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契机的意义及其限度
　　１、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国际契机
　　考察近现代中国时，抛开西方冲击（ＷｅｓｔｅｍＩｍｐａｃｔ）这样的国际契机是无法论述其历史的。实际上，它对中国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首先，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当权者认识到，只有以军事为中心的近代化才是中国图存之路。继而来自外国的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思想的冲击，令中国人痛感到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西欧，比传统的中国“优越”。中国继续以中华思想美化自己的传统已经不可能了。
　　近邻日本的迅速转变，对中国的冲击更大。效仿欧美实行近代化的日本，特别优先继承了西欧近代化的军事侧面，加之日本大肆宣扬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联合意识，这种冲击已超过欧美对中国的影响。日本的侵略大陆政策在历史上和思想上对中国的冲击之大，超出我们日本人的想象。
　　那么，与鸦片战争后的“西方冲击”和三、四十年代日本的侵略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的冷战对中国的影响如何呢？正值中国业已作为国民国家初步开始自我形成的时候，美国的巨大军事压力和苏联极力宣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势，使中国受到更深刻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际因素对中国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深化，同时反复地变换着形式。
　　在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时代，国际影响正从中国的城市向农村深入。当然，６０年代末以后世界的政治经济变动巨大，开放的中国确实被卷入其旋涡之中。可以说那是以抗日战争时期那种抵抗方式无法阻止的巨大的物质、金钱和信息的潮流。国际冲击的力量现在正撼动着中国的经济社会。
　　２、改变国内状况的国际契机
　　那么，鸦片战争以来这种国际冲击的力量是怎样改变中国国内状况的呢？
　　首先，鸦片战争以及不平等条约体制的形成，给中国的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进而，受基督教影响的太平天国，由于它否定传统的儒教和孔子的价值，所以给统治基础以冲击。于是，与清朝共有危机感的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汉人官僚为了支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体制，实现同治中兴，掀起了学习外国军事和经济的洋务运动。这对于一直在传统的中华思想下固守的中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近代化的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是复杂而曲折的。进入清未的某个阶段后，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和有限的议会制民主，在中国的革新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层看来，似乎是一种模式。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之后，才出现试图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改革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形势。这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运动。这场运动虽然因为戊戌政变和义和团等事件而中断，但是，其后运动中的某些内容由试图起死回生的清朝作为不可避免的手段继承下来。结果是，废止选择精英的固定化科举考试，成立作为实质性的地方议会的谘议局。如果没有日本和西欧的影响，这些新事态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在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领导人对日本的过高评价中，也有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过于袒护日本政策中害人害己的方面。例如，孙文把日本明治维新的志士们的气概和有关亚洲主义的言论当作中国革命的榜样。然而，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日本，背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逐渐地加重了军国主义色彩。满铁的成立，单方面合并韩国，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在凡尔塞会议上强行继承原德国的在华权益等等，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对日本抱有的幻想破灭了。孙文虽然对日本还残存期待，但是已逐渐远离日本转向对弱小民族表示好意的苏联，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蒋介石也迫不得已地体验到了同样的失望。尽管他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学基础，很尊敬日本人。不赞同苏联介入中国的蒋介石尽量取悦于日本，处心积虑地让日本的统治者理解中国国民革命的不可避免性。然而，日本接二连三地出兵中国山东，使蒋的良好期待破灭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蒋对日本军人政治家彻底失望了。
　　尽管如此，以扩大权利和消灭共产党为目标的蒋介石，继续采取“安内攘外”这种优先统一国家的方针，企图暂时避免同日本的直接对抗。但是，日本扩大“满洲国”、分离华北工作和卢沟桥事变激起了中国高涨的抗日形势。这终于突破了蒋的统帅能力，此时他的方针对控制局势变得十分有限。当然，如果从他建设强有力的政府和统一国家这一以自己的权力为中心的政治学角度来看，蒋介石历来的对日政策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如果考虑中国因外压而发生了形势的变化，已经进入民族意识对社会发挥着重大影响的时代的话，那么显然蒋介石是在逆潮流而动。
　　抗日运动给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站在民族战争前列者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这一结果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交锋中的不败地位。而且，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战后内战中的连战连捷的胜利，成功地统一了全中国。在这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当时的国际契机也给中国的历史以决定性的影响。
　　１９４９年实现了完全自主独立的新中国，置身于冷战这一国际环境中进行着国家建设。美苏冷战超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当初的预料，建设国民国家尚处在途中的中国不得不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面对国际新事态。对于经济上落后，又因长期内战和抗日战争国土荒废的中国来说，这是残酷的考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层的危机感超出了当时的客观实际，这也不无道理，可是，其结果是悲剧性的。当中国以过分的危机感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时，围绕中国的形势又紧张起来。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中国走一条从大跃进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结果，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决定性地落后于国际社会。
　　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１９７８年末邓小平举起的经济改革、开放的旗帜适应了世界的潮流。这显然来得过于晚了，于是新路线为实现富国目标不得不经常冒着“过热”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往往犯走过头的错误，每到一定时期必须进行一次自我修正。即便是在比较稳定的时期，这种波浪式发展，也在中国政治中扎下了根。因而，可以说现在中国的发展仍处在国际环境的强大影响之下。
　　３、对以国际契机为中心的历史观提出异议
　　那么，基本上以外来的国际契机为中心描绘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史是否妥当呢？关于这一点，从根本上提出疑问的是科恩的《中国历史的发现》一书（ＰａｕｌＣｏｈｅ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
　　按照科恩的看法，以往的近现代中国史研究，过分地以欧美的价值观描绘历史。从欧美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来讲，中国的近代无疑是从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开始。而且，欧美人在论述中国的变化和发展时，往往把对欧美人有意义的东西作为认识的对象。从这种观点出发，宛如把适应欧美的侧面当作中国历史的中心来论述。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史是作为“西方冲击”和中国对其“反应”的历史来描述的ｃ事实上，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的自律性，就这样被全盘否定了。而且，欧美学者在论述中国的“传统”和“近代化”时，常把“传统”当作落后的、封建的东西。说起“近代化”就是工业化和民主化所象征的那样，成了积极性和尊重个人价值的源泉。其近代化的模式，尽管没有明说就是欧美式的，但已是不言而喻的前提。在这里，中国始终是被动的，欧美才是解放中国“潜在能力”的历史的主体。
　　那么，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呢？那是以中国自身内在发展的东西为基准观察中国的研究方法，是更重视分析不管有无外来冲击中国依然持续发展的因素的研究方法。具体地讲，是把下述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即人口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扩大，知识的传播，起领导作用的一切社会阶层和社会类型的发展过程，中国独特的统治结构及其合法化的逻辑变迁等。
　　如果站在内在发展论立场上，那么权力斗争这些东西逐渐被相对化，普通民众成为历史的主体。
　　笔者很早就对把欧美式近代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抱有怀疑，我调查了作为近代化恶果的公害的现实及其社会影响。１９８４年以来多次参加中国农村的调查，这也是因为想最终追求内在式发展的可能性。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笔者与科恩的基本想法是一致的，但同时也对他的研究方法提出不少疑问。就是说，在具体地弄清地域的特殊性之后，怎样将其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分析结合起来？内在性的东西与外向性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内在发展与外来冲击之间是如何相互触发的？等等。
　　从同时重视中国的内在发展和对其基础带来冲击的国际契机这一观点出发，应该如何具体地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呢？

　　二、以内在发展论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