺激。还有别的刺激。毛泽东那个时候的思想是不正常的，根本说不上一种理性的思维、逻辑的思维。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实在是毛泽东的冲动。
　　这些叙述，当然完全合乎事实。然而作者绝对没有因此认为，“文化大革命”那样引起整个民族震撼的事件，可以简单地从毛泽东个人的原因，从他的性格、品质等去作出解释。作者强调讲，说来说去，还是《历史决议》上讲得对。看待这样重大的问题需要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而不能从个人的性格、品质去寻求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国内历史原因，也有国际原因，包括马列的一些不明确的被误解的论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影响，指出这些原因才是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全面的。否则无法解释，何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忽然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个人性格、品质也并非不是问题，但着重讲这些方面，不能教育群众，不能提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每个人都有他的品格，他的品格里面都有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毛泽东也是这样。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光用一个人的品格怎么能够作出解释呢？作者在此，自然没有也不需要展开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学术讨论，他的论述是对历史所作的鲜明的唯物主义的分析。
　　这里解释一下，上面叙述的作者认为毛泽东受到了很多刺激的一段话，原文是这样的：“《海瑞罢官》引起来的问题的刺激大概比较大，还有一些别的刺激。林彪讲，毛主席最近就是考虑政变问题，那个话毛主席看过的，可见得是真的。”在“一些别的刺激”下面，忽然紧接“林彪讲，毛主席最近就是考虑政变问题”，上下两句话中间，明显存有空档。为什么？其实“别的刺激”就是讲有人提出了搞政变的问题。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在一次酒会上，苏联某元帅借祝酒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贺龙说，毛与赫鲁晓夫冲突，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把毛搞掉。贺龙当场反驳了苏方的谰言，并在酒会后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向对方提出抗议，回来后报告了政治局。后来在党内一定范围里说过这件事。苏联高层有人公然提出要中国党搞政变，这对毛泽东当然是很深的刺激。作者当时为了避免点明林彪讲话的来历，所以从文字表面上看去缺了点什么。我想还可以说一句，毛泽东的权力、威望这时正居于顶点，无法想像什么人可能发动政变去推翻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依靠林彪去防止政变，后来真正想要发动政变的恰恰就是林彪。毛泽东万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事。
　　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个题目在《文集》第二卷里讲得很多，中心意思是一定要讲毛泽东思想，而且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主席的错误。那些论述有不少深入的分析和概括。分别来说是两点：头一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违反马克思主义，违反科学。“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只有在剥削制度社会或由剥削制度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时期才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这个口号就是错误的。毛泽东长期坚持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阶级斗争，而不是发展生产力，使他走上了空想的道路。在他的思想上，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空想的原则取代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他把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讲过的一些话，例如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产阶级这一类话当作法宝，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始终都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且“文化大革命”搞一次是不行的，一定要搞多次。照这么一种理论，这个社会主义简直是不如资本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根本不能安定，生产也不能发展，因为它不断地产生阶级、阶级斗争，而且这种阶级斗争只能够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来解决。人类社会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必然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这把马克思主义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